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底片 :一个美国人的成都记忆

那爱德拍摄的老照片:冬季的青龙场集市上摆满了降霜后的大萝卜。清末成都郊区及附近邻县约有场镇400个，农贸活动十分兴旺

漂洋过海的年轻人

1910年6月，31岁的化学助教路德那爱德（Luther Knight）决定去中国。

作为家里最小的第十子，这个出身于美国爱荷华州一个牧师家庭的年轻人，一直走在一条传统的精英道路上：那爱德先是从美国西北大学以化学和矿物学的双学位毕业，又继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理科硕士学位，毕业时还延续着哲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

那爱德是一个惹人喜爱的小伙子，他的精力很旺盛。在工作的第一所大学里，因为擅长跳高和跨栏跑，他同时担任了田径队和棒球队的教练。等到1906年，换到北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化学系的助理教授后，那爱德的新计划，是发展自己摄影的老爱好——早在他15岁生日时，父亲劳埃德奈特就送给他一部照相机作为礼物，小那爱德当时就为父亲拍摄了生平第一幅肖像。而今作为化学教师，调配药水、冲洗底片，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已经找到了一位摄影师朋友，打算要兼职开一家人像照相馆。

但这个计划很快被另一个兴奋的目标代替了：他要去中国。在读研究生时，那爱德在一次化学实验中突然对“China”这个词开始感兴趣，但他能了解的知识实在太少了，遥远的中国还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盛大的帝国已到了强弩之末。新旧思潮正在猛烈碰撞。旧式科举已经废除，一批新式教育的学堂已经试水了10年。当晚清政府派员来到学校，为四川高等学堂聘请第一批美国教师时，那爱德认为自己撞上了天赐良机：“机会就在门口徘徊，在我面前看着我说：‘瞧！我就在这里。去吧！’”

一身中式打扮的路德·那爱德

4个月后，那爱德已经踏上了成都的土地，在新签订的中文合同上，那爱德受聘为四川高等学堂的化学兼算学教师。当年的算学并非数学一项，而是数、理、化，即理科的通称。那爱德的任务要更重些，他先后担任了数学、地质及矿物学、化学课程教习，用西方最新教学内容和方法讲授，每周学时高达26课时，这也让他的工资水涨船高——学堂每个月发给他300块中国龙圆，远远超过了校长周凤翔约200两/月的薪酬，而当时普通的中国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一个银元。

随着那爱德一起漂洋过海的，还有一部4英寸×5英寸的照相机，一路上，那爱德已经拍下了日本复兴时期的街景，还有南京贡院被废弃多年后的满庭荒草。这种早期的现代相机使用一种薄薄的银盐玻璃底片，整个拍摄过程都是全靠手动，摄影师先调好焦距和光圈，再把底片装上，拉出遮光板开始曝光，等到感觉时间够了，把遮光板插回去，才完成了一次拍摄。

在冬天，四川高等学堂里的学生们正在围炉苦读（那爱德  摄）

老式相机的曝光速度很慢，此前那爱德拍摄的日本照片中，电车飞驰而过，只下留一道幻影。而成都的照片中，大部分的面孔还是很清晰，人们都在好奇地向镜头张望——一个外国人架着黑盒子拍照，这场景实在太罕见了。课余闲暇，那爱德记录了很多中下阶层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川人俗称的赶场天，他拍下了青龙场喧闹的集市，人们袖着手观望着这个美国人，身边是集市的小吃摊、理发店、买灯芯的幼童举着比自己还高的灯草，降霜后的大白萝卜在院子里排了长长的一大溜。那爱德还参加过1911年春天的劝业会授奖仪式，在竹木搭建的临时授奖台上，站满了朝廷官员、军警和乡绅代表，在他的镜头中，当年的优质货品已经被评选出来，颁发奖品的清朝官员还拖着长长的辫子，官帽上的花翎高高地戳在半空中。

那爱德很快就爱上了在四川的生活，住在种着剑麻、铁树和芋头的典型四川小院里，他认为自己在这里“过得不错，工作也很成功”。学校为外国老师们配备了网球场，即便地面并不太平整，大家也常常换上雪白的球衣来上几局。这个热情的美国老师也把学生们的形象留在了底片上，其中一张是在四川高等学堂整洁的学生自修室中，衣着整洁的同学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写作或者探讨问题。书桌上的油灯、地面上的火盆，学生的衣帽服饰都看得出这是一幅冬日苦读的场景。

