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中国总裁的“转场”

（波音民用飞机产品家族）

上一次转场的时间是在2011年3月，年仅37岁的马爱仑被任命为波音中国总裁。中国是一个大舞台，任职期间，他的成绩单以2013年为最，仅这一年，波音公司就向中国市场交付了143架民用飞机，创下了公司年度在华交付量的新纪录，较上年增长60%，与此同时，收入囊中的还有来自中国市场的230架订单。在马爱仑看来：“中国飞机交易的利益相关方以及飞机采购流程的复杂，在一定程度上讲，飞机制造商在中国的飞机交付量比订单量更重要。”

三年前，波音总裁与马爱仑一同来到北京，向中国相关方面引荐波音中国公司未来的年轻总裁。记得在向中国媒体介绍马爱仑的时候，波音总裁似乎意识到了大家觉得新总裁似乎太年轻了一些，把全球第二大市场交给一个30多岁的愣头小子，波音到底怎么想的？当时的波音总裁介绍说：马爱仑毕业于美国最好的两所大学，先后供职于两个著名律师事务所，在被任命为波音公司中国总裁之前已经是法务部门的高级主管。果然不负众望，在中国任期，马爱仑大幅度提高了波音在中国的业务，与此同时，波音与中国合作伙伴的范围更加广泛，关系也更加融洽。离别之际，美国驻中国大使甚至自己为马爱仑举办了告别晚宴，民航总局领导以及多家合作航空公司总裁悉数出席。虽然马爱仑即将离开中国，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中国，在波音金融总裁的位置上，我将有很多机会来中国、跟中国的航空公司以及民航管理部门合作。

刚来中国走马上任时，37岁的马爱仑一腔抱负，要为波音获得更多的飞机订单，要协调波音与中国航空公司合作伙伴以及民航管理部门的关系。如今，问这几年的中国经历对他的影响？马爱仑由衷感慨：“说真的，来中国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冒险，几年下来，三年的中国职业历练，让我变得更加沉稳，更有耐心，我的内心也更加平和了。”

三联生活周刊：担任波音中国总裁期间，你曾经跟政府机构、航空公司、研究院等不同的人打交道。最值得你与美国的朋友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马爱仑：我先从最显而易见的说起吧——也许是，也许不是。对于我能三次进中南海跟国家领导人会面感到无比荣幸，这是我的很多朋友无法想象的机会。

在中国，我了解到能够剥茧抽丝，跨越全球文化、习惯、语言的差异从事商业活动是多么复杂。当我刚刚到中国的时候，我向许多之前曾经在中国工作了多年的人就商业、政治、政府交流取经。我所获得的建议往往有一定的预期性，但那都是间接经验，或许并不适用。比如，有一些会议完全云山雾罩，也有一些会议我没办法知道另一方在想什么。这正是“剥茧抽丝”的挑战。我的体会是，同业内和政府有影响力的人的会议是最真诚、最直接的沟通，因为他们能够开诚布公，直接引导至真正的伙伴关系。真诚与信任是相辅相成的，我发现事实并不像我被告知的——别着急、放轻松、等一等，事实并不是这样。如今的我和三年前相比变化很大。我之所以能快速聚沙成丘，是因为人们愿意对我坦诚相待。我认为无论何地，人的内心和本质都是相同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领导波音中国已有三年的时间，离别之际，怎样为这三年做个小结？

马爱仑：这三年令人感到最自豪的就是，波音中国公司一体化的团队通力合作，齐心协力。波音中国有几千名员工，整个团队合作得好，每个人都往同一个方向努力，就像小船往同一个方向划桨，大家在和谐的气氛下合作。正是这样的团队合作帮助了我们在中国的市场发展。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的中文，我希望能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好的机会使我的中文学得更好。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波音向中国市场交付了14架787飞机，这些787飞机在南航和海航运营中是否顺利？

马爱仑：全中国787机队在这么短的运营时间内，已经达到了99%的签派可靠率，这足以证明这款飞机在运营中的成功。此外，全球787的运营客户都反馈，787在燃油效率方面的实际表现超过预期。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市场是政府监管的非常严格的市场，在与民航总局、航空公司等相关部门的往来中，你有哪些经验体会？

