周野鹿鸣

牺尊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石鼓山西周贵族墓最新出土的文物珍品，其中尤以出土青铜器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3号墓和4号墓的青铜器为主。展品中包括了部分极为稀见或首次经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精品，如球形凤鸟纹簋、龙纹簠以及两件牺尊。

“从2012年宝鸡石鼓山西周大墓考古发掘开始，我们就有了举办这个展览的想法。因为这个考古发现对研究青铜器，研究商周考古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所出土的文物，让很多流散在欧美的青铜器能够追根溯源了。”上海博物馆青铜部主任周亚引领我边看展览边介绍道，“我们希望展览要兼顾学术性和观赏性，学术上我们要反映出对这批青铜器的认识，对一般观众而言，要给予他们艺术性的欣赏，这是我们总的一个策展思路。”在展厅的设计上，周亚向设计师提出要求，尽量把当时墓葬的状况反映出来。展厅被还原成当时出土的环境，陈列柜模拟成青铜器所在的二层台壁龛，让观众有种身临其境之感。

在宝鸡鸡峰山北麓，一支秦岭的余脉蜿蜒伸向渭河。唐代初年，在这发现了秦人先祖祭祀所留下的10个鼓形石头，每个侧面都刻有一首四言古诗。从此，这支秦岭余脉便有了“石鼓山”之名。石鼓山遗址位于宝鸡市渭河南岸的台地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石鼓山出土，随后的几年，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曾多次在石鼓山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包括新石器时代、商周及春秋战国等时期的多种遗存。因受工作规模和目标的限制，当时并没有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勘探。

2012年3月至4月，石鼓山村民在建住宅时，两次挖出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但在宝鸡地区发现青铜器好像已经司空见惯，几件铜器并没有引起大家对石鼓山的过多关注。同年6月22日，一座带6个壁龛、并且随葬大量青铜器的墓葬（后来编号为M3的大墓）破土而出。考虑到1983年以来石鼓山曾不断发现商周青铜器，结合2012年的发现及3号墓的发掘，考古所初步推测这里应该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重要墓地。于是，2013年针对石鼓山的全面考古调查与钻探工作全面展开。

2013年8月至12月，考古所对勘探发现的石鼓山4号墓等进行了发掘。非常幸运的是，与3号墓一样，4号墓也没有被盗过，其结构与3号墓基本相似，在二层台上部也设置有壁龛，从中出土了50件青铜礼器和10多件（组）的贝、玉、石、陶及漆器，其中的铜器带有铭文、族徽的达8件。由于3号、4号墓相距不远，加之墓向一致、规模相若、形制相同，出土器物种类和摆放位置也接近，尤其是在北壁西端壁龛中都随葬了一件代表其族属的高领袋足陶鬲，高领袋足鬲改变了以往此类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

“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现场

周亚说：“在石鼓山的出土中，发掘出数件非常重要的礼器，包括禁、彝、簋、罍、卣，以及考古出土的第一件簠等。这些对于考证早年流散到海外、非正规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研究有重大意义。”为了这次展览，周亚特别向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借来铜禁与石鼓山出土的相对比。

“禁”作为盛放酒器的案几，在宝鸡地区格外流行。传世和考古发掘都很少见到这种器型，考古界公认世界现存的铜禁不超过10件，而且全部出自宝鸡。石鼓山的这一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正规考古发掘出土的。那之前，戴家湾共出土了大小铜禁6件，大铜禁现存两件，一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一件藏于天津博物馆。其他下落不明。

龙纹鼎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宝鸡斗鸡台，也就是今天的戴家湾地区，有一座古墓被盗挖，出土铜器20余件，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柉禁十三器”（尊、卣、爵、角、斝、觚、觯、斗、盉等共13件青铜器）。后为时任湖北巡抚端方所得。1911年，端方受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开赴四川，不期在“保路运动”中死于兵变。他去世后家道中落，其家人不得不依靠变卖他昔日的收藏贴补家用。鉴于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与端方有故旧之谊，又与海内外的藏家、博物馆和艺术商贾过从甚密，端方的家人遂委托他帮助处理收藏（不包括这堂青铜器）的出售事宜。此后的10多年里，虽然福开森也曾向大都会做过几次推荐，但是一直未能有后者中意的文物，在此期间，端方家属尚无出售这堂铜器的意图。直到20年代初期，因为家庭财务上的窘迫，端方家属方才有意寻求买家。

福开森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遇，他在写给大都会远东部主任波世莱兹的信中说：“拥有这样一堂青铜器将使大都会成为有史以来所有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中的翘楚。即使大都会有能力组织一支考古队在中国发掘多年也不大有可能找到这样世上罕见的珍奇。”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1924年1月24日，这批铜器乘“顺天号”商船从天津起航，驶往上海，再转乘“哈里森总统号”商船，2月1日从上海驶往纽约，3月25日抵达。同年6月，大都会博物馆在馆刊上正式发布了收藏的消息和照片，在馆内大厅里隆重展出这组珍贵、精美的中国古代青铜礼器。

神鸟纹方座簋 出土于4号壁龛。器腹两侧分置兽首环耳，下垂珥。圈足底部连铸方座。颈部正中为浮雕兽首，两侧为火纹间饰屈身龙纹，圈足处饰四瓣目纹，器腹饰支棱纹。此簋铸作工艺精湛，特别是所装饰的神鸟纹式样诡异而华美，十分罕见，极具艺术魅力。

