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多葡园中的枪炮玫瑰

豪庄·赛格拉城堡

每一年的年份对于葡萄酒来说都是一个年度话题，“2013”对于法国葡萄酒尤其是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而言，实在是一个只能用“艰难”来形容的年份。2013年收获季结束后，法国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CIVB）表示：由于春季的糟糕气候和夏季的严重暴雨灾害，波尔多2013年的葡萄收成减产20%，达到自1991年以来的最低值。美国《商业周刊》则报道，2014年对2013年产自波尔多的葡萄酒期酒定价时，降价幅度将达到25%。

克拉萨

翻新过的豪庄·赛格拉城堡

尽管如此，在一些已经历经几世纪风雨的老酒庄看来，2013年的一切不顺只是验证了在酿酒师圈子里世代传继的一句老话：“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我们不过是忠实展现自然本身的杰作；在并非如此顺利的年份里，酿酒师的人为因素得以更充分呈现，每个酒庄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只有在这样的考验下才真正绽放。”豪庄·赛格拉城堡（Chateau Rauzan-Ségla）与开隆庄园（Chateau Canon）是波尔多诸多正在为这个年份努力的超百龄酒庄中的两个。

虽然在中国不及以拉菲（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玛歌（Chateau Margaux）为首的几大名庄出名，但这两家酒庄在波尔多远非无名之辈。1855年，为世博会宣传方便而确定了波尔多酒庄分级制度，这一后世以“1855列级”简称的五个分级已经成为近似米其林餐厅指南的波尔多酒庄基本“阶梯表”。“二战”期间曾有逸闻：德国集中营中一名法国波尔多裔战俘每日以背诵1855列级酒庄消遣，当一日发现遗忘了几家时他潸然泪下——在他看来，战争已经泯灭了他心灵中最后一片净土。当这位富于诗意的战俘可以顺畅背诵时，豪庄·赛格拉城堡出现在列级名单的第六位。豪庄·赛格拉城堡位于波尔多左岸的玛歌，当年排名仅次于后来升入一级的木桐酒庄（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如今位列二级庄之首，在法国以外有绰号“超级二级”。开隆庄园则位于波尔多右岸，属圣艾米利永一级庄B组（Saint-Emilion Premiers Grands Crus Classés B）。早在因为电影广为人知数百年前，圣艾米利永（Saint-Emilion）就已经以葡萄酒产区闻名。1955年，该产区正式成立分级制度，与不再更改的1855列级不同，这一制度每10年左右评审修改一次。开隆庄园虽然距一级庄A组尚有一步之遥，但当时的A组毕竟只有欧颂（Chateau Ausone）和白马（Chateau Cheval Blanc）两家，而且在B组身后还有63家列级庄（Grands Crus Classés）和众多只有权标识“Grands Crus”的地区酒庄。2006年之后围绕圣艾米利永分级制度出现的种种争论也未曾撼动开隆庄园的地位，它称得上波尔多右岸的名门望族。

开隆葡萄园

现今63岁、已经在酿酒行业中历练了20多年的克拉萨（John Kolasa）目前身兼豪庄·赛格拉城堡和开隆庄园两家的总经理和酿酒师。对于多灾多难的2013年，克拉萨的看法是：“春季反常的低温与连绵细雨将葡萄的开花时间推迟了将近三个星期，7月的天气却报复般地忽然变成了炎炎夏日，8月也同样骄阳似火。与此同时，法国几乎所有葡萄酒产区都无一幸免地遭到冰雹袭击，临近收获季节同样反常的阴冷使我们丧失了最后的救星。所有欠佳的年份都会再度提醒我们对自然应有的敬畏，2013年春季的反常其实也可以算作一种幸运，因为它促使我们从最初就做好应对准备。事实上，我们经历过更加坎坷的年份。”

克拉萨所说的“应有的敬畏”其实也并不限于酿酒师行业或者单纯“自然”本身。即便有辉煌，“坎坷”同样适合形容豪庄·赛格拉城堡与开隆庄园的历史，这两家已经平均近300岁“高龄”的酒庄确实经历过自己“更糟糕”的时候。