那爱德与学生交谈

那爱德一直在给姐姐尤雯塔写信，这些信件相当于一份特殊的日记，信中他赞扬过这些刻苦的年轻人：“学生们并不恶作剧，总的来说比美国学生好教得多，师生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礼貌。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认为当一名学者是最高的成就，因此他们更加努力。他们上课总带着各种问题，因此帮助这些渴求知识的学生是一件乐事。”

革命见证者

放大那爱德拍的照片，军警肩章上的字清晰可辨，“第六十七标”、“贰前一”等字，说明他们仍采用新军的番号。在民国初建的混乱局面中，他们承担的可能是成都城内警察的任务

1911年，那爱德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请，在假期去四川西部，和甘孜、阿坝藏区做地质调研工作。对于那爱德，这无疑是份兴奋的工作。“当我还是个少年时，我有两个梦想，一是到中国的长城上拣一块石头，另外一个是到胡佛金字塔取一块石头。”浪漫的那爱德热爱野外旅行，喜欢聆听经过山崖断裂处和经过山顶时发出的声音，他计划花大量时间到云端等候下雾、绵绵细雨后美丽的彩虹、落日和彩云。“这时候用来摄影最好不过了。”

100年前的川西，还是一片封闭的原始状态。那爱德带了十几人的挑夫和保镖队伍，浩浩荡荡乘轿进入了高原地区。他第一次看到肤色像黄铜一样、头发又黑又直立的藏族人：“他们是山民，男人剪短发，而不扎辫子；服装是原始的皮毛和粗布，他们喂养很多牲畜，普遍是牦牛，还养大而凶猛的猎犬。”在这里，那爱德拍下了表情严肃的活佛、衣衫褴褛的赶路藏人，还有披挂了一身货物的康巴父子。他带回了煤、铜、铬、银等矿石，采集到野鸡、野山羊、岩鸽等动物标本，他甚至用双筒猎枪打到了一只豹子，豹皮做成的标本此后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

1908年起，成都青羊宫花会的集市被改名为“劝业会”，各道、府、县名优产品来此展销。1911年春，那爱德拍下了最后一届劝业会授奖仪式

整个旅途中，那爱德所见到的是一片田园牧歌的宁静景象，藏族头人热情地用獐子肉接待他，农人们在田间工作，宛若置身图画之中。在雅安的山路上，他经常会碰见背着茶叶的背夫。他用相机留下了茶马古道最后的活跃印迹，背夫们把丁字拐顶在厚重的茶包下，好让双肩短暂地休息。高过头的茶包将被运到藏区，上搁着遮阳的大斗笠，投下的阴影挡住了背夫们的面容。古道边是高耸的裸露山体，杂草曝晒在正午的阳光下，在这些古老的山谷中，“时间的沙漏似乎已经翻转过千百次了”。

等到再次回校，成都的世界却正在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保路运动的声势越发浩大，学校关闭，或许不再复课，四川的局势开始恶化，已经完全出乎那爱德的预料。他在信中记录了不同阶段的变化，判断清王朝很快就会崩溃，中国人正在呼吁“建立像美国一样的共和国”。

那爱德拍摄的四川军政府正都督蒲殿俊（左）和副都督朱庆澜

保路运动最终推动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1911年11月27日，成都和平独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成都皇城内挤满了参加集会的市民。著名作家李劼人当时还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在小说《大波》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偌大的广场，已是人众济济。强烈的太阳透过染成粉红布匹（即所谓的天花）射到人身上，使得个个都面带喜色，个个都感到小阳春的暖气。”

那爱德也许就是李劼人笔下“三十多个外国人”之一，他在这天早上为举行了就职仪式的新总督和副总督拍了照片。在皇城里，那爱德站在高点，俯拍下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照片中，皇城的院子里插着白底黑字的十八星汉字旗，这是仅仅在1911年临时出现的18行省独立的代表旗帜，它宣告四川已摆脱了清政府的统治，由军政府统领。

