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玮的天赋：能否改变人生

( 周玮小学毕业后就和母亲周润莲守着自家的超市，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 )

节目

自从周玮家从五台县东雷乡的长昣村搬到紧邻五台县城的古城村后，家里开的小超市几乎就没关过门。大年初六，小超市正常营业。下了一夜的雪，小城的温度骤然下降，冰封的唐家湾水库一片苍茫，过了水库大坝上的佛海桥，再往东就出了五台县城的地界，进入了古城村。古城村的主干道叫学府街，周围聚集了一所小学、两所初中和五台县最好的高中五台中学，周玮家的超市开在学府街边一所初中的巷子口上。

原以为节目播出后的巨大反响会令周家这个年过得欢欣鼓舞，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周玮的妈妈周润莲脸上习惯性地带着愁容，她说是因为感冒的原因浑身不舒服，但似乎没那么简单，说起周玮已成名时，周润莲口气一点不快乐：“让别人知道他会算术有什么用，我们唯一希望的是我和他爹死了之后他还能活。”

去年夏天，江苏卫视的编导赴山西找上门来动员周玮参赛，周润莲一口拒绝。周玮曾经参加过几个节目的录制，但一阵热闹后终会平静。“上了电视之后，亲戚朋友总会问，是给找下个工作还是给了钱？每次一听这话我都觉得太没面子。”周润莲觉得这是社会在消费自己苦命的儿子，“最后只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有病，其他什么都没变。”

2007年，周润莲第一次接触媒体。她通过自己的小学同学联系上了《忻州晚报》的记者李海燕，告诉她自己的孩子有一些特殊的天分，希望能给报道一下。李海燕告诉本刊记者，文章发表之后，她曾去忻州残联询问了周玮的情况，但考虑到周玮家庭的供养能力还没达到救助的标准，残联没能给予救助。再加上这年小学毕业的周玮被中学拒之门外，周润莲没在媒体传播中看到什么好处。

( 周玮父母最大的期待是：“让他走入社会、走入人群、找回自信” )

2009年，周润莲又一次联系了媒体。“当时经常看‘走近科学’，我就想让节目组给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是因为我儿子的病太奇怪了，另一个是他还会算很难的题。”周润莲让二女儿给节目组发了邮件，里面附上李海燕的报道。周润莲很快便收到回应，节目组进行了采访。节目播出前，周润莲给亲戚朋友们打电话通知大家收看，最后却傻了眼，节目里说周玮在计算时可能主要是依靠记忆力，同时做题速度很慢，周玮家人会在其做题时在旁边不断解释，这在周家人看来是彻底否定了周玮。“村里有人说，是不是没送上礼，不然怎么会这么说。”周润莲觉得不快但又不好发作，她说，“毕竟是我自己请来的，说实话也挺感谢，节目组带我们去北京做了很多检测，别的我没记住，有一个专家说，周玮可以进行语言矫正，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觉得孩子有希望了。”之后又有几家外省媒体过来报道过，但始终没见什么效果。“有一次邻居告诉我，有一家电视台报道了周玮，也是否定了，说他傻。这个台没来采访过，内容都是拼凑其他人的，我想找他们打官司，这不是侵犯我们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吗？我侄子说：‘姑，打官司可费事了，不是你能想象的。’没办法，最后只好算了。”

江苏卫视的编导来了一拨又一拨，但最终打动周润莲的是该台另一档高收视率节目对“最强大脑”的介绍。“主持人说，要寻找最强的头脑去和国外选手对战，我觉得这事可能是真的。”周润莲认为“没有比我家娃娃脑子更好的人了”，所以尽管觉得自己“不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会算题”，但还是答应了编导。“每个来的编导都说，他们的节目和其他节目不一样，一定能做到满足我们的需求，让周玮的生活有所改变。”周润莲没有提过具体的要求，她有一次随手写了一行字：“让他走入社会、走入人群、找回自信。”编导看到说，写得很好。

( 周玮儿时生活过的山西五台县长昣村 )

节目录制比较顺利，只是周玮有点身体不适。周玮很少出门，从家去南京的路上晕车得厉害。正式录制前一天要试拍，周玮站在台上没多久就吐了，晚上去医院输液一直输到了后半夜，周润莲说：“编导看这情况，说要不然改成下一期再录，但周玮特别想做节目。在现场时我们告诉他了，明天台下会坐着评委和几百个观众，他特别喜欢。”