克拉萨原籍苏格兰，大学的专业是法语与平面设计，1971年来到波尔多后，逐渐开始了从英语教师到酿酒师的身份转换。在波尔多左岸波亚克（Pauillac）著名的拉图酒庄（Chateau Latour）任职24年、富于变革精神的著名酿酒师加德尔（Jean-Paul Gardere）是克拉萨在酿酒领域的导师与“教父”。供职豪庄·赛格拉城堡和开隆庄园前，克拉萨曾在拉图酒庄担任了7年总经理。或许是命运的某种机缘巧合，豪庄·赛格拉城堡的创始人德·豪庄（Pierre Desmesures de Rauzan）数百年前也是拉图酒庄的“经理”。

作为波尔多葡萄酒业的开拓先驱之一，德·豪庄对于土地的选择事实上见证了未来波尔多数家1855列级名庄的缘起。早在1650年，也即成为拉图酒庄葡萄园的“承租者”近30年前，德·豪庄就开始着手收购自己看中的土地。1661年9月7日，德·豪庄从德·加斯科家族（de Gascq）手中收购了位于玛歌的一片土地，这就是豪庄·赛格拉城堡的前身，德·豪庄自豪地以家族的姓氏“Rauzan”为这片土地命名。德·加斯科家族是波尔多的望族之一，最初的采邑在圣朱里安（St.Julien）的“雄狮村”（Léoville）。德·加斯科家族在圣朱里安的领地后来即将分散成1855列级中三个都以“Léoville”命名的纠缠不清的二级酒庄，在玛歌的领地却似乎被德·豪庄占了先手，1855年分级时只占据了一个位列三级的宝玛酒庄（Chateau Palmer）。置办下玛歌这片土地时，德·豪庄已经以玛歌酒庄“承租者”身份工作了数年，他的理念是：尽量收购临近自己“承租”葡萄园的土地，大面积开垦种植葡萄，构建出独具地域风格的酒园。带着这一在当时极具前卫色彩的梦想，德·豪庄在玛歌酒庄一直工作到1663年。1679年，德·豪庄开始在拉图酒庄担任同样的职务，并将类似的土地并购理念带到了拉图酒庄周边，直至1692年去世。

去世时，玛歌周边被德·豪庄称为“Cru de Gassies”的酒园已经达到40公顷，在拉图酒庄周边也出现一片被他称为“Cru de Pichon”的酒园。“Gassies”得自土地最初的拥有者嘉西家族（Gassies）。嘉西家族本是玛歌男爵的附庸骑士，祖传采邑也位于玛歌。这是一个因军火贸易而发达的家族，16世纪初出了一位著名的洛昂（Laurent de Gassies），他因前往美洲贩卖私货回程时消灭了一条西班牙走私船盗而一夜成名。但这个家族自此之后几乎湮没无闻，原先骑士领地上“觐见室”（Noble House of Gassies）周边的葡萄园也四散出售，辗转德·加斯科家族之手而于1661年易名“Rauzan”的土地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德·豪庄的遗嘱，拉图酒庄周边的酒园由女儿特雷莎（Thérèse）继承。这片至今仍环绕在拉图酒庄标志性瞭望台周边的葡萄园在1850年时又因继承问题分裂为两个酒庄，在1855列级中，它们成为并列二级的碧尚男爵酒庄（Chateau Pichon Longueville Baron）和碧尚女爵酒庄（Chateau Pichon Longueville Comtesse de Lalande）。德·豪庄留下的玛歌周边的葡萄园由三个儿子共同继承，后来长子与次子另谋他业，只有最小的儿子继续父亲的葡萄酒事业，并将“嘉西勋爵（Sieur de Gassies）”的名号正式引入家族。1785年，在历经22年对酿酒技术的争执后，一场波尔多特色的婚姻最终将酒庄一分为二：与赛格拉男爵（Baron of Ségla）的联姻赋予豪庄·赛格拉城堡今日的全称，余留在嘉西勋爵名下的产业更名为“露仙歌酒庄”（Chateau Rauzan-Gassies）。在1855列级中，露仙歌酒庄的排名紧随豪庄·赛格拉城堡之后。归算下来，德·豪庄大半生为日后波尔多的两家1855一级酒庄效力，身后留下,4座位具二级庄前列的酒庄。

