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淡定人生，潇洒来去

田余庆与长女（摄于1952年）

2010年6月，田余庆在北大被拍下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个背影，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米白色裤子和黑色皮鞋，拄着白色手杖，虽然头发花白，但身姿挺拔。他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多次说将来要在告别仪式上使用，说这样才“走得潇洒”。于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便把照片放大，装裱起来送给他。他把照片挂在家里，还在背后贴了张纸，写了八个字：淡定人生，潇洒来去。2014年12月25日清晨6点09分，田余庆在家中去世。虽然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但这一天的突然到来，还是让人猝不及防。去世前一天，老先生还在照常工作，书桌上摊开放着两本书，一本是严耕望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另一本是他自己的《拓跋史探》。这两本书，连同他生前用过的手杖、放大镜和眼镜，一起放置在灵堂的桌子上，陪着他到另外一个世界。

“被安排”的研究领域

出生于1924年的田余庆祖籍湖南湘阴，家境平凡，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未能获得稳定的求知环境，也没有任何家学的熏陶，尽管后来成为公认的史学大家，但他最初的选择却并非历史。

最开始，田余庆在湘雅医学院念过一年预科，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他听说西南联大有浓厚的民主氛围、关注中国现实，便转学过去。到了西南联大，田余庆首先选择政治系，在他的思考里，“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未来”。原以为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但进入政治系之后，田余庆才发现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横向摸索中国不可能，于是又转到历史系，从这里开始纵向摸索。

抗战胜利后，田余庆跟随西南联大从昆明回到北京，1950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他最早先是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研究室担任助教，做的是中国近代史的史料工作，还教过政治课。1952年院系调整，田余庆被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那时候，教秦汉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的余逊先生突然过世，历史系便指定他接替余逊的教学工作，从此田余庆开始致力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与教学。

田余庆与夫人的结婚照 （摄于1950年）

本以为可以就此安心学术，可随后近20年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却打破了学术的梦想。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蔓延到北大，田余庆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在接下来的全国调整时期，田余庆参与到翦伯赞先生《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中，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历史的书写。那几年时间是田余庆人生前半段中难得的平静时光，他不仅补齐了之前该看的书，也开始了对自己的学术人生反思，认识到：“学术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一刻也不能放弃独立思考。”在原本的设想里，田余庆希望能够逐步推出专题研究课程，重新开启为学之路，但新的学术生涯还未开始，便进入“文革”时期，一切也都变了样。

所幸，前几年的反思让田余庆更加成熟，认识到随波逐流的错误和危险，也因此，尽管为“梁效”成员，他依然能够在十年“文革”当中理性地判断方向，避开了一些风浪。他后来曾提过当年的一件小事，在“劝君莫骂秦始皇”盛传之时，军宣队带着出版社的人找到他，让他写歌颂秦始皇的书，作为政治任务，“两点论”的评价不被允许，学术水平如何更是无关紧要，处于困境之中的田余庆只能拖延，等到失去了出书的时效，他才被允许放弃写书，改为写一篇论文。文章写完，虽然重在歌颂，但总体上仍没有脱离“两点论”。于是，军宣队在干部会上放出话来说“北大居然还有人坚持骂秦始皇是暴君”，言外之意已经非常明显，好心人劝他不要继续“顶牛”，他迫不得已修改文章，只能斟酌分寸，删除部分内容，在文末另加小段文字，表明：“在秦始皇的历史贡献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对此不予评论。”

在北大校园中散步的田余庆（摄于2010年）

学术人生

从50年代到70年代，史学界受政治影响极大，映射史学成为当时的主流，“以论代史”更是学界的普遍现象，以“马列”或者毛泽东的观点来套用史实，为政治目的服务。田余庆虽然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却并不硬套理论，而是从史实入手，坚持“论从史出”，那个时代，他的研究方式不是主流，坚持下去尤其需要定力。等到“文革”结束，田余庆已经50多岁了，生理上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然而学术上的巅峰时期才刚刚开始，尤其是进入80年代，整个社会气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工作也步入正轨，开始了系统的历史研究。

