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通缩  稳增长

如果按照最严格的定义来看，连续两个季度的CPI呈现负增长才被视为通缩，目前中国经济尚没有进入通胀区间，但如果按照相对宽泛的定义，物价水平持续下跌就可以视为通缩，那么，中国经济可算是进入通缩前夜。不过对于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这一轮通缩的特殊之处在于，在物价总水平下降的同时，食品价格还在小幅上涨，而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并没有完全体现在国内，因此，普通居民对于通缩的到来并无太多实际感受。

从今年国际国内的经济背景来看，国际油价尽管已经暴跌近半，但是跌势依然丝毫未减，在美联储今年加息的预期下，美元重估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会持续带来压力，从中国经济自身来看，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压力还将长期存在，2015年，抗通缩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挑战之一。

中国上一次发生较为严重的通缩还是在16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通缩紧缩也随之而至，1998年的CPI负增长0.8%，1999年的CPI负增长1.4%，在持续两年之后，这一轮通货紧缩随着经济回暖而消失。随后的一次通货紧缩发生在2002年，当时美国经济遭遇互联网泡沫破灭、“911”恐怖袭击以及大公司财务造假丑闻等多重事件的冲击，美国经济下滑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输入了通缩；而从中国经济自身来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际市场上更多便宜商品进入中国，国内厂商在竞争压力下也加大降价力度，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通缩，这一轮通缩时间大概持续了14个月，2002年全年的物价水平同比下降0.8%，到2003年初，物价开始恢复正增长，逐渐走出通缩阴影。中国经济最近一次接近通缩的局面出现在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跌，中国经济也受到次贷危机的拖累而放缓，导致国内物价指数快速下跌，从2009年2月到10月，国内CPI指数连续9个月出现负增长，已经可以算得上一场小规模的通缩，不过这一次通缩持续时间不长，随着4万亿刺激项目开始发力，2009年底国内物价指数就开始迅速反弹，告别这场短暂通缩。

如果说前三次通缩都是因为外部危机所致，那么中国经济这一次面临的通缩则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可能内部因素更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外部因素来看，以国际油价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输入性通缩。尤其是我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连跌34个月，成为中国经济通缩的最大潜在风险。不过，国际油价的下跌始于2014年下半年，并不足以解释国内PPI长达3年的下跌，中国经济通缩压力加大，更多还是因为自身的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所致。如果仅仅是因为大宗商品带来的输入性通缩，对于中国经济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对于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国经济而言，大宗商品的适度下跌对于中国经济利大于弊，但如果是自身因素所致的通缩，对于当前疲软的中国经济将会带来恶性循环。

表面上来看，通货紧缩意味着物价便宜，对于普通居民是一件好事，但是长远来看，通缩的自我强化能力会对经济带来很大的杀伤力。在通货紧缩的预期下，人们预计将来的物价会更加便宜，理性的选择就是减少当前的消费，将消费行为延后，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延迟消费后，物价下跌就会进一步成为现实，通货紧缩实现了自我强化。物价持续下跌之后，企业盈利能力受到影响，企业基于盈利恶化的预期将缩减投资规模，减少雇佣人数，最终全社会的就业人数下降，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萎缩，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其消费能力，使得通货紧缩的局面更加严峻，经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日本经济从过去失去的20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一直在和通货紧缩作斗争，现在的欧洲经济面临第三次衰退的风险，对抗通缩也成为欧元区经济最大的挑战之一。

从中国过去对抗通缩的经验来看，基本上都是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走出通缩泥潭，预计这一次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经济不仅需要稳增长，更有转型和改革的压力，因此，这一次对抗通缩的政策空间可能相对有限，不得不面对更多的两难选择。

从货币政策来看，无论是降息还是降准，在解决通缩和增长压力的同时，都有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负面效应。通缩会使得实际利率上升，而中国经济当前的一大挑战在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从去年下半年至今，中国降低融资成本的实际效果并不算理想，而现在通缩压力加大，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其难度，从而提高了中国经济继续降息的要求。从央行去年11月份实施非对称降息之后，随着通缩和稳增长的压力继续增长，再次降息的可能性再次提高，但是考虑到继续降息可能会助长房地产泡沫，如何精准把握降息的力度仍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考虑到央行已经在去年打开了降息通道，这一轮降息周期应该不会止步于此，需要考量的只是实际问题，而未来具体会实施几次降息，也需要视未来中国经济的复苏、通缩以及资产泡沫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定。

除了降息之外，中国经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呼声也是很高。按照央行传统的操作，通常都是首先降准，然后降息，但是这一次央行对于降准的谨慎似乎更高于降息，继去年11月降息之后，央行迄今仍没有实施降准，中国上一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是2012年5月，已经将近3年没有调整。如果仅从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来看，目前我国20%的存准率还有较大的下调空间，但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流动性并不短缺，而且货币存量还处于很高的水平，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已超过120万亿元，M2/GDP也高达200%左右，在融资成本没有得到有效降低的背景下，通过降准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可能对于实体经济并无太大益处。1月9日，2015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央行在2015年的几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定向调控，引导金融机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增加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由此可见，和降息相比，2015年全面降准的概率相对降低，更大的可能性仍在于对部分行业实施定向降准。

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减轻当前的通缩风险，更主要的任务在于增加需求，减轻产能过剩的压力，这是化解通缩紧缩的根源，但也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经济当前对抗通缩的努力，也和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任务高度契合。从现在来看，基建投资似乎成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最大推手。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国务院去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人民币的七大类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今年的投资额超过7万亿元。尽管和当年的4万亿刺激项目并无可比之处，但是高达7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还是让外界浮想联翩。除了大规模的国内投资外，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第二个战场，轰轰烈烈的“一带一路”战略，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国内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将多年来难以在国内化解的矛盾放在更广阔的空间来寻求解决之道。 经济通缩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