开隆酒窖

豪庄·赛格拉各款年份佳酿，中间一款为香奈尔首席设计师拉格菲尔德专门设计的2009年份酒标（中）

豪庄酒窖

直至20世纪初，与豪庄·赛格拉城堡相伴的大多是辉煌。城堡出产的葡萄酒在德·豪庄在世时就已经被誉为教区内最出色的之一。1661年前后，德·加斯科家族掌握着波尔多议会的大权；近100年后，则是德·豪庄家族充当着波尔多议会各代大法官的摇篮。1787年，时任驻法大使的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到访波尔多时拜访豪庄·赛格拉城堡，随后又在1790年9月6日向酒庄订购10箱葡萄酒，这在当时必定是一种令双方满意的友好表示，特别是考虑到它发生在1789年之后。赛格拉男爵将自己的名号带给了豪庄·赛格拉城堡，但他本人不久就在大革命期间死于暗杀，留下德·豪庄与赛格拉封号的唯一继承人凯瑟琳（Madame de Rauzan-Ségla）。由德·豪庄的女儿特雷莎一支衍生出的碧尚女爵酒庄经常被视为波尔多女性在葡萄酒领域成就的典范，但经常与豪庄·赛格拉城堡相伴的玫瑰图案也绝非空穴来风：在动荡的18世纪末，正是凯瑟琳母女以近乎钢铁的意志把控了酒庄的命运。

至今很多波尔多人还会津津乐道德·豪庄在泰晤士河上的壮举：为确保自己产品在英国的售价，他宁肯将一船最好的葡萄酒倒入泰晤士河也不降价。德·豪庄的孙媳妇玛丽－安（Madame Marie-Anne de Briet）显然承继了他的这一铁腕手法。当时波尔多的酒商间有不成文的规矩：二流酒庄每桶葡萄酒的售价不能超过一流酒庄售价的3/4，而玛丽－安坚持两者间的价格差不能多于7/8。最终如同她的祖父一样，玛丽－安获得了成功。玛丽－安的商业头脑显然得到了她的公公的认可，虽然她在结婚10年后与丈夫分手，但仍在1778年后完全掌控了酒庄的管理。1816年玛丽－安去世后，她的长女、孀居的凯瑟琳与妹妹共同继承了酒庄。凯瑟琳自1828年后成为酒庄的唯一拥有者，她没有看到1855列级，但在她有生之年，豪庄·赛格拉城堡拥有了仅次于玛歌酒庄的声誉。

豪庄·赛格拉城堡在德·豪庄后代的手中保留至1866年，随后以73万法郎的价格出让给在波尔多的参议员、新教牧师杜兰－达西（Eugène Durand-Dassier）。杜兰－达西本身是波尔多地区建筑最宏伟的克雷孟－碧尚堡酒庄（Chateau Clément-Pichon）的始建者，在杜兰－达西的照管下，豪庄·赛格拉城堡继续着它在国际范围的盛名。1903年，杜兰－达西的女婿克鲁斯（Frédéric Cruse）接手酒庄的管理并建成今日人们所见的城堡，取代了之前老派的黄绿色查特风格（Chartreuse）建筑，酒庄周边的葡萄园也进行了重新布局。然而，20世纪3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使葡萄园面积锐减至20公顷，此后的25年更是灾难性的。回顾豪庄·赛格拉城堡当年的辉煌，它在这一时期的落魄相比就更显突出：酒庄的日常运作几乎停顿，1956年2月那场波尔多历史上最冷的初春摧毁了葡萄园中更多的葡萄。20世纪后半期的近40年里，豪庄·赛格拉城堡像不受欢迎的半熟山芋一样被数次转手封藏，尽管也曾有过诸如“更换不锈钢酿酒罐”等现代化尝试，但在克拉萨1994年走进酒庄时，他只能感慨“百废待兴”：“办公室里没有计算机，没有对讲系统，相反葡萄却使用机械采摘。发酵罐全部是220升的，这意味着无论是来自哪块地的哪种葡萄，只能把它们混杂进一个罐里发酵。”

