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呼格案影响和影响呼格案的人

2014年11月1日，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来到儿子的墓地，告诉他：“孩子，这些年爸妈一直在为你申冤，案子要重审了……”

1月5日，赵志红案在呼和浩特开庭，他将接受应得的惩罚和制裁，在此之前，被错抓和执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图已经于2014年12月15日再审宣判无罪。

法律上各归各位，却换不回呼格吉勒图的生命，受到此案影响的闫峰的人生，呼格至亲的巨大伤痛。赵志红落网，交代“49”女尸案是他所为，案情并不复杂，可内蒙古公安厅组织过数次复查、政法委开过数次会议，最高院关注、中央领导批示，人大政协委员提交材料、媒体持续报道，翻案还是用了9年时间，为什么这么难？单独层面的参与者说不清楚，只能说坚持推动翻案的是人们对真相和正义的信念。

另一个亲历者闫峰

闫峰长得很瘦小，零下十几摄氏度只穿了一件厚帽衫，后背不知在哪里蹭了白墙灰，也没有拍一拍，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做维修工，还要照顾80多岁的姥爷，给我的采访时间不长。也许是还没有成家的缘故，闫峰的脸上没有年近四十的中年人那种家庭烟火气，很腼腆，不太会讲场面话。他告诉记者，报纸上说呼格吉勒图的生日是8月9日其实应该是农历生日八月初九，他和呼格同岁，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一，比呼格大8天。

闫峰和呼格吉勒图是同一天进的卷烟厂，被分在同一个车间。闫峰的工位在车间靠门，呼格的工位在车间最里面。车间里他们两个人最小，进厂时只有17岁多，所以他们俩一直形影不离，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去露天泳池游泳或者打台球。“初中同学有的上高中了，有的在其他地方上班，时间约不到一起去，呼格是我初中毕业之后交到的第一个朋友。”闫峰想了一下，又补充说，也是他今生到此为止的最后一个朋友。呼格出事之后，他离开卷烟厂，18年一直在打零工贴补家用、维持生活，在哪里都待不长，不但没什么机会结识异性，连社交都没有。1996年4月9日，是呼格吉勒图的人生转折点，也是闫峰的。

呼格吉勒图生前照片

“我们厂是两班倒，上午班是早上7点到下午15点半，下午班从15点半上到夜里零点。换工衣的时候，我俩说到都没带饭，就商量我请他去烟厂外面的饭馆吃。”闫峰回忆，当天晚上20点左右，两个人在烟厂南面一个饭店吃砂锅，还喝了3两白酒。“吃完饭大约9点钟了。厂里有规定，上班时间不准喝酒，我俩走到烟厂门口时，我让呼格去买泡泡糖减轻酒气。”闫峰说。闫峰回到车间，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呼格带着泡泡糖回来了，递给门口工位的闫峰，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位。

“大约过了一两分钟，呼格过来叫我说出事儿了，让我跟他去一趟，我问他出什么事儿了，他不跟我说，就是一个劲儿叫我跟他走，我们俩就去了公厕门口，呼格说听见里面有喊叫，要进去看看。”闫峰说，犹豫的时候，看见两个老太太从里面出来，他告诉呼格，老太太出来了，应该没事儿。后来他才知道，老太太也看见了女尸，她先回家看自己女儿在不在，才去报的案。可在公厕门口的时候，天黑了，他们没看见老太太的表情是否惊慌。

2014年12月15日，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听到再审结果后与新华社记者汤计（左二）含泪相拥。汤计为“呼格案”写了多篇内参推动重审

呼格进了女厕，闫峰站在门口喊了两声，没人回应，他拿打火机点了一下。“就是打火机一点一灭的时间，看见一个女的裸露下身仰躺在厕所矮墙上，我俩转身就跑。呼格要报案，我说别报了，回去吧。他非要报案，就去了治安岗亭。”闫峰说，晚上22点多，他和呼格都被叫去公安分局，呼格很自信地安抚他，说没事儿的。车上警察不许说话，这就是两个人最后的对话。