藏区喇嘛（那爱德  摄）

这是改朝换代的一天，那爱德发现：“人们剪了辫子，把头发剪成了‘外国发饰’，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装束打扮显得滑稽可笑，一个把头和身体好像木乃伊一样缠裹在蛹壳里的顽固老头，这天走上街，同人握手（中国人过去总是抱拳，从不握别人的手），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爱德就这样与一个古老帝国的覆灭不期而遇。他始终对所见的一切感到好奇和兴奋，他热烈地在信中记录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对于局势，他认为“能亲眼目睹一些发生的事情是相当有趣的”。但此后，短暂的平静被动荡的政治局势一再打破，出于安全起见，1912年1月，那爱德和同事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一路上，那爱德始终保持着审慎和理智的态度，行程本身充满了危险，在宜昌，他告别了几位爱喝酒又不会说汉语的同事，继续前往上海。留下来的人冒险地踏上了返程，结果不幸撞上了土匪，一人当场被杀，其他人受了伤。

江边的这座古城可能是在1933年地震中被毁的叠溪古城，那爱德用镜头记录了它曾经的面貌

1912年9月，在上海担任了半年专职摄影师后，那爱德还是选择回到了成都，在已更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学府里教授化学、地质和矿物学。他怀念周而复始的校园生活，一切重新开始按部就班起来，他再次变成了一个受学生喜爱的外籍教师，课程总是安排得很满，一个任期还没结束，学堂就早早地表示续约的愿望。那爱德决定在这里教最后一个学期，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他打算把在成都拍摄的照片制作成一套幻灯片，今后好带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讲学。

但出乎意料的是，故事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青羊宫花会期间，那爱德拍下二仙庵外成都知名餐厅聚丰园的临时二层摊点

1913年4月，那爱德带领学生前往成都附近的彭水县白水河铜矿冶炼厂考察。四川植被丰富，富有各种自然资源，那爱德一向喜欢带着学生们外出实习，用现场的石块给大家讲授地质构造课程。这一次的考察并非是学校课程的安排，白水河铜矿历史悠久，头一年刚刚开始参照欧美的冶炼方式进行生产，在那爱德看来，这里是近代实业的一个先进典范。但就是在这里，那爱德染上了斑疹伤寒。

这个常常为了拍照带着老式照相机在山上爬上爬下、能把三四百米外的野山羊一击即中的年轻人，迅速被高烧打垮，在没有抗生素的100年前，由此引发的肺炎无疑是一种绝症。1913年4月19日，那爱德在福音医院猝然离世，年仅33岁。

老照片的复活

1991年，四川大学来了一位叫来约翰的新外教，这个美国博士只安排了一个学期的英语课程，平时总往学校的档案馆跑，他在研究川大的校史，找一个叫路德那爱德的人，这个人，是他的曾叔祖父。

来约翰此前一直在台湾和香港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5年前，父亲突然写信告诉他，他并不是家族中第一个到中国的人。“那爱德”这个名字对于父子二人都是个新知，七八十年过去了，“那爱德”这个大家族已经枝繁叶茂，相隔几代，互相的往来也基本中断了。此前来约翰也是因缘巧合选择了在东亚工作，而现在由于那爱德，他学会了中文中“缘分”这个词，给自己的人生多了一种解释。

1913年，那爱德去世之后，所有的遗物都被打包带回了美国，交付给了他最亲爱的姐姐尤雯塔，其中包括所有的照片底片。来约翰在四川大学发现了那爱德的文字记载，尤雯塔的孙女宾娜莱根夫人辗转联系到了来约翰，问这位家族中唯一与中国有交集的远亲，要不要看一看那爱德的照片。

来约翰的兴趣并不大，他对摄影一窍不通，寻找那爱德也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顺利。他查到这位曾祖父被葬在成都凤凰山D-7号墓地，但多次探访都没能找到。想来也是，中国早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将近百年前的祖辈，除了合同上的中文名字，还能留下什么呢？

可是“缘分”这个词，终究又把来约翰带回了那爱德的世界里。

2000年8月，来约翰的摄影家朋友王玉龙到成都，看了一场美国摄影家西德尼甘博（Sidney D.Gamble）的老照片展览。王玉龙与来约翰见面时，顺手让来约翰看看自己在展览上买的小册子。浏览甘博的生平时，来约翰突然发现，影响这位摄影家来中国，并继续拍照的人，居然就是路德那爱德。