分别在1994年与1996年以“收购”的形式赋予豪庄·赛格拉城堡与开隆庄园重生的是香奈儿（CHANEL）公司。在今天那些迫不及待地在波尔多四处寻觅可收购的酒庄的投资者看来，香奈儿公司当年的做法堪称这家以香水成名的家族企业在另一个液体领域极富前瞻性的决策。然而，一个葡萄酒庄并非一件买下后束之高阁也无不可的纯奢侈品。香奈儿公司在1993年与拉图酒庄擦肩而过，在竞价中输给了PPG集团，但它一年后为自己的新酒庄挖来了在拉图酒庄效力多年的克拉萨。从纯粹葡萄酒的意义上说，克拉萨成了豪庄·赛格拉城堡与开隆庄园之间的精神纽带。

1996年，当克拉萨走进对岸的开隆庄园时，他看到的景象也决不更令人鼓舞。开隆庄园同样经受了20世纪种种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冲击，但80年代末葡萄园遭受的真菌疫情格外雪上加霜，大量老树龄的葡萄藤被感染致死，仿佛以一种异常惨烈的景象宣告这座右岸一级酒庄终究无缘于它之前的辉煌年代。开隆庄园始建于1760年，比豪庄·赛格拉城堡晚近一个世纪。如今东方视角中的圣艾米利永小镇已然成为浪漫柔情的代名词，波尔多右岸的葡萄酒也更容易被赋予种种阴性化的形容词，但开隆庄园的缘起却远没有对岸德·豪庄的故事那般老辣沉稳。尽管对酒庄名称的由来还存在不同说法，但它与“大炮”在含意上的联系以及与创始人卡农（Jacques Kanon）在发音上的关联都是后人难以忽视的。

卡农堪称那个年代造就的“英雄”之一。他出生在波尔多西北部的布雷（Blaye），如果要划分职业，该算是“privateer”，这实际上是18世纪对“海盗”的委婉说法。史书中有关卡农最早的记载是在1756年，当时他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路易十五完成了一次在法国北部海岸的枪械走私。卡农最著名的“功勋”恰好成就于1759年，也即他在圣艾米利永购置地产前一年。当时法国与英国为争夺现今加拿大的魁北克进行最后一战，熟悉航路的卡农担负了护送法国战船与补给船自波尔多前往魁北克的任务。海战的结果使魁北克多了法语，作为回报，卡农从波尔多当局获得了减免税收等优惠。不过，没有文件表明圣艾米利永的这片土地在“回报”之列，将它设想为一名法国冒险家为满足自己“归园田居”的梦想的努力也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卡农确实对自己的酒庄很认真。他所接手的是石灰岩坡地上的一小片开垦于18世纪初的土地，当时大面积单一种植葡萄在波尔多右岸还是不大令人理解的行为，卡农却为拓展葡萄园、建造新城堡花费了不少努力。出乎后人意料的是，卡农在1770年将刚建好不久的酒庄转手卖给了波尔多酒商封特莫因（Raymond Fontémoing）。史书上有关卡农的最后记载也停留在这一年，据说他应召指挥一次预计为期，4个月的航行，此后再无音讯。卡农留给封特莫因的是一座尚且名为“圣马丁园”（Clos St. Martin）的酒庄。关于酒庄命名为何改用“Canon”，现存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卡农姓名的谐音，另一种认为这是酒商封特莫因使的小伎俩：他们在隔壁的弗龙萨克（Fronsac）拥有一处已经命名为“Chateau Canon”的酒庄，希望以名称上的相通扩大自己产品的销路。