1989年，田余庆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本专著《东晋门阀政治》，全书20多万字，围绕东晋若干执政大门阀与司马氏皇权的关系书写，揭示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性质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对中国中古政治形态及其演变提供了一个“变态－回归”的解释模式。这本书的出版提高了整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水平，也奠定了田余庆在史学界的地位，他因此成为陈寅恪和唐长孺之后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刘芳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责任编辑，她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年学术书的出版并不景气，但《东晋门阀政治》一出来就受到很多关注，申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就拿奖了，那是出版界的最高奖，获奖的第一个标准是学术水平，其次是出版装帧要求，一般都是丛书或者很大的文集才能获奖，但是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只是一本20多万字的单本书，能获奖非常不容易。”

在《东晋门阀政治》出版之前，还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因为“文革”，田余庆的职称只是讲师，“文革”结束后，按照制度，讲师应该先评副教授，然后才能评教授。当时历史系系主任周一良拿着田余庆刚发表的一篇论文《释“王与马共天下”》说，凭这一篇论文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做教授的，震惊四座，田余庆因此直接从讲师成为教授，而那篇论文就是后来《东晋门阀政治》的第一章。

田余庆的著作并不多，在《东晋门阀政治》出版后14年，他以将近80岁的高龄完成另一本专著《拓跋史探》，探讨了北魏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现象以及北魏国史和鲜卑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等问题，在民族史和政治史的交界面上开拓了北魏拓跋史研究，再度引起学界关注。对于田余庆的著作，同时期的北大历史系教授祝总斌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评价：“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订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繁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而田先生的研究，可称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2013年，《东晋门阀政治》再版，田余庆本想增补一章《温峤与江州》，来“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补东晋门阀政治和东晋地缘政治的一点空阙”。可惜由于健康原因，最终未能如愿。年事渐高，田余庆经常感叹自己“新书新论读不进去，脱离了学术前进的潮流”，但实际上却一直密切关注学术界。2013年，田余庆被查出癌症，祝总斌、陈苏镇和王铿三位老师到家里去看望他。去之前，他们担忧不知道如何安慰田余庆，到了以后却发现他兴致很高，根本不谈癌症的事情，反而聊起了学术。陈苏镇说：“本来说好了坐一个小时就走，不想打搅他休息，但他不同意。田先生耳朵不太好，一开始，王铿坐一个单人沙发，田先生坐对面，我跟祝先生坐双人沙发，他听大家说话太费劲，就坐到我和祝先生中间，说起过去的事和学术的事，他都非常兴奋，思维也很清楚，完全不像一个患癌症的人。”

2014年8月，中古史中青年学者联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组织者想去家里探望田余庆，可是几十个人一起去家里又坐不下，田余庆知道后，晚上19点多钟专门到了会场去跟大家聊天。“他不是去指导别人怎么做学问，而是让每个人介绍自己的研究和学术情况。他对整个学科任何细枝末节的进展都有了解，很多问题能马上抓住要害问下去。也许他已经做不了很多中青年学者在做的研究，但他争取去理解这些研究。每次跟我们聊天也都会围绕学术，问我们学界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好的论文和书有哪些，年轻的优秀学者有哪些。领域内的很多优秀学者来过他家里，他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询问新的材料和研究方法，也会很抱歉地说自己体力不够，最新的研究也不一定能看懂了。”罗新告诉本刊记者。

不过，尽管身体衰微，田余庆每天仍然坚持看文章。去世前一周，田余庆还跟罗新在电话里讨论一名硕士生的论文。“田先生说，论文看完了，要点也都记下来了，但是可能很快就记不住了，让我把学生叫到他家里谈一谈。”可是，罗新还没来得及通知学生，田余庆就去世了，而这也成为罗新内心无法消弭的遗憾。

先生之风

田余庆人生的另一个重心在于教学，他曾经回忆说：“那时经常有政治运动，有好些繁杂的事要做，天天开会。晚上10点多开完会后，才是我读书的时间，经常读到凌晨两三点。我把可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备课上，慢慢积累。我觉得自己的教学每年都在提高，内容、见解也不断成熟。前进的动力就是从教课任务、从学生那里获得的。”而听过田余庆讲课的人都会为他折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宝国回忆起当年的课堂，依然赞叹不已：“田先生天赋极高，对自己的要求又很严格，他的每一堂课都讲得很好，每一句都经过深思熟虑，精练而有分量，他知道哪里是要害之处，他的研究本来很精深，但旁观者即使缺少相关的知识储备，也能听得明白。既有深度，还能够让人听懂，做到这一点其实特别不容易。”