闫峰在分局做笔录到凌晨2点，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回家，呼格却再也没有回来。有一次他又去做笔录，从门缝看见呼格被铐在暖气管上，戴着摩托车头盔。“4月20日，报纸上说人是呼格杀的，我特别震惊，想不通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可这是报纸写的，我就相信了。”闫峰说。

2014年12月17日，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带走调查，他曾是呼格案专案组组长

“我后来从电视上看呼格的公审，他头发很长，脸色不好，侧着头在哭。公审结束他就被执行死刑了。”闫峰说。呼格的事情并没有因为执行死刑而走出闫峰的生活，卷烟厂周围几十年只有这一起命案，还是流氓杀人，厂里议论纷纷。“别的车间不认识我的人，总跑来打听跟着呼格瞄女厕所的小子是谁。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不是有瞄女厕所的习惯，怎么会知道里面出事。家里亲戚也说我，怎么交了这样的朋友。当时真是说什么的都有，耳朵里全是这些声音，我心里压力很大，就从卷烟厂辞职了。”闫峰说。

在就业机会不多的呼和浩特，卷烟厂是个不错的单位。闫峰告诉记者，他和呼格当时是临时工，每个月有200多块钱的工资、两条烟，当时的物价几个人在饭馆吃一顿饭也就要二三十块钱，对于17岁的他俩来讲，挣钱不少。两个人的前途也很好，闫峰姥爷的亲戚在卷烟厂做领导，呼格也是托关系进厂的，两人在临时工里头是排在前面的，只要名额下来，他俩就转正了。如果当上烟厂的正式工，每个月工资翻一倍，月底还有奖金，奖金有时候比工资还多，烟也由两条增加为六条。“我跟呼格在一起经常谈论工作的事情，最关心什么时候转正。那天晚上吃饭，好像也说了这件事儿，名额下来了。”闫峰说。

1月5日，赵志红在呼和浩特中院接受庭审

普通人的好运气不会一个接着一个，辞了卷烟厂工作的闫峰，一没学历，二没技术，再也找不到称心的工作了。“我辞职没敢告诉家里头，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才说。我就自己找工作，在浴池里当服务员，在工地上当力工。”闫峰说。工地上又累又苦又脏，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做，闫峰告诉记者，当时父母都下岗了，靠低保生活，工地上挣钱多，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为了贴补家里，他一点选择都没有。每一个工作只干一年到两年，挣不到什么钱，没有积累也没有人脉，只是从一个打零工的地方换到另一个，父母家里只有40平方米大，也没有钱给他买婚房，几年前他搬到姥爷家，跟着姥爷住，也顺便照顾生活。“呼格的弟弟告诉我，卷烟厂里比我们后去的临时工都转正了，现在每个月有6000多块钱，事情如果是现在发生，白眼我也会挺过去，可当时才十几岁，就是个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办。”闫峰说。

“呼格死的头一年，我时常梦见他活着，醒来我就去喝酒发泄。”闫峰说。生活的压力逐渐淡忘了这段年轻时候的往事，直到2005年赵志红落网。“公安厅把我叫去，让我讲当时的情况。讲完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想这都过了9年了，怎么又来问。就问警察，是不是呼格的案子搞错了。警察没回答，让我不要跟别人讲。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赵志红的案子，其他都写得很详细，只有1996年4月毛纺厂公厕的案子一带而过，可我一看就知道是呼格的那个。”闫峰说。

呼格案翻了9年，闫峰也被公检法各种调查组召唤了数次，终于等到了呼格无罪判决的这一天。“我给呼格家打了一个电话，本来是个高兴的事情，可活生生的人没了，挂了电话我就在家里哭。有时候晚上我躺在床上拿手机搜呼格的报道，一看就难受，忍不住要哭，又忍不住想看。”闫峰告诉记者，他总是设想如果当时自己不跟呼格去公厕就好了，呼格没人壮胆是不会进去的，那么两个人现在都好好的。

呼格的至亲

2014年的最后一天，呼格的父母李三仁、尚爱云拿到了国家赔偿决定书，奔走了9年的翻案尘埃落定。呼格家也回到了日常生活的轨道，早上呼格的爸爸出门遛狗，妈妈去菜场买菜，休息一个多小时，就要开始做午饭、接孙女。