正式录制的时候是大姐周欣陪着上台的。“她不应该搀着周玮，我二姑娘说，像是她姐搀着她姥姥似的。其实拉着手就行了，这样好像周玮身体很弱一样。”周润莲对此有一点遗憾。周玮在台上做题时，周润莲在另一间小屋里看播出。“看着一直流泪，导演就赶紧把我推上场了。”周润莲上台后说：“我觉得我儿子不傻。”

( 大姐周欣陪着弟弟周玮在“最强大脑”节目录制现场进行计算表演 )

病情

下了节目，周润莲对儿子一番教诲。“我说台上那么多观众，都认可你，你别自卑。他说：‘嗯。’我说：‘人都是一样的，有优点，有缺点，你又不是不会说话，不要怕。’他说：‘嗯。’”全家人都感觉到周玮获得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快乐，“最明显的变化是吃饭，饭量涨了”。尽管他不怎么说话，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还是能看出差别。

李海燕7年前去采访周玮时，他还是一个羞涩的小男孩，“从里屋的窗户上露出一半脑袋，悄悄看外面，个头还没有柜台高”。但现在周玮已经大方了许多。听到有人推门而入，他会起身站到第一排货架前看看是谁。有些人一边买东西一边说：“在电视上看见他了，你家娃娃是个天才哇！”周玮羞涩地低下了头。周润莲和旁人说话，他不住地斜着眼睛瞟对方，又很怕和人家目光对上，像个孩子。“现在来买东西的人都爱找他说话，你和他说上一两句话，他就觉得你对他可好了。”周润莲终于有了笑模样，“有些人是专门为了看他而来的。年前有个苏州的游客从这路过，为了看他进来买了100多块钱的东西，还和他合了影。他小学时的同学也来了，但周玮已经不认识他了。”大年初六晚上，邻居来请周玮到家里吃饭，“其实平时不怎么来往，就是邻居而已”。邻居的儿子在城里上班，在电视上看到了周玮，过年回来就想见见。“那就去吧，但能说什么，还不是一些伤心的往事。”周润莲的表情又变得复杂。

1991年周玮出生。家人的说法是，刚出生时孩子一切正常，6个月大的时候，他能晃晃悠悠地坐起来了。一天，父亲周常富下地回来，看见周玮在床上坐着，怕坐不稳掉下来，顺手就扔了个枕头过去，挡在他身前，结果周玮被“吓得眼瞪着，哭声马上就变不正常了”。这年冬天周玮开始拉肚子，在村里诊所输液时直接昏厥过去，第二天去了五台县医院，大夫说可能是佝偻病，或者是癫痫，建议去省城太原的儿童医院看看。此后周玮开始频繁地抽风，病情严重起来，太原市儿童医院对周玮的诊断是低血糖、胰岛细胞瘤，需要手术，建议他们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最终协和医院的诊断是顽固性低血糖，但之前说的胰岛细胞瘤是误诊，“没开刀，没开药，光开了玉米淀粉，让回去冲着喝”。周润莲说，从协和回来，家里人就再没给周玮看病的想法了。“玉米淀粉太难喝，他喝不下去，我也发愁喂他。如果看见他打呵欠，怕是要病了，就赶紧给他吃点甜的。”周玮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一天抽风好几次，有时几天也不会抽一次。一开始看到周玮好转，周润莲还拿个本记下日期，后来反反复复，周润莲也不再抱什么希望，懒得再记。

与之相伴随的是周玮行动能力的迟缓发育，“身子软，走路左摇右摆”。同时话也说不清楚，“有时他爸都听不懂他说啥”。童年的周玮还生活在距离县城18公里的长昣村里，村民的印象中，“这孩子看着就觉得傻，经常能听见他在外面玩时喊叫的声音，但不知道说的啥”。

因为抽风的毛病，周玮在10岁之前一直留在家里，没去上学，家里人也渐渐习惯了村里人说周玮傻。“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大夫说他以后有可能是脑瘫，所以能多平安一天已经万幸了。”2001年，周玮的病情突然没再发作，经历过无数次反复的周润莲根本没意识到这病是怎么没的。全家人欣喜，带周玮到村里的小学开始读一年级。当时教周玮的老师王文秀告诉本刊，周玮“反应慢，行动不方便，话也说不好，下了课别人在操场跑来跑去，他站在旁边看着”。因为身体不好经常请假，所以连读了两年一年级，第二年读书时，成绩和其他同学差不多了。