马爱仑：过去三年经验告诉我一件事情，那就是没有任何一方或者一件事情单独存在，都是彼此关联的。美国是一个强调个性甚至个人主义至上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则是强调集体强调共性的国家。如何做好两者的平衡至关重要。在中国三年的经历，让我成为一个更老练、更懂得平衡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即将就任波音金融公司，对未来工作有何设想？

马爱仑：波音金融公司是全球性的融资解决方案提供商。波音金融公司的投资组合达到40多亿美元，大约包括250多架民用飞机，并为客户提供全面综合的融资支持。我们的任务是制定客户化的融资解决方案和积极履行管理职能。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为波音的业务提供综合性的客户融资解决方案。我们着重利用第三方的融资，在积极管理风险的同时取得优秀的业绩。我们通过安排和组合架构来开发可附加价值的客户融资方案，并在适当时候为波音的产品及服务提供融资。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中国民营航空市场发展很快，波音现在有没有这类客户和订单？

马爱仑：跟五年前相比，我们的客户市场细分已经非常多样化了。以2013年为例，我们所获得的订单不仅包括大的航空公司，也包括民营航空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其中，大型航空公司的订单是多样化的，包括各波音机型，包括窄体机和宽体机。民营航空公司主要是窄体机，比如737 MAX。融资租赁公司的订单以新一代737和737 MAX为主。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波音在中国储备订单是多少？你认为订单增长趋势是怎样的？

马爱仑：订单方面的细节我不会过多涉及，我更愿意强调的是飞机交付的成绩。飞机有多少架交付了？有多少架投入运营？有多少架满载乘客投入每天的运营？这是最重要的。波音对中国市场非常看重。在中国，我们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方，飞机采购、订单的流程也相当复杂。如果我们用“交付”成绩来说话，就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2013年，波音制造的所有的737飞机中，有28%交付给了中国。一个美国职业经理人的成长历程

（波音中国总裁马爱仑即将“转场”）

约定的采访时间在除夕前一天，北京已然进入过年节奏，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回忆的时刻，在马爱仑的记忆闸门里，三年前的中国机会曾经是一次意外的降临。

“很震惊。非常震惊。”即便今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马爱仑都很兴奋，当时他正在墨西哥城处理一些法务工作，给公司总顾问迈克（Mike）打电话汇报一下最新进展。

“你在哪儿？”迈克问道。

“我在墨西哥呀。”

“为什么你在墨西哥？你不应该在那儿，你应该在北京啊。”

电话里的声音丝毫不像开玩笑，一时间马爱仑糊涂了。“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本来就该在墨西哥，而且我给您打电话是想告诉您我们的工作进展。”

“我不关心那个。你就应该在北京。”迈克的语气更加一本正经了。

“你把我弄迷糊了。到底在说什么？”

电话里一阵笑声，迈克揭开了谜底：“一切都决定了。公司老大已经决定，也上会讨论过了，你会被派往中国。”

这个突如其来的“剧透”让马爱仑有些恍惚，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无疑是一份好工作。回到家中，他和太太讨论了这件事，做出的决定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非常重大，他说：“因为我很热爱我当时的工作，也很喜欢华盛顿的环境，但我的经历告诉我，中国机会无疑是一份巨大的荣耀。我小的时候，曾经在法国生活过两年，迄今我都认为那段时光之于我是非常重要的成长环节。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有类似的经历。”

接下来，马爱仑给他的新老板——波音国际总裁打电话，他接受了这个职位。“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有些兴奋、有些敬畏、有过深思熟虑，最后我们接受了中国所赋予的机会和挑战。当我们搭乘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我们全家不顾时差，直接就去了故宫。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去了长城。整个三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因为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机遇——来到你知之甚少的地方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马爱仑出生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加入波音，创建波音国际法律事务部，37岁成为波音中国的总裁，40岁被提拔为波音三大业务之一金融公司的总裁。马爱仑的职业经历已经足以入选任何一个商学院的经典教程。