李三仁告诉记者，1996年4月9日中午，家里没做饭，尚爱云给了呼格5块钱，让他去外面吃。这是父母跟呼格在一起最后的记忆。4月9日晚上，呼格报案后没有回家，第二天闫峰回来了，呼格却还在公安局里，李三仁才去打听，结果居然是呼格杀人的嫌疑最大。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说起4月10日的情形，尚爱云的反应就像刚刚听到消息一样，突然恸哭起来：“一个18岁的小孩，杀完了人，还能假装没事一样去报案，哪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吓都吓死了。”被错杀的伤痛依然徘徊在呼格家人的心头，时间和翻案都无法抚平。

李三仁是下乡知青，在牧场跟尚爱云结婚，三个儿子也都生在牧场，各相差了两岁。1980年，李三仁举家回到呼和浩特，进入第一毛纺厂工作。到了1996年，家里的日子过得很红火，呼格的哥哥昭力格图告诉记者，父母和自己都在毛纺厂上班，因为是倒班制，所以除了上班之外，他们还做毛线生意，互相轮换着在歇工时去看摊。呼格在跟毛纺厂一条马路之隔的卷烟厂上班，那时住的还是平房，下班之后，呼格给家里生炉子，做家务，忙不过来的时候也帮着去做生意。全家人的希望寄托在最小的弟弟身上，他在读初中，学习挺好，不奢望上清华、北大，可是读到哪里家里都有能力供到哪里。李三仁家凭借勤劳致富，在1万多人的毛纺厂宿舍区里，家庭条件算是中上等。

呼格是杀人嫌疑人，全家都没法接受，昭力格图告诉记者，呼格的性格跟父亲很像，不爱说话，见人就抿着嘴笑一下，跟特别近的朋友能开朗一些，不可能敢做杀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又通过关系找到了呼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文达，不是让他徇私包庇，而是让他问问清楚，到底是不是呼格杀了人，如果确实是，家里也就认了。文达给呼格家的答复是：准备后事吧。

再次见到呼格吉勒图已经是在法庭上。尚爱云告诉记者，她专门给儿子买了油鸡腿和烧饼，法警却不让吃。9点钟开庭，不到10点钟就结束了，程序走完之后，当庭宣判死刑。呼格虽然上诉，可二审没有挽救他的生命。

1996年6月10日，呼格被执行死刑。“我那天很早就去看守所等着见最后一面，看他被麻绳五花大绑地捆着，我又哭又叫，他看见我了，也在哭。车开得很快，我俩还在后面跟着跑了一段。”尚爱云说。昭力格图没有见到弟弟最后一面，作为长子，他有更艰巨的任务，带着七八个人等在刑场外面给呼格收尸。“两枪打完，他们撤了，我就进去，用毛毯把呼格包上，从火葬场雇了一辆车带走。他眼睛一直是睁着的，火葬场的化妆师揉了半天才闭上。”昭力格图说。

呼格被执行死刑之后，尚爱云的精神就垮了。“我当时有点疯疯癫癫的，想起来就骑车去老二坟上，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去的时候骑得特别快，回来的时候就蹬不动了。明明白白知道儿子死了，那只是一个土堆，可就是想去。”尚爱云说。呼格死后三四年，尚爱云还是经常到儿子的坟上去，担心母亲悲痛伤身，昭力格图和三弟劝母亲不要再去看呼格了，他们只要有时间就会替她去看，也一定更加孝顺，弥补呼格不在的缺憾。“亲兄弟的感情跟母子的感情不一样，我和三弟都从悲伤中走出来了，可我妈一直都没有，没事儿就拿着呼格的照片死死盯着看，直到几年前我有了小孩儿，我妈有了孙女，心情才好一些。”昭力格图说。

尚爱云沉浸在丧子之痛里，其他两个儿子则要面对外界的反应。昭力格图告诉记者，毛纺厂里议论纷纷，关系远的人说什么的都有，关系近的就说是爸妈没教育好孩子，他就跟人理论，孩子是孩子，跟大人有什么关系。连上厕所都能看见写案子的报纸，气得他撕得粉碎。呼格的弟弟当时只有16岁，头发掉得只剩下中间一块儿，尚爱云这才从悲痛中注意到小儿子。“他说一进学校，同学们说二哥是流氓，是杀人犯。我就跟他讲，大哥上班，二哥走了，他要挺住，可是他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没考上好高中，只上了一个职高。”尚爱云说。