展览的小册子上对那爱德照片的评价并不高，来约翰看完有些不高兴，可那爱德的照片多年尘封在美国，早已经没有人还知道他拍过什么。王玉龙脱口而出了一个异常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办个展览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3个月后，290幅玻璃底片和约150幅赛璐珞醋酸胶片，就这样再次回到了中国。不懂化学的来约翰买了一部扫描仪，照片以另一种形式一点一点在电脑屏幕上显现了出来。来约翰和王玉龙对着电脑完全看傻了：玻璃底片完好地凝固了90年的时间，所有画面清晰如昨。青羊场集市的喧闹好像可以呼之欲出，把照片细节放大，连角落屋檐下的告示，都能清楚看到页边翻卷的细节。

等到照片全部扫描结束，王玉龙觉得自己的建议有点草率了：整理出的340幅照片，一条文字说明都没有，唯一的线索，就是那爱德约4.8万字的日记和信件。王玉龙是沈阳人，前半辈子都在西藏工作，当过公务员，在日喀则办过报、经过商，但从来没做过文史相关的工作。他对成都完全不熟悉，只是觉得这些照片有价值，答应人家的事儿又不能放弃掉，而真的找起来，又远远比想象中难。

王玉龙把照片打印出来，带到成都市政协、历史协会、民俗协会等组织，遇到人家开会，就铺开了等老干部们过来辨认，所有人都惊奇于世纪初的这些影像记录，但很少有人能明确指出来具体所在。直到最后，王玉龙找到了四川省博物馆的退休研究员史占扬，才真正把这个接力棒接稳。

史占扬是北京人，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博物馆，他见过皇城最后巍峨的样子，也目睹过“文革”中短短一年多时间，这个明朝的王宫被夷为平地，火速建成了今日的四川省科技馆。其实那爱德照片中的绝大部分区域，都经历了皇城的命运，今日站在成都标志性的天府广场上，眼前原本皇城所在的位置，早已经没有任何历史痕迹了。而史占扬大半辈子干的都是史料研究的工作，研究的就是近现代史的内容。

“这些玻璃底片在美国的时候，是空白的。它来到中国，刻上了这里的时间，又回美国去。现在，它又来到中国。它将留在东方，再也回不去了。”来约翰、王玉龙、史占扬，三个外乡人，就这样开始了寻访那爱德的历程。

寻访

史占扬拿到照片后，他肯定地说，有三分之一自己一眼能看出来是什么。皇城、青羊宫、都江堰等尚存的历史遗迹很快就解决了一批，因为照片清晰，军警的徽章、房子上的告示历历可见，也解决了很大问题。“配说明时，不一定就死死地说明是哪条街、哪个门牌号，但我们能肯定这里是成都还是南京的旧街道，能看出这是成都某一条沿河居民的住宅区。”

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川西，甘孜、阿坝等地区，好在史占扬经常到这些地方走访，看照片里的装束，和自然背景中的地形地貌，结合那爱德撰写的信件，很快就能确定是哪里的少数民族。

最后的三分之一，就是靠走访。王玉龙和史占扬重走了那爱德的线路，他们开始感叹于那爱德旺盛的好奇心。在短短23个月内，那爱德实在走过太多地方了。他们在甘孜州寻找那爱德拍过的小别墅，重新验证了泸定、康定地区传教士的活动痕迹。那爱德在家信中提到过的西藏，实际是过去的川西北、西康地区，他拍摄了大量的藏民生活，其中大部分属于康巴人和嘉绒人，照片中反映了他们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一幅在半山腰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个山谷中沿河而兴的繁华城镇，鳞次栉比的屋檐覆盖了半个河谷，看起来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地理重镇。有一种可能是，这里就是茂县附近的叠溪古城。叠溪古城已在1933年8月25的一场7.5级的大地震中全部覆灭，这也许是这座古城为数不多的珍贵留影。