天赋

2003年过完春节，周润莲和周常富举家搬到了现在居住的古城村里。当时大女儿准备去五台中学读高一，因为觉得“再怎么也比村里强”，索性在五台中学旁边租了一个门面房开小卖部，几个孩子也都转到附近的学校，能回家吃住，节省开支。

周玮该上二年级，但古城小学拒绝他入学，周润莲去找老师、校长都不管用，后来心一横找到了县教育局长。“局长说，义务教育还能不让上？听我说完就把电话打到学校了。”学校接收了周玮，但并不以普通学生对待他。他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只是一个旁听生，老师上课不提问，课后不批他作业，考试也没他份。“我们都习惯了他是个病小孩，老师不批他作业，他也就不想交了，我们也不逼他。期末考试完，我还从邻居家孩子那里把卷子要过来，用橡皮擦了让他做，他不想做后来也就算了。”周润莲说，周玮从来只是默默地，“有一次两个学生到店里找我，说周玮在学校不敢上厕所，老师叫我过去。我那时才反应过来，为什么他早上吃饭越来越少，他不敢喝水，怕上厕所，下课从来不离开座位，因为比别人大，怕被人笑话。”在这种煎熬中，周玮读完了小学，之后初中以没有名额为理由再次拒绝了周玮，这一次周润莲没有再硬着头皮找人，选择了接受。无法用语言表达痛苦的周玮用拳头打自己，拿起剪刀剪掉头发，不怎么会写字，竟然还写了“不想活了”的字样，让家人吃惊又心疼不已。

对比周玮糟糕的教育经历，他的数字天分实属与生俱来。周常富说，周玮还没上学时，家里人就发现了他的聪明劲儿。有一次大伯带着周玮一起在地里干活，问他：“一只毛驴四条腿，两只毛驴几条腿？”周玮慢吞吞地说：“八条腿。”这让大伯大感意外。周常富打工回来，周玮举着手指头在他面前表演，“一个五是五，两个五是十，三个五是十五”。“我跟他妈说，孩子有病，别教他乘法，先教他加法，万一大脑超负荷了怎么办？他妈说，没人教过他啊，不知道他怎么就会算。”周常富说，这孩子很快就会了九九乘法表，只是他不懂这种运算规则叫“乘法”，只会“几个几个”这样来表达。周玮在长昣村的老师王文秀也回忆道，上一年级时，周润莲的确来找过他，说自己的孩子会做乘法，但当时一年级只教过加减法。笃定地认为周玮智商不高的王文秀并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他既没有去问周玮是不是真的会算，当然更谈不上在课堂上对他多一些关注和辅导。

在长昣村时周玮还只是初露端倪，到了古城村后，周玮的运算能力在逐步提高，名气也渐渐地变大了。“有时候谁家盖房子，就让他去过去给数数砖头。四块一锭，一车是多少锭，他马上就能算出来。”周润莲说，一些好奇的学生和老师也跑到小超市里来看周玮，“我想乘方、开方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学生们和他交流的时候多少教给他一点吧，反正我们家里是从来没教过他。”王秀林曾经在五台县做过多年的高中数学老师，有一次他买药时在药店碰到周润莲，周润莲正和旁边的人说自己家孩子“会算术，对数字特别敏感”，他觉得好奇，决定去考考周玮。“他说他会算两位数乘两位数、两位数乘三位数、三位数乘三位数，我问他会不会做四位数，他慢悠悠地说‘不会咧’，问他为啥，他说‘记不住’。”王秀林说，周玮告诉他自己会算1～10的15次以下开方运算，其中2可以做到80次乘方，还可以做任意30位数以内的15次以下的开方运算。“我还给他出了高中数学里的等差数列求和和等比数列求和，等比数列求和还做了变形，在我教的学生里可能只有50%的人能做对，结果他全都做对了，问他方法，他的思路和公式是一样的。”王秀林对周玮的运算能力做了一个大致的总结，除了上面说过的几种，还包括循环小数化分数和分解质因式等，这基本上就成了周家现在向外介绍的蓝本。“他究竟能算多少，他自己说不出来，他做完题我说不懂，他就问谁懂谁知道，我也不知道该去问谁。”周润莲说，“实际上他现在还在不断进步，已经可以做四位数乘四位数了。”