三联生活周刊：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对您的职业生涯——律师、经理人、未来银行家有何影响？

马爱仑：非常非常重要。我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创造脑力的灵活性，在于培养我们在不同点之间快速移动和连接的能力。普林斯顿大学让我能处于一个思维敏捷的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塑造了我。书本很重要，班级很重要，教授的质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变我的环境。

我得以持续沉浸于一个有趣的环境，让我得以跨越不同的学科。有些学科你不在行，但其他人是专家，重要的是你始终处于一个人中龙凤的环境，周边的人们充满激情，有很多经验和成功可供分享。

普林斯顿大学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但最吸引我的是导修制（Precept system），导修制的特点在于小班授课，一个班大概25～30个学生，老师每周教1～2次课，一个教授只带5～6个学生。这一模式不同于单纯的传道授业，而是让学生进入对话和讨论。不同思想间的有趣互动，往往只发生在小环境中，能与最优秀的大脑对话和讨论，那是多么不同寻常的礼物。

三联生活周刊：面临职业选择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马爱仑：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在于我热爱从事的每一项工作，从无例外。当我是律师时，我由衷热爱我的工作，它在满足我智力和情感上的诉求的同时，还会经常处于持续反应模式。我当时是以每6分钟为一个工作计时单位，每6分钟记录下所做的事情。审判可能在不同的州，可能花费一个月，也可能是三个月。开庭审理过程中，意味着全天候不停歇地工作。这些都是工作的一部分。记得我第三个孩子出生时我在伦敦，大概三周时间处理一起债券纠纷证人的供词，那起案件令我处于亢奋状态，各项工作进展得也很好。但与此同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太太需要照顾新生儿以及另外两个孩子，而我却住在伦敦的酒店，每天工作24小时。当那个案子结束时，我对自己说，生活不能仅仅是这样，即便我做的很成功，我还是觉得，这不是我想为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所做的选择。

新的工作机会在那里？波音的工作机会成为最佳的选择。邀请我进入波音的人，是波音总顾问，他是我所知的最优秀的人之一。而且我喜欢这家公司，波音是生产飞机、卫星、火箭的大公司，又拥有该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尤其当时我的工作机会如此诱人——建设一支全新的国际法务团队，这与我的热情和经验高度吻合。

三联生活周刊：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马爱仑：我们家有很多朋友，其中一个是我三年级的老师，她会告诉我同是三年级老师的父母，只要在操场上有人打架，不用看也知道我一定在其中。不是我挑起打架，而是我会阻止打架继续下去。我更像调解员而不是斗士。从某种角度上讲，如果说哪种工作更符合我的个性，坦率地说应该是法官。

竞争很有趣。我有四个孩子，这让我得以观察到四个以同样方式被养育的孩子不同的个人精神。有一个孩子非常好胜，好胜的个性总是驱动着她，我不知道她未来的生活会怎样，但因为她如此好胜，她可能会获得意料之外的成功，但也可能会受挫。我的其他的几个孩子好胜程度就弱很多。从某个角度看，好胜是一种天性，它也可能后天养成。在我成长的环境中，没有人空谈卓越。卓越是一种期望，你只管追求它就是。这也是一种不同的竞争，不是和其他人，而是和自己竞争，把自己推得更远、更高、更快。

三联生活周刊：父母的影响在你的成长经历里起了多大作用？

马爱仑：我的父母是给予我羽翼的人，给了我一双飞出家庭的羽翼。我们总是在自己长大后才开始理解父母。我的母亲很智慧，她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能有效地说服我。我很固执，如果我母亲督促我做某件事，我一定会背道而驰。所以她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母亲的有些做法和我在中国的某些感受类似。