经过了3年的工作，2002年，王玉龙终于如约在成都举办了那爱德的摄影展。很多成都人第一次看到近一个世纪之前自己家乡的面貌。太多故事都被重新书写了。有一幅照片拍摄的是春天的花会，其间成都名餐厅聚丰园在青羊宫外搭建了一个临时餐厅，两层的餐厅规模庞大，店旗随风招展，一个着长衫的人正靠在栏杆上向镜头注视。展览到中途，有位观众突然在这里下跪，连连磕头。一问才知是聚丰园的后人，照片中正是他的爷爷。聚丰园作为成都三大名餐厅，在1944年就已停业，当年的殷实家产渐渐败落，到了孙子这辈，这位观众也已近老年，皮肤黝黑，肌肉结实，已是一个普通的体力工作者。

历史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章可循，史占扬对王玉龙感叹：“今天我们考证不出来的照片，今后恐怕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展览时有两位高级军官的身份不能确定，史占扬在李劼人《大波》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清清楚楚看见两个都督并排站在桌子跟前。朱庆澜身材高大，军装穿得很合适；蒲殿俊和他一比，不仅瘦小委琐，就是穿着也不合身，上装长了些，衣袖更长，几乎连手指都盖过了，似乎有人在私议，听不清吆喝了一些什么。只见朱庆澜两腿一并，向着国旗，不忙不慢地把手举在帽檐边。蒲殿俊也随着举起手来，可是两只脚仍然站的是八字形，而且五根指头也奓得老开，似乎还有点抖颤。”史占扬和王玉龙认为，这两位军官就是二位都督，可是因罕有图像记录，基本没有验证的办法。

就在展览现场，朱庆澜的后人手执朱庆澜的照片和介绍朱庆澜的书籍找到了王玉龙，证明了照片中高个军官就是副都督朱庆澜。又过了四五年，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玉龙寻访到了蒲殿俊的头像照片，丢失的拼图终于被找回：照片中的矮个子军官，就是蒲殿俊。

民国初年上海一位现代知识女性（那爱德  摄）

历史的余味

我遇见王玉龙那天，是2014年的平安夜。下午他刚刚在锦江区政府与地方志办公室签订了版权协议，那爱德拍摄的老照片，在文史资料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照相术不发达的100年前，每一个快门凝固下来的景象都变成了最珍贵的历史，而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身处镜头背后的那个人并不自知。

王玉龙10年前去找过彭州的炼铜矿，没想到正遇到铜矿的转制拍卖。当年有色金属冶炼的先进企业，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在一次次的经济变迁中，又走入了国企转制的历史之中。那爱德在这里感染了伤寒，又被送到了位于四圣祠街道的成都福音医院。1910年秋天，那爱德刚到成都不久，曾在这里拍下了刚刚落成的医院大楼。这是一家加拿大卫理公会创办的教会医院，照片中三层新楼的建筑垃圾都还没来得及清除。没想到，就在两年后的1913年，那爱德会再次来到这里，并永远没能走出去。

2000年时，王玉龙专门来找过这种西洋风情的老房子，眼前已是一片建筑工地，老的住院楼在几年前刚刚被拆除。现在时间又过了10年，原址上早已修起了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新主楼。旁边的教堂还在，当晚是平安夜，这里已经成了成都人过圣诞节的重要去处，教堂里越来越热闹，赞美诗流淌在街道上，有教徒在表演诺亚方舟的小品，口中的语言，早已经从百年前的美式英语变成了现在的川普。

那爱德的同事和学生们，就是在四圣祠告别了那名永远和颜悦色、到处都拿着相机的年轻教师。当时一份英文报纸对那爱德的逝世做了如下报道：“作为一名普通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污点，他的名字代表着一尘不染。两年多来，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朴实、真诚的人，当我们惊闻他逝世的噩耗时，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叹道：‘哦，他可是一个好人！’他那崇高的理想、广泛的兴趣以及朴实的生活，不需任何人的修饰。”

在那爱德去世后，姐姐尤雯塔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在信的结尾，是那爱德最常见的快乐语气：“今天我在窗边的芭蕉树下种了紫罗兰。很多都开着花。这真叫人高兴，梅花也开了，气味很香。当然我现在周围的环境是在别处看不到的。我正改善这种状况。我很高兴我又回到了成都。好吧，晚安！爱你的弟弟，那爱德。”

（实习生祝童对本文亦有贡献） 历史记录老照片那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