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拉：马里来的“赤脚医生”

2012年9月9日，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落泽河镇，来自非洲马里的壹基金志愿者迪亚拉参加地震救援

20岁的非洲小伙子迪亚拉从马里巴马科到北京，路上花了三天。他穿着一件单衣，挎一个小布包，冻得哆里哆嗦，大使馆没有接到电报，在机场他只碰到来接肯尼亚留学生的老师，给每人倒了一杯热水，但他们“从来没喝过这种滚烫的水”，因为语言不通，双方面面相觑。当天晚上，他和另外11个同学哭得稀里哗啦，那是1984年，迪亚拉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人生从那一天起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读完了博士才上岗的中医，以及5000多名云南乡村医生的“迪老师”。

在中国学中医

他站在讲台上，眼镜在聚光灯下反着光，看不清楚眼神，右耳里贴着几个小拇指盖大的穴位贴片，黑皮肤上络腮胡并不明显，露出一排白牙，一直在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每次说起中医都会脸红，但是反正你们也看不出来，我就说吧。”他把早就准备好的段子抛出来，说完一停顿，和那个说黑人“印堂发黑”的段子异曲同工，台下500名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哄堂大笑。

2014年的最后三天，中医迪亚拉飞去南宁给大学生做讲座，这个看不出年龄的非洲人一本正经地在台上讲“天人合一”，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说了五次“缘分”，用得都自然贴切。一个男生拿过话筒站起来提问：“你的‘医古文’是怎么背会的？我们后天就要考试了。”马上得到全场同学的热烈回应。

这场景乍一看，实在有点滑稽，他操着稍有口音的普通话，比中国老师更敏锐地捕捉到了同学们的笑点，《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信手拈来，幻灯片啪地翻页，一大堆有中国特色的头衔蹦出来，还放了一张和国家领导人握手的新闻截图，这个时候听众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外国人。

当初的马里小伙子迪亚拉本来是到北京学习西医的。1984年，他大学刚毕业，成绩是全省第一，带着优等生的心高气傲在父亲当院长的马尔卡拉医院里当了全科医生，日子过得太平静。当时非洲有不少学医的学生有机会通过援助项目去美国、西欧或者苏联、中国继续深造，迪亚拉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去苏联，去更发达的国家学习先进的医学技术，这也算是一个众人羡慕的事情。但是他“说不出理由，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临行前一天，决定放弃机会。如今再去看当时的选择，他只用“缘分”这个说不清楚确切意思的中国词汇去解释当时鬼使神差的决定。

迪亚拉的家庭崇尚自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给每一个孩子自己选择的空间，同时，也不会直接给出明确的建议，去苏联的机会当天就让给了别人，日子又恢复到以往的节奏。直到得知去中国的项目，他才有一点兴奋。“也是因为缘分。”他又这么解释。

直线距离1.2万公里之外的中国，马里人并不算陌生，中国与马里在1960年建交之后，援建了一系列纺织厂、糖厂、皮革厂、制药厂、医院。他所在的塞古市有两个糖厂是中国援建的，那个挺和蔼的副厂长还娶了上海媳妇。让他难以忘记的是，中国驻马里的医疗队用针灸的方法治疗小儿麻痹症，他站在远处看得目瞪口呆，中国医生神态自若，把一根细针稳稳地扎进病人的腿上，手法娴熟，速度极快，躺在床上的病人也没有惴惴不安，迪亚拉很吃惊：“比起马里的传统医学，中国有更加神秘而深厚的一套传统医学体系。”但是这个印象仅限于记忆里的一个画面，他远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和这一套神秘的文化产生什么关系。

来到中国的第一年是用来学习中文和适应生活的，他每月有1000法郎加上80元人民币的补助，比起来当时大学老师每月60块的工资，留学生的经济条件是超乎想象的优越。“五道口香气四溢的花生米只要两毛钱就够吃半天，周末坐320公交车到三里屯去大使馆找马里大使聊天，很多钱是花不出去的。”

但是，过了最初艰难的语言困境，专业学习的问题才凸显出来。中国医学院对他们的教育是从最基础的人体和解剖开始的，而这对于迪亚拉来说实在是浪费时间。失望与无奈之中，他做了一个决定——学中医。“既然来了中国，我就学中国特有的。”迪亚拉说“特”这个字说得不太标准，但他又强调了一遍：“有特色的。”