我们见到周玮后，也试着给他出了几道题。为了给他增加难度，我找了两个质数，“743×887”，写完后把纸和笔推给他，他马上迫不及待地趴在桌前。周常富凑过来看了一眼，先是工工整整地在数字后面补了个等号，这才放心地让儿子开始运算。周玮眼珠转得灵活，习惯性地望向右上方，左手似有似无地掐着指头，大约经过了四五十秒钟，认真而吃力地写下一串稚拙的数字：659041。完全正确。

我们问他怎么做，他说不出来，但写出了几步。

743-1=742

742÷14=53

887×53×14+887=659041

他是想努力把两个数字分别分解后再进行运算，如果不是我给了质数，可能他的运算量会小一些，但必然还是多位数相乘的复杂心算过程。

我们又出了一道非常复杂的开方运算，周玮大约用了一分钟时间得出结果。这一次他没办法写出计算思路，这只能是他自己所知的，在大脑中一次次匪夷所思的激活和兴奋。

改变

我们和周常富聊天时，周玮好奇地紧挨着他爸爸坐下，认真地听我们讲话。周常富的左手拉着周玮的右手，十指紧扣，使着劲暴起了青筋，有时他觉得我们说的话刺激了周玮，扭过身扶着周玮的头，两个人额头相抵，都垂下了眼角。“有一次看电视，一个4岁时失明的盲人女孩表演才艺，她爸爸上台说从来没把她当成有问题的孩子，甚至还教她骑自行车。我和他妈都感触很深，周玮有时候不是不会、不能，是我们太疼爱他，想保护他，告诉他不能，他自己也就觉得自己不行。”

采访时周家人从没说出“傻”之类的词语，他们只说周玮曾经是一个“病孩子”，现在“不病了”。李海燕觉得周家的改变是最近才有的，七八年前她去采访时，周润莲是坦诚接受周玮智商低下这个事实的，对记者也并不讳言。但周润莲说，这些年她对儿子的变化看得清清楚楚，“他很懂事，很听话，一点都不傻，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别人在嘲笑他？”

每年周常富都要去外地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两个女儿也在外地生活，小儿子读高中，平时只有周玮和周润莲守在家里，她觉得周玮在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接近常人。“以前我打发他去买馒头，他紧张得走路姿势都跟平时不一样，现在他不会紧张了。以前他犟得很，有一次从北京录完节目回来坐火车，遇见了一个老乡，我开玩笑说，让他把下铺换给阿姨，他不和人换，我说了他几句，结果他气得一夜没睡，一直在下铺坐着，看得我又心疼又生气。但这几年他懂事多了，去年他姥姥过来住了几个月，每天都是他扶着去上厕所。平时超市里搬货、摆货都靠他，他就是不会说话，要是有人拿了货不给钱走了，他没办法，不然他完全可以应付这买卖。”

节目播出后，周玮的计算能力得到了认可，这对周家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补偿，他们对外界所谓“天才”之类的评价还保持着冷静，但对周玮彻底摆脱曾被嘲笑、被歧视的境地要求迫切。3月份周玮将代表“最强大脑”中国队接受意大利队的挑战，我对周常富说，这次换他陪周玮去，正好也可以出去散散心。周常富摇摇头说，“我没有利用我儿子出去玩的念头”。周家对什么计算、比赛，或是去北京、南京、上海没兴趣，吸引他们的是节目带来的治疗机会。尤其是在节目中被评委点评为“学校教育的缺失让他丧失了语言文字的能力、他的智商水平低主要是语言上面落了分”，周家顿时觉得，周玮的问题正是语言障碍，现在有专家提出要为周玮进行语言矫正，这令周家欣喜，似乎语言矫正能使一切圆满。我问周玮以后想做什么，他也念念不忘，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语、言、矫、正。”

在周润莲看来，周玮的语言障碍是在古城村里变严重的。在老家长昣村，周玮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外面和小朋友玩，喜欢跑，喜欢喊叫，中午吃饭时都叫不回来”。转学后因为受到歧视，周玮变得落落寡合，非常自卑，不喜欢出门，不爱说话，渐渐语言能力也退化了。