这是一个注定命运多舛的地方，仅仅20多年后，军阀党毓琨又率部在戴家湾地区大肆盗掘。曾有参与者回忆，共有50多座墓葬被挖开，出土铜器1500余件。青铜禁一度流于日本，最终回到天津博物馆。戴家湾青铜器造型奇特、纹饰精美，其重要性不亚于同一时期新郑李家楼、洛阳金村、山西浑源和安徽寿县朱家集等地发现的铜器群。遗憾的是，由于器物流失、资料分散等客观因素，使得戴家湾青铜器未能及时被著录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逐渐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周亚介绍，两地铜禁在形制上略有不同，戴家湾铜禁四壁都有两排长方形镂孔，石鼓山禁则没有。实际上，石鼓山铜器群与戴家湾铜器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器物组合、器形器类、装饰风格等方面都极其相似。因为有了石鼓山的出土我们能清楚地知道它的使用状况和出土情况。在大都会博物馆展览的时候，卣、爵、角、斝、觚、觯、斗、盉这些都是放在禁上面的，那么我们根据石鼓山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个禁上面只放了三件东西，彝和卣，而其他的东西不应该放在上面。这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这个禁上到底应该放哪些东西，所以这次的出土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100年前渭河北岸的戴家湾青铜器与100年后渭河南岸的石鼓山青铜器终于见面了，牵手在一起了，这将是中国考古学史、中国青铜器史上的一段佳话。

鸟纹觯 出土于3号壁龛。口沿下有一周三角蕉叶纹，纹饰磨损较重。颈部和圈足饰两两相对的鸟纹，以短扉棱为间隔，云雷纹为地。

周亚主任又带我看了一件直乳钉纹四耳簋，敞口、折沿，沿面中部弧状凸起，方唇，深腹，腹壁近直，高圈足，足底接地处起高台。器身分置四组牛首环耳，带长方形垂珥，腹部中央装饰有一周直棱纹，上下各三排高乳钉纹，高出器表，排列归整，乳钉顶端较尖。环耳和扉棱部共饰牛首图案28组，圈足饰三组两两相对的龙纹。这件乳钉纹四耳簋体型硕大，通耳高近30厘米，器高约27厘米，耳间距约52厘米，这也是目前所见体型最大的圈足簋。此簋与戴家湾出土现藏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的四耳簋极其相似。

在此次展览中，还能看到出土的一对非常重要的牺尊。牺尊以鹿为主体形态，综合了食草类、肉食类和鸟类等动物特征。鹿首特征明显，圆目凸起，鼻、嘴分明。一对长角分叉交互，阔耳直立，颈脖弧线优美，体长肥硕，腹空，脊背有盖，盖面弧曲有桥形钮。四肢健壮，前直立而后微曲，驻足静立。爪状兽足，底平。腹侧有两鳍形的翼。三角短尾，微翘。体表纹饰繁复多样，以凤鸟为主体图案，浮雕宽带纹为主线条，衬以云雷纹作地纹。这对牺尊综合多种瑞兽形态，特别是静中有动，欲行还立，若有所思的情态，以及别致的极具层次感的纹样图案，极富美感。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资料，类似造型的牺尊有两件，一件为陈介祺旧藏，山东出土的西周早期亚此牺尊；另一件是1984年山西长安张家坡163号墓出土的邓仲牺尊，但其年代略晚，为西周中期。

凤鸟纹簋 出土于8号壁龛。腹部近似球形，两侧分别置兽首环状耳，垂珥卷曲，耳侧阴刻线图。颈部有龙纹一周，盖、器以凤鸟图案为主体，均以扉棱或浮雕兽首为中，呈对称状分布。所装饰的凤鸟图案多见于宝鸡地区，如戴家湾出土的凤纹方鼎、凤纹方座簋。

周亚饶有兴趣地说道，此次展览的题目“周野鹿鸣”与此对牺尊颇有关系，来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周野”意为西周京畿之地。宝鸡一地原是西周京畿重地，许多王公贵族在此拥有采邑，长期居住，死后亦葬于此，而且西周王朝早期的宗庙一直在宝鸡，因此大多重要的祭祀、册命仪式和活动在这里举行。同时，宝鸡也是虢、散、夨等西周诸侯国的封地。这段时期正是我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代，因而，宝鸡地下埋藏有大量的西周墓葬和窖藏，是我国青铜器出土的重地。

北宋时，吕大临的《考古图》中，有出土地点可考者达90余器，半数以上出自陕西，其中有10器以上出自宝鸡周原一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宝鸡地区展开，大批青铜器相继问世。仅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就为丰镐（西周时期的首都）遗址的3倍。据不完全统计，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已达2万多件，著名的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均出土于宝鸡。著名青铜器专家、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曾说：“世界上凡是有博物馆的地方就有宝鸡青铜器。”

宝鸡之地自汉代始就有青铜器出土，至今层出不穷。一次次的出土，一次次轰动考古界，一次次掀起世人探知的欲望。宝鸡的黄土之下，到底有多少件青铜珍宝，谁也无法说清。

龙纹簠 出土于8号壁龛。共出土两件。盖与器身大小、形制相同。器身斜壁，呈弧角状长方形。在器身短边两侧铸有半环形附耳。长边一侧挂有一铃，摇之声音清脆。 古器考古青铜器文物文化周亚周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