对于一个已经接受过系统的西医教育并有实践经验的外国人，要去学习中医，接受另外一个完全不同体系的知识和方法，很多同学和老师并不看好他。和他同一批从马里到中国来的同学阿玛度本来是他最好的朋友，他跑来劝说迪亚拉，话说得很不客气：“西医是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跑去学那些‘巫术’？”

“我可能是属于比较傻的那种人。”迪亚拉不太考虑性价比，没有做任何关于前途的考量和计算，被直觉和“缘分”引着做了决定。面对朋友的质问，竟无言以对。他当时对中国文化和中医理论还处在只有热情没有积累的阶段，又着急又无奈，憋了好半天，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只能总结为两人的“价值观”不同，“懒得去解释”。阿玛度和迪亚拉都来自塞古市，之前在同一家医院工作，迪亚拉一直是更加优秀的那一个，阿玛度难以理解，这个一直优秀的人要抛弃医学。

“你以什么作为相信一件事情的标准？我愿意相信很多事情是现有的手段难以完全检验的，归纳而来的学问我仍然会去选择相信和尊重，中国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我是当作珍宝的。”迪亚拉抛出自己的观点，并且享受这种好奇心，像是找到一个深得看不到头的神秘洞穴，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内心却无法拒绝它的魅力，但这更让阿玛度觉得他走火入魔。

迪亚拉就此失去了一个朋友，继续破釜沉舟，跑到教育部和大使馆申请，条件提得很坚决：“要么让我学中医，要么我就退学。”中国官员可能也对于这样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感到惊喜，分配学校算得上是顺利，只是他不能继续在北京了，第二年，他坐上了去往广州的列车，晃晃悠悠了两天，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广州的温暖让他有家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中医院校满足了他的求知欲，这种归属感是他来中国一年之后的惊喜。但是想象之中的和想象之外的困难也一个接着一个袭来，每一个都鲜活而真实，背诵古文、理解概念、技术操作，迪亚拉需要重新学习一套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外国人，这种难度并不是仅仅刻苦和努力就能突破得了的。“你们中国人的血液里、DNA里就有中医，我作为外国人是很艰难的。”

“大医精诚”

“最初的问题是理解阴阳。”迪亚拉再回忆起当时的困惑，皱起了眉头，他觉得自己足够聪明，但是来到中医学院正式学习中医之后，才发现很多东西不是聪明和勤奋就足够的，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开窍并不容易。

中医更像是一门哲学，讲究“理”，《黄帝内经》里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府之明也。”在这一套哲学体系里，阴阳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可以归结在阴阳里。

“阴阳”为何物？这玄妙的东西，迪亚拉当时可不理解，虽然他对“阴阳”并不算是完全陌生，马里的官方语言是法语，而法语里的词汇是区分阴阳的，对于自然界一切有阴阳性的事物都保留它的性别，对于没有阴阳性的事物也要赋予一个“阴阳”。

“桌子是阴性的，黑板是阳性的。”迪亚拉指着黑板，又拍了一下桌子，显得挺焦虑，“可是这和中国传统文化里说的阴阳实在不是一回事儿啊。”所有认识论的建立都离不开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这些经典的理解，学中医的学生都知道的励志故事是老中医蒲辅周曾停诊闭关三年读经典医术，之后才更得心应手。

迪亚拉必须要过这一关。但是中医的经典著作大多是产生在东汉以前，用古汉语撰写，语言精练，内容艰深，“通经致用”需要从文字开始了解，掌握古汉语，理解汉字的结构。想来也算正常，刚刚学会说普通话的迪亚拉第一学期的《医古文》就没有及格。

“不及格对我来说就是天塌下来了。”迪亚拉怎么甘心，他在异国他乡又找回了很多年前对学习成绩的焦虑感。“我是全省第一，在全国也排到第64名。”拿到《医古文》的成绩根本接受不了，他转头就跑到书店去，把能买到的字典各买一本，《新华字典》、《古汉语字典》、《康熙字典》背了整整一个书包。“从那一天开始，我整天都拿着一本字典，跟在当时班上学习最好的男生身后，几乎是寸步不离。”

22岁的迪亚拉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一个异国的传统医学产生了痴迷，他把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作为座右铭，依旧对针灸着迷，不仅仅是以前那样对一种未知的神秘技法的好奇心，而是对手指真实地捏着一根针捻转、提插手法的学习。

“术”的学习比“道”要容易，迪亚拉只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心思就有可能超越同班的中国同学。为了搞清楚经络和穴位，迪亚拉花200元买了一具尸体，这在80年代算是一笔巨款。迪亚拉回忆：“每天一下课就去实验室，把尸体拿出来做解剖。”