而除了讲课好，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人，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严格。在他们共同的回忆里，田余庆话不多，也很少笑，听人讲话的时候会皱着眉头，表情威严而专注，听完之后马上就会有回应。“他对学术要求很高，有什么问题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来，同学们都有点怕他。”陈苏镇笑着说。时隔多年，他仍然记得当初课堂上的一件小事：“有一次我们上田先生的讨论课，学生轮流上台讲自己的发现，有个同学刚讲完，田先生就上台说：‘听得出来，你这个题目是信手拈来的。’这个话是很严厉的，当时课堂的气氛很紧张。上他的课必须要准备很充分，糊弄不得。”

虽然看上去十分威严，但田余庆为人非常宽厚豁达。2003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第一次给田余庆的《拓跋史探》写书评，出于礼貌，文章写好寄给他看。不久后，田余庆就给楼劲打电话，把他叫到家里，鼓励他把不同意见都写出来，这让楼劲非常感慨。去年以来，历史学界出现了不少修改《中国史纲要》的呼声，10月份楼劲到田余庆家里，两人还谈论了此事。“田先生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也该做些修改补充了，临走的时候，还让我捎口信，让大家不要因为顾忌他而不想修改，学术上有不同意见要尽管写、尽管发。”

在业内很多学者眼里，田余庆是有大胸襟的人，很开放。“有些老先生比较固执，不愿意承认自己会出错，批评不得，但田先生觉得学术是天下公器，是可以讨论的，他对于学术争论很开通，不会耿耿于怀，在这一点上就有很多人难以做到。”陈苏镇说。而田余庆自己也曾说过越到老年越能领会“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因此“未敢轻信，未敢多言，也就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

更难得的是，田余庆对于人生和名利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田余庆当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当时编辑出版丛书是学界提倡的潮流，田余庆也在北大历史系讨论过编丛书，但历史系的师生都不太赞成，他也不强求。“后来看到很多攒出来的大书，他还总结说，编大书浪费时间精力，成果也不是很高，相比起来还是单个人自己的研究创作更有价值。他不在意所谓的‘政绩’，也没有功利之心。”陈苏镇回忆说。

2012年，田余庆88岁，罗新和其他一些老师张罗着要给他过生日，按照学界的习惯，领域内的学者要写篇学术论文“祝寿”，集结在一起出个生日纪念文集，田余庆反对。“他说88岁米寿是日本人的风俗，不是中国人的习惯，而且祝寿的纪念文章一般都是应景之作，不是很下功夫的文章，很多人接到文章邀约，不管有没有想法都得写，他自己曾经就遇到过这种情形，他不喜欢这种事，也不愿意强求别人。”罗新说。出文集的事情就这么搁置了，直到田余庆过90岁生日，罗新把出文集的事情再次提上日程，田余庆最初仍不同意，罗新干脆对他的拒绝“置之不理”，去世前半年多，纪念文集终于出版，在中古史中心开了个研讨会，田余庆到场，跟很多年轻学生坐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非常开心，而这也成了很多人对于他最后的记忆。

“在最后那次研讨会上，田先生又提到了《定风波》，这首词他非常喜欢，他内心深处追求的是苏东坡那种潇洒的人生，熟悉田先生的人都知道，他非常严谨，‘潇洒’二字跟他的性格至少表面上是难以沾边的。但回过头来看，他一辈子活得干净、透彻，理解世界，家庭幸福，受学生爱戴，身体状况虽然不佳，却一直跟老伴一起独立生活，还活到了90岁，他的人生真是完美且潇洒。”罗新感慨地说。而胡宝国也说，作为史学大家，田余庆本可以活得十分“热闹”，但他却非常低调，“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低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田余庆先生的《九十自述话治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的《田余庆生平》） 淡定潇洒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