周润莲绷着弦，始终与外界保持着距离。除了因为周玮不敢上厕所的问题被老师叫去过一次，她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当初为了儿子上学她求了很多人，又受尽了歧视，觉得“自卑、生气”。搬到古城村十几年了，周润莲和周围的邻居却并不熟，她说因为要看店走不开，有些人却觉得“和别人都能张家长李家短地唠呱唠呱，但去了她家她好像什么都不愿意说，时间长了也就不愿意找她了”。周润莲对我们要找亲戚、老师聊聊周玮的想法很反感，“别人不了解我们，说得不实”。但真实的想法其实是二女儿周瑾说的，“不想用外人，怕闲言碎语”。周玮的天赋和他的缺陷无法割裂，这让周润莲矛盾不已，她会在平时的生活圈子里自豪地跟邻居说周玮对数字天生敏感，但这个消息向外扩散出去，家庭的局面始终毫无改变，只是徒增了嘲笑。

周润莲是一个能干又要面子的农村妇女，在长昣村时就是村妇们佩服的对象。长昣村村口一家小卖铺的老板娘对我们说，周润莲给周玮从北京治病回来，也在自家院里开了一间小卖铺，很有生意头脑。老板娘的货是从附近村里一个批发店批发来的，周润莲为了多赚点钱，货都是从县城里进，那里进货价更便宜些。二女儿周瑾说，带周玮去北京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周润莲回来后，去娘家借了点钱，在家门口搭一个板子就开张了，卖的都是便宜的日用品。我们从县城去长昣村时刚好下着大雪，地上的积雪有两寸多厚，途中几次上坡都溜了车，战战兢兢走了50分钟才到，可想当年周润莲进货时的辛苦。周瑾说，那时周润莲经常大早上起来就去县城进货。“早上不吃饭，无论多晚都是回来再吃。”周润莲说，“别人都笑话我，你们家那么穷了还让两个姑娘上学，我就是要咬牙坚持着。”

原来长昣村有100多户，400多口人，现在户数没少，但人少了一大半。村支书周俊富对我们说，周玮当时就读的小学早就撤销了，并入了距离村子三里地的上庄村小学，改成了寄宿制，现在又并入了西雷小学，距离村子要15里地。长昣村有点能耐的都带着孩子走了，有的出去打工，有的为了能让孩子在县里上学，也和周润莲家一样，在县城租房，做点小买卖。如此看来，让周润莲后悔不迭的举家搬迁可能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周家的门脸朝北，不见阳光，房东为了节约成本把地暖停了，冬天只能靠生炉子取暖。几年前的小卖部改成了小超市，门口的工商营业执照上写的是周玮的名字，当初的估计是用残疾人的身份减免税费，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税费可交。超市后面连着两间卧室，为了保温，大的一间卧室锁了起来，就剩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个上下铺，门口还放着电视。周玮睡下铺，准备参加高考的弟弟睡上铺，周润莲两口子睡双人床。他们家没有厨房，做饭就用超市柜台后面的火炉，菜很少，常常是一锅挂面或是方便面。周润莲说店里的生意一直不好，原本以为守着学校该不差，“原先马路对面安着栏杆，学生放学都在对面走，不爱过马路”，好不容易把栏杆拆了，“外环路开通了连上了高速，现在去五台山的游客都不从这走了”。晚上21点多，三个十几岁的男孩进来买零食，挑挑拣拣一共买了30多元的东西，周润莲苦笑着说，这是今天最好的一单买卖。为了给周玮治病，周家四处借钱，现在还有20多万元的外债。两个女儿支持家里的能力有限，如果小儿子考上了大学，学费又是一大笔负担。

节目播出后，江苏卫视为周玮安排了上海的专家进行诊断。周瑾说：“教授说，很多人知道的词汇很多，但连不成一句话。我弟不一样，比如让他模仿例句造句，‘商店里卖衣服、鞋子’，他明白句子的结构，但他脑子里没有‘商店’这类词，所以没法造句。教授说这样的情况可以矫正。”周润莲记得教授问他，周玮喝水会不会呛水，我说他呛得不行，教授说这说明他做语言矫正是可以的。教授的话听了高兴是高兴，但我问了问治疗的费用，两个月就要3万元，而且不知道要治疗多久，也许是三年五年，也许是十年八年。录节目时评委李永波说中国羽毛球队愿意帮我们，我打算到时候去找他”。（文 / 记者 吴丽玮） 天赋周玮人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