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验证，像是阿玛度那样质疑经络和穴位的存在，他反倒觉得很多质疑中医的思维难以理解。“有中国人评论中医‘不科学’，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表达，用现有的科学来衡量所有事情的价值并不见得对吧。”他和中医的“缘分”可能就在于价值观，对于“经验”，他大多选择相信，先去相信，再去理解，之后做判断。他也没想过用西医解释中医，把两套系统撇得干干净净，倒是做到了足够的专心和热情。“这是大炮和手枪的关系，用来打击不同的敌人，你非要它们两个相互对决有什么意义？”他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不过，迪亚拉还是用以前学的解剖学知识在这一具尸体上寻找穴位，这显得十分珍贵，在马里，他只能和另外9个同学一起挤在实验室里围着一具尸体做解剖，经常是上不了手也看不清楚，这一次他完全可以做主，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我得熟悉穴位的位置，针下有什么组织，怎么避开，都记在心里才不会扎错。”

练习扎针是一个苦功夫，初学者最初是在一块对对折到没法再折的毛巾上练习，本来柔软的毛巾在团成一团之后变得致密，在手艺的练习上，迪亚拉终于和中国同学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他每天都拿着一块毛巾，走到哪儿就扎到哪儿。“如果捏得不紧会脱手，捏得不稳会扎歪，一切都在练习之中。”这仅仅是第一个阶段，之后的道具是肥皂和海绵，从坚硬再到柔软，都能做到快而稳，针落不歪不倒，下一步就是用自己和同学当道具了。

“针灸之所以不疼，就是因为快速穿过皮肤，这是神经密集的区域，扎的一下子一定要快。” 迪亚拉一直是那种老老实实练习的人，扎针的技术很快就超过了班上很多中国同学。对老朋友阿玛度的回应也是在学了针灸之后。迪亚拉说，1991年的假期，他回马里医院义务工作，阿玛度找到了他，神情尴尬，似乎是鼓了很大的勇气才来的。他带来一个患者，怀孕三个月，持续打嗝两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止不住，患者又实在是痛苦，就找到从中国回来的迪亚拉。

“我扎了内关、定喘两个穴位，15分钟，患者就停止打嗝了。”迪亚拉说起来很得意，让老朋友不许再小看中医，阿玛度也心服口服。但是如果移步中国的医院，他的优势可不明显，一个黑皮肤的人，穿着白大褂，怎么看都显得有一些滑稽。

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迪亚拉在成都一家中医院坐诊。“没有一个人找我看病。”他对着空荡荡的诊室守了三天，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诊室排着长队。终于在第四天，一个患者推开了大门，惊慌地叫了一声就跑出去，诊室总算是有了一点动静，他也没觉得委屈，直接推门追到了挂号台。

“我是来看中医的呀，怎么黑黢黢的呢！”患者对着护士用四川话抱怨了一番。迪亚拉都听懂了，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扎针，如果没有效果，我不收你一分钱。”他就这样争取到了第一个病人。把脉、看舌头、分析、扎针，迪亚拉细致而熟练，第二周，这位患者给他又带来了自己的朋友，这样的口耳相传之中，黑人中医迪亚拉慢慢站稳了脚跟。

金字塔的底

但迪亚拉这份工作并没有做多久，院长找到他说：“你的病人是最多的，但是你的奖金是最少的，你不能多开一点药吗？”迪亚拉拿来工资条，奖金是172.5元，还不足他读书时补助的零头，院长第三次找他谈话的时候，他也递上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有时候你不能不相信缘分。”辞职之后在成都大街上晃悠的下午，迪亚拉遇到了5年没有见面的大学同学比尔，一个来自比利时的留学生。彼时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正在成都四处寻找协助麻风病和大骨节病项目的医疗官，迪亚拉不是正合适么？两个人一拍即合，他原本混沌的职业规划也从这里清晰起来。

无国界医生的项目让迪亚拉第一次深入走进中国偏远的乡村，他才发现那里是“金字塔的底”，乡村里生活的百姓的医疗资源是最差的。因为麻风病的项目，他常要翻山越岭开了一整天车，寻找被传为麻风病村的村庄。