在无的放矢的悲痛里度过了9年，赵志红落网了，警察带着他去当年的命案现场指认，那里早已经变了样子，平房全部拆除建成了高楼，可赵志红居然准确地指出现在两个单元楼之间的空地就是当年公厕的位置。毛纺厂宿舍是拆迁重建，老邻居都还在，赵志红戴着手铐脚镣指认现场，立刻有人联想起9年前呼格的案子。“毛纺厂建厂50多年，只有这一起命案，呼格爸爸做胆结石手术我们不在家，回来之后立刻有邻居来告诉我们。”尚爱云说。本来呼格的父母始终不信呼格会杀人，知道了这样的线索，李三仁等不及养好手术刀口，捂着肚子就开始了翻案之路。

“我们才发现家里连判决书都没有，老百姓平时不涉及法律上的事情，呼格死刑都执行了，判决书却没给我们家属。没有判决书法院信访不受理。2005年我们找到当年的律师要来了内蒙古中院的判决书，到了2006年4月份才从法院要来了二审判决书的复印件。”尚爱云说。李三仁夫妇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翻案上。“每天晚上头一挨着枕头，就想明天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明天还要去哪里找，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尚爱云告诉记者，呼和浩特的公检法机关他们差不多每天轮流去，北京也去了不知多少趟。她晕车，坐火车一路吐10个小时，在北京住在六环外的上访村里，受尽了罪。“我们看法律书，看法制节目，听新闻，寻找一切跟案子有关的信息，这些年没看过电视剧，没有心思看。”尚爱云说。

翻案有多难

呼格吉勒图被再审宣判无罪的第三天，当年的专案组组长冯志明被带走。“他当时在公安局的大厅里散步，检察院来人直接就戴上手铐带走了，许多人看见，所以消息散得很快。”汤计说。冯志明是以涉嫌职务犯罪被调查，是否涉及呼格案并不明确，可是同一天，检察院也找了闫峰再次了解情况。冯志明跟汤计的关系很好，也知道汤计9年来一直在写呼格案的内参，可是两人的交往从来不涉及这个案子。“我做事一直是对事不对人，他们也都知道这样。”汤计说。

1989年汤计从新华社山西分社调到内蒙古分社负责政治报道，包括政法口的内容。“我跑口不是有事儿才去采访，就算是新华社，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说。当时内蒙古高院、公安局和政法委都不远，我还是个单身汉，没事儿就跑去串门聊天。很多局长、庭长、书记还是普通干警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了。”汤计说。当了20多年记者，汤计既写过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这样后来被全国学习的典型人物，也写过《恶棍警察李建华》直接导致李建华被判刑17年、相关领导被处分这样的硬新闻。因为在呼和浩特新闻界为人正直、专业，摸不到翻案门路的李三仁夫妇被介绍到汤计这里寻求帮助。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一看李三仁和尚爱云就知道不是那种以上访为要挟的刁民，非常老实淳朴的老百姓。我就给公安局副局长赫峰打电话核实，问有没有赵志红在一毛厂女厕所的命案，他说有，再问就不说了。但是一案二凶是真的。我就把李三仁家的电话留下，跟社里报了选题。”汤计告诉记者，他安排了一个年轻记者到案发地调查采访。就在同时，内蒙古公安厅成立了复核呼格吉勒图案的专案组，但是当时呼市公安局的领导不愿意翻旧案，复查难度很大。

汤计在2005年11月写了第一份内参《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2006年3月初，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成立了“呼格吉勒图流氓杀人案”的复查组，由政法委副书记当组长，公检法各出一个处级干部，还从公安部请来了测谎专家杨承勋、痕迹专家吴国庆。“那一年夏天，政法委一个领导告诉我，呼格案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但是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自治区高院复查，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两家成立复查组然后走法律程序。”汤计说。