无论如何，圣艾米利永的开隆庄园以葡萄酒在1770年前后确立了自己的名望，1853年起，开隆庄园开始正式使用“Chateau Canon”的命名。然而，开隆庄园在封特莫因家族手中只停留至1857年，与豪庄·赛格拉城堡比，开隆庄园早近100年就开始了自己被数次转手的历史。1919年，弗尼埃尔（Fournier）家族收购开隆庄园，他们在整个20世纪对酒庄的改造和品质的提升有目共睹，开隆庄园在1955年的圣艾米利永分级中被选入一级也是实至名归。1980年，弗尼埃尔家族为酒庄建造了全新的大橡木发酵桶，令葡萄酒的品质有了较稳定的表现，但80年代末的真菌灾害似乎是压在弗尼埃尔家族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1996年香奈儿公司的出现仿佛是200多年前那位海上浪子留下的葡萄酒梦想的最后救主。

对于豪庄·赛格拉城堡，克拉萨先在66公顷的葡萄园新建了长达15公里的排水系统，准备逐步恢复1904年时对葡萄园的规划。与此同时，克拉萨将酿造车间内尺寸单一的发酵罐改换为大小有别，使不同地块的葡萄得以实行单独发酵和酿制。对于开隆庄园，克拉萨的工作显然更困难：酿酒设施的更新自不必说，最繁重的是葡萄园中50%的葡萄需要重新种植。自2009年开始，首批被重新栽种的葡萄所结出的果实被再次用于开隆庄园一标葡萄酒的调配。2011年，同处圣艾米利永的玛塔堡（Chateau Matras）被收购，它的12公顷葡萄园将作为开隆庄园35公顷葡萄园的补充，主要用于副标酒的酿造。

同样是历经磨难，开隆庄园显然比豪庄·赛格拉城堡更伤筋动骨，在诸如2005年这样“超级好年份”中，馥郁的黑苺味中也带着几分不自信，仿佛挂在客房而不是画廊中的无名油画，反倒不如2006年更加收放自如。相形之下，劫后的豪庄·赛格拉城堡依旧以典型的玛歌风格我行我素地散发着优雅而深邃的果香，令人想起历史与虚构中那些为自己的理念不惜一切的女性。在克拉萨看来，2001年的豪庄·赛格拉城堡堪称酒庄风格的典型代表：西梅、胡椒的香气中带有香料的芬芳；口感柔软而馥郁，带有新鲜的单宁；酒体结构优雅；回味悠长而平衡。倘若以女性来形容，英国亨利八世那位原配、阿拉贡的凯瑟琳或许足以担当。

如果“罗伯特·帕克”的名字确实能意味着什么的话，帕克给2010年的豪庄·赛格拉城堡打出的95分也就确实意味着些东西。开隆庄园的副标酒“Clos Canon”即将更名为“开隆十字”（Croix Canon），据说部分原因是如今波尔多的酒庄们倾向于避免“Clos”这种“过于勃艮第”的说法。对于豪庄·赛格拉城堡与开隆庄园来说，这样未免有些遗憾，毕竟“clos”这样的古典式“园地”概念已经嵌入它们的年轮。无论是德·豪庄家族秘密花园式的我行我素还是卡农带着硝烟醉舟味道的梦想，它们都见证了波尔多葡萄酒的早期历史，如今的人们只能想象。数百年后，在2013年底的品鉴会上，克拉萨打开了一瓶1978年的开隆庄园。1978年遭受了与2013年相似的寒冷的初春，唯有收获季节天气比2013略为有利。克拉萨希望宾客能从中品尝出酿酒师在一个不利年份可能达到的成就。1978年的开隆庄园已呈砖红色，虽然香味中带有暗红玫瑰的遗韵，口中浆果的香辛中另有一丝奇特的铁血风味。克拉萨理应还没听说过中国的干将莫邪之类的传说，但他不断重复的祖辈酿酒师们的训诫中带有某种源自波尔多初年的真实：“我所做的许多事是为下一代，假如你继承了很多，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留给后人更多。” 葡园枪炮玫瑰葡萄酒卡农城堡酒庄波尔多酿酒葡萄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