他们住在山上，被孤立，因为过去治疗的时机晚、医疗条件不好，很多老人肢体残疾了，虽然并不携带麻风杆菌，但是歧视是伴随他们一生的。“不仅仅是外人的歧视，他们总担心自己会连累别人，我们去看他们，都让我们离得远远的，他们的手脚一直有伤口，总是说这是麻风病在吃他们。我说麻风病又没有嘴巴怎么可能吃人？我得解释给他们，那是他们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手脚在干活受伤的时候、被火烫伤的时候都没有知觉，当然容易受伤。”迪亚拉说，他们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和外界交往的权利。

“我带一位稍有残疾的村民到山下的米线小店吃饭，刚刚吃完，老板就把他用过的碗当场打碎在地上。”迪亚拉说，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但是传染性并不强，发病率也很低。一般情况下，麻风杆菌不会侵入皮肤，与麻风病人握手、共同进餐，也不会被传染上，况且是已经治愈的病人。“但麻风村里的人下山赶集，没有人买他们的鸡蛋，都躲得远远的。”

针对麻风病的药物是免费发放的，治疗这一个环节是人类医学已经攻克的，费用也无需患者自己承担，问题就在于及早发现病人。但是乡村对麻风病的恐惧是直接的，很多村庄的态度仍然是驱逐和歧视，几乎没有病人发现疑似症状主动选择治疗。

“我们接到线索有一个症状明显的疑似患者，早上出发，开车开到下午才到，在庄稼地里找到他。他生怕别的村民看到我们，劝了很久，依然态度坚决，不愿意接受检查。”迪亚拉知道，这个村子曾经活活烧死过一个麻风病人，这是所有人难以驱逐的恐惧记忆。他和同伴眼看着天色暗下来，只好准备暂时放弃。同去的云南开远市皮肤病医院的潘院长临走用了激将法：“那就不管你了，现在不治疗，就让他们把你也烧死吧。”几个人刚转身要走，患者又一把抓住迪亚拉的脚，让他们别走，说决定接受检查。

乡村的传染病很多时候需要专业的人识别并且提供线索，迪亚拉能依靠的人是乡村医生，他们生活在最基层，掌握着每一家人的情况。2002年，迪亚拉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结束，他开始自己筹集在云南省红河州做乡村医生培训的资金。

第一堂课上，迪亚拉作为老师，听得一身冷汗，还得保持冷静，不能表现出惊讶，这样会挫伤学生发言的热情。这个环节是互动和分享，60个学员都是从偏远山村里来的，少数民族的妇女穿着各色的服装，怯生生地坐在台下，不太敢发言。

“每一个人都说说自己常用的药，有好的经验大家一起分享。”迪亚拉希望让大家放松下来，做一个头脑风暴，把每一个方法都写在黑板上，再作讨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站起来，个子不高。“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治疗拉肚子效果特别好。”小伙子挺骄傲，方法是把三种药混在一个针管里，给患者注射，只需要一会儿，腹泻马上停止。“这是一个老赤脚医生告诉我们的方法。”

迪亚拉吓了一跳，还是把这个方法写了下来，没表现出什么态度。“这三种药混在一起，有变化吗？”他问得小心翼翼。小伙子说：“有，药会变黄，有点像是茶的颜色，有时候会冒烟。”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三种药可能已经发生了反应，出现沉淀、变质、变色的情况，还有医生在好奇，这是什么特效的药物。迪亚拉赶紧趁着这个机会讲配药原则，没有一个药典上允许这三种药的组合，但对于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乡村医生来说，他们和村民一样，对于其中危险的一面是视而不见的。讲台下很多的乡村医生是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多是家里父母曾做过赤脚医生就跟着继续做了。但是他们是唯一愿意留在这个村子里承担这一份责任的人了，比起来金字塔尖上城市大医院的竞争，乡村医生这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坚守。

迪亚拉的乡村医生培训班做了将近10年，2012年他总结的时候，这项事业已有的花费在1800万元，现在他手头上没有正在进行的培训班，很多培训模式已经成了被政府采纳的常态。另一个有点尴尬的原因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之前与他合作的一些国际组织停止了资金上的资助，迪亚拉显得有一点遗憾。不过，在广西中医药大学演讲的结尾，一个小姑娘举手要求发言，声音很洪亮：“我就是从大山里出来的，我以后也想回到乡村做一个赤脚医生。”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报名，参与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对乡村医生的资助项目，保障你的收入。”他没忍住打断了女孩，趁机给他的乡村医生事业做了个广告，他希望有更多高素质的大学生能到达“金字塔的底”。“在那里，你能为更多人服务。”迪亚拉说。 马里麻风病赤脚医生迪亚拉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