政法委有了调查结论，汤计以为这就是案子的结果了，没有再过问。“我想专家、科学、正义都在那儿呢，很快就会翻案。2006年赵志红不公开审理之前，公安系统里的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通消息，10条人命案检察院只起诉了9条，没有呼格案这一条。有的干警把话说得很重，说这就是杀人灭口，呼格就白死了。”汤计说。汤计于是写了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批示，阻拦住赵志红被正法，可是从此呼格案不复查，赵志红的诉讼程序也陷入了停滞。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跟政法系统关系密切的汤计也说不清楚。他有一个细节念念不忘：“赵志红不公开审理之后，在看守所里写了一份申请书，要求偿命。看守所有一个警察担心这个申请到不了高层，就复印了一份儿直接给我送来。他给我看了工作证，然后把复印件交给我，转头就走了。我把这封偿命申请只加了一个导语，原文发了内参。”汤计告诉记者，申请书发到北京总社发表，检察长邢宝玉才从内参上看到这封申请。“他打电话给我，这封信应该是给他的，怎么寄到我这里。我说我这里是复印件。他说，那我那封在哪里。我说，你那里有肠梗阻呗。果然过了一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说原件确实寄给了检察院。”汤计说。

在法律层面呼格案长期陷入了胶着状态。汤计告诉记者，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开过几次会，中院和高院要求公安拿出物证来，不能仅凭赵志红的口供。可当年的有效物证并没有保存下来。“法院认为没有物证，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赵志红在‘49’女尸案上就是无罪的，也就不存在呼格案复查的问题。可是无论赵志红是不是凶手，现在看呼格案的卷宗，当时的证据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为什么在赵志红那里用了疑罪从无，而在呼格吉勒图身上就不用。”汤计说。

让呼格父母和关心呼格案的人不舒服的地方还在于，每次政法委关于纠错开会和法院接待呼格父母来访，都是呼格案当时的二审审判长。翻案的利益相关人参与到整个过程里，让他们看不懂这样的安排。汤计还通过个人关系找检察长邢宝玉咨询如何推动。“呼格案这么长时间了，检察院可以抗诉。邢宝玉说，现在不能抗诉，法院现在不在状态，抗诉后它如果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就死了。有一个办法是最高检抗诉，异地审理。”汤计告诉记者，2008年内蒙古政法委、公检法都在换届，案子又搁置了。

2011年5月，汤计又写了一篇内参《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最高院批示下来，内蒙古高院组建了一个复查小组。“这一次不同的是，内蒙古高院院长换成了胡毅峰，他做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的时候就管过呼格的案子，后来他去人大任职了，转了一圈回到政法系统，对翻案很积极。为了避免法院里消极因素介入，他们在外面宾馆专门租了房间办公，得出结论认定呼格案原审判证据不足，并上报了自治区党委，经过党委同意又上报了最高院。”汤计说。

翻案的法律程序走了9年，呼格案在内蒙古政法系统里也开了数次会议，相关部门组织过数次复查小组，汤计告诉记者，内蒙古高院的技术干部几乎全都看过呼格案，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熟悉了。该复查的时候复查，可“打太极”的时候也打。2014年中，内蒙古政法委开年中总结会，又一次提到了呼格案。“我快退休了，希望有始有终，看见呼格案有个结果，不想再拖下去了，我一直通过内参渠道在写稿子，这一次我把消息放了出去。”汤计说。

背后的力量

呼格案一案两凶，内参、信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司法系统层层上报，几个中央领导人都批示了不止一次，翻案用了9年时间。9年来不管呼和浩特1月份有多冷，自治区开两会的时候，呼格吉勒图日渐年迈的父母就安静地站在会场附近，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儿子的冤屈。昭力格图告诉记者，给呼格翻案不只是父母的事情，而是全家最大的事情，他和弟弟其实已经做好准备，如果父母身体不允许了，继续奔波的接力棒就由兄弟俩接下。一直坚持下来的还有长期跟踪报道的记者朱顺忠，而他的背后是一群在内蒙古政法系统里任职、接近呼格案的警察和检察官。