在我高中时期考虑上哪所大学时，普林斯顿大学是被排除在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姐姐在那里就读。我和母亲前往东部进行了一次大学之旅，我们开车从北部的达特茅斯学院开始，沿途拜访不同的学校。对于一个16岁的高中生来说，在每个学校停留8～12个小时，不能期望能有什么多大的启示，但能有很深的印象。在达特茅斯学院，我和在校生共度一晚，很快乐，因为整晚都是聚会。当我离开时，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去了那儿，我永远都不会学习，只是聚会。随后，我们从耶鲁大学、康涅狄格大学沿路向下开往霍普金斯大学，中间会经过普林斯顿大学。途中，我的母亲选择了奔向普林斯顿大学的出口。我说：“我们不需要逗留，你知道我不想看普林斯顿，咱们直接去霍普金斯吧。”母亲望着我说：“马克，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不能大老远来了，却不顺道看望姐姐。”

那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了姐姐，我们聊了很多，就在我拥抱姐姐说再见时，我先是听到我的行李箱撞击地面“砰”的一声，随后听到车门被猛地关上。“我明早来接你！”我母亲开车走了。就这样，我被留了下来。早上我在校园里流连，我发现校园是如此美丽，我被姐姐的同学们的谈吐折服，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学校多么吸引我，我的思绪明朗了，普林斯顿大学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意识到自己最初的想法多么愚蠢——因为姐姐在那儿我就不去普林斯顿，要知道，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我总是试图摆脱姐姐的光环。

我的父母并没有把我推向竞争。我热爱体育运动，我8年级时第一次玩橄榄球，在那之前我父母不让我参与这项运动。我们队打得很好，赢得了地区冠军。下一步就将打州赛，13岁年龄组的州际比赛，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但父亲不让我参加，他认为我太小。所以，并非我的父母培养了我的好胜心，正相反，他们是学院派的，我们在饭桌上谈论政治和哲学，我们并不专注于你赢了吗、你成就了什么，但我和我姐姐却都变成了完美主义者。

我的父亲，曾在我16岁至26岁期间给予我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但当时我并不在意。到了我26岁左右，他的想法突然变得对我很重要。我后悔那10年给父亲带去的困扰。作为父亲，我尚不知道该如何避免那段时期。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贴心和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身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在教育孩子方面，你有哪些心得？

马爱仑：在中国，我的孩子们上的是国际学校，与60个不同国家的孩子共同学习是件好事。我们很乐意看到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有机会接触到全球化的东西。我自身的教育经历，小学上的是私立学校、高中就读公立学校。我喜欢这种两者都有的经历，我喜欢这种平衡。和那些一直在精英学校的同龄人相比，我认为他们从未学过如何应对整个世界。在美国的公立高中，那里就是完整的世界。通过家庭、收入、种族、肤色了解不同背景和类型的人非常有价值。这些都是我从公立学校获得的，这对我的成长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有类似的经历。普林斯顿大学是精英式的，我在那里获得了很多，它们的价值在于我思维的开发以及让我学会如何思考。我喜欢这种混搭，我也希望我能给我的孩子们创造这样混搭的环境。来中国之前，我就信奉平衡的理念。来中国之后，平衡更加成为我处事之本。

我太太和我的终极目标就是依据四个孩子各自的兴趣，以不同但一贯的方式培养每个孩子。孩子们现在每天都有中文课，而且有家庭教师每周来教导一次。虽然他们的中文越来越好，但要想成为真正讲中文的人，恐怕需要上北京当地的学校才行。我希望他们的中文能比我认识的外国人更地道，可惜他们现在的发音还是像美国人讲中文。好在，我还会回来的，中国于公于私都非常重要。没准儿以后我每次出差都带个孩子来，呵呵。

三联生活周刊：职业经理人免不了转场，如何面对每一个职场岔路口？

马爱仑：当我决定前往波音，离开之前工作的律所时曾经令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如此挚爱那份工作和那里的人。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前往波音是一项正确的决定。这种感觉和我现在所经历的转型非常类似。对于新的职业角色，我感到很兴奋，而且我知道这是正确的，因为接下来的几年将能够发展我在公司业务财务方面的专业技能。当然，即将离开一个对我而言已经很重要的地方，我又感到十分伤感。这种分裂的感觉正是当一个好的改变发生时必然要经历的。当初离开律师事务所如是，现在亦然。 中国军情波音美国公司中国航空波音737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