“我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已经是汤计写的第二份内参，当时手机还不方便，费了很大劲儿才联系到呼格的父母。其他的同事还转给我很厚一摞这个案子的资料。”朱顺忠说，汤计除了写内参，还希望更多的媒体以公开的形式关注，所以把资料给了北京的同行。“我去了内蒙古，找到了当年呼格案先期进入的检察官，也就是呼格案的公诉人之一。他开始不见我，后来我打电话太多，他就约我在一个小花园里见面，彼此印象还不错。他说，供认不讳是瞎说，我有他不是供认不讳的资料，但是不能告诉你。”朱顺忠告诉记者，这些话跟同事转给他的材料是可以互相佐证的，冤案确实存在，他就一直跟踪这个案子。

从2005到2008年，每一年朱顺忠都要去呼市三次，去得多了他跟当年接触过呼格案和赵志红案的警察、检察官也逐渐熟悉了起来。“他们说了很多细节，刑讯逼供是存在的，对于女尸案来讲，赵志红跟呼格相比，赵志红的嫌疑更大。关键证据女孩身上提取的体液是什么，却说法不一。但这些都是在聊，我还是没有拿到核心证据。”朱顺忠说。

朱顺忠甚至见过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三次。“他觉得如果按照无罪推定，赵志红就一定是‘49’女尸案的真凶吗？放在当时严打的环境里，证据是可以做鉴定，但没人给这个时间，当时要求30天破案、40天起诉、60天执行，谁在他这个位置上，都是这样的处理。现在说到刑讯逼供，也要翻看笔录，刑讯逼供时的笔录是谁做的。”朱顺忠告诉记者，内蒙古警界对呼格案议论纷纷，冯志明也想找个出口说说他的看法。他觉得呼格案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问题不大，但是呼格案和赵志红案确实有疑点。

参与赵志红案和呼格案复查的警官们不这样想，公安系统对呼格案和赵志红案做了三次调查，都是刑侦行家，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每次的结论都是赵志红比呼格嫌疑更大，即便放在严打的背景里，确有疑点的案子也应该走法律程序，找到唯一性和排他性的证据。可翻案一直推动不了，第一线的警官们就暗中关注案子的发展。“他们会告诉我，案子走到哪一步了，哪些领导关注了，分析阻碍翻案的因素在哪几个人身上。”朱顺忠说。

2009年下半年，这些接触过呼格案和赵志红案的警官、检察官们其中有人给朱顺忠传真了一份笔录：“那是一份7页的呼格笔录传真，呼格说，他没有杀人，以前讲的都是假的，公安机关有诱供和逼供。”朱顺忠觉得他终于等来了扎实的证据，第一次发出了呼格案的稿件《内蒙古呼格案波澜再起》。“他们信任我，给我这个证据，稿子出来比较轰动，第一次在公开的媒体上报出来，呼格不是供认不讳，判决书的供认不讳跟事实有矛盾。”朱顺忠说。

诱供、逼供的笔录流出，舆论媒体议论纷纷，可翻案依旧停滞。朱顺忠告诉记者，2010到2011年是他最沮丧的时候，冯志明升迁了，做了呼和浩特公安局党委委员和副局长。这个任命并没有在公安局的官网上公布，可是内蒙古公安系统有人把两份任命文件发给了朱顺忠。“我觉得这些人一直在背后坚持翻案，一个是最基本的良知，一个是翻案的证据是充足的。他们提醒我，现在是一个报道的时机，得保持关注度，那就让舆论知道呼格案主要的负责人升职了。”朱顺忠说。

不让案子冷下来，可呼格案没有任何新的进展，朱顺忠给自己打气，还要给内蒙古的线人们和呼格的父母打气。“我总是说只要有核心的证据，有某个好的时机，我的报道一定会让案子有断崖式的发展。内蒙古的警察和检察官们很信任我，呼格的父母也说，好吧，耐心等断崖式发展，从来都没听过这个词。”朱顺忠说，他把呼格的父母和聂树斌的母亲都接到北京来，在办公室里安排两个特殊的家庭见面，然后带着他们去逛北京城、找人大代表，这些过程都有记者拍了下来，进行了报道。关注呼格案的媒体越来越多，杂志、电视、英文报纸、境外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完全从一个内参案件变成一个全国知名的新闻案件。 汤计呼格案呼格吉勒图新闻案赵志红呼格吉勒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