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对转基因

( 2013年11月，甘肃张掖市出台转基因种子“禁令”，该市成为国内唯一一个明令禁止转基因种子的地级市。图为张掖市一家种子公司陈列的玉米种子 )

从技术到食品

从时间线索看，2009年是国内转基因话题引起公众争议的关键节点。源起是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华恢1号”和“Bt汕优63”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第三届国家农作物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黄大昉事后也常反思：“之前一直都是在科学范围内讨论的事情，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

已经70多岁的黄大昉称得上是“中国生物技术发展的见证人”。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曾两次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后来参与国内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的制订。近些年，他的课题组鉴定克隆了多种新型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BT抗虫蛋白）基因并获得国际命名，其中部分基因已分别导入玉米、水稻等植物和农业微生物。“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国家发展转基因的态度就是明确的，这是一项中性的技术，就看怎么去利用。”黄大昉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都抱着积极、慎重的态度，把转基因技术管理纳入安全管理是普遍在做的事情。“我们是比较早制订和实行安全管理标准的国家。1993年，当时的国家科委就出台了第一个原则性文件；1996年，农业部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国务院将其升格为法规。但是这些事公众都不了解。”

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实际就是对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和安全评价结果的认定，根据农业部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它是利用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或者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分的任何产品通过审批的前提。而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则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这个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

第二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卢长明告诉本刊：“委员会每年开三次会，每次持续两三天，工作是对收到的申报书进行评价。”黄大昉认为，安全评价的工作非常严谨。“60人的委员会按照分子特征、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分为三个组，三组分别提出意见，最后还要当着所有人从头说明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安全评价是否通过要四分之三以上委员投票。”“安全评价意见要上报，农业部需要通过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与其他部委意见沟通一致才行。公众只看到通过的作物，却看不到没有通过的要多得多。”

( 2013年12月1日，一场转基因食品嘉年华在北京东城区后山艺术空间举行，由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做成的百余种转基因食品在此亮相 )

自2006年以来，农业部仅发放了番木瓜、抗虫水稻、转植酸酶玉米等几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生产证书，其中实现商业化种植的只有转基因棉花和番木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告诉本刊，一个品种进入商业化生产必须经由农业部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批准才行。“其间要经历至少一年的预备实验、两年的区域实验和一年的生产实验，只有在三次实验中比较结果都占优的品种才可能进入商业化生产。”虽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竞争一样很激烈，但在普遍认识中，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至少意味着转基因稻米向商业化生产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认为，转基因问题讨论的公众化在2009年爆发，恰恰是在于此次安全生产证书的发放对象是水稻和玉米这样的主要粮食作物。“没有人反对过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也没有反对过种植转基因棉花，而是反对现阶段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黄大昉则觉得，问题核心仍然是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是否安全的不信任，“一方面是食用安全，一方面是生态安全，水稻只是这种不信任的导火索而已”。

在黄大昉看来，国内抗虫棉的普及是转基因技术优越性和安全性体现最充分的案例。抗虫棉的发展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严重的棉铃虫虫害。我国从1991年开始进行棉花抗虫基因的构建工作，1992年合成了BT单价抗虫基因，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独立构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基因的国家。1996年，国产转基因Bt抗虫棉就开始获准种植，当年25万亩的种植面积占全国棉花种植总面积的0.35%。

1997年，孟山都Bt抗虫棉在中国获得商业化生产的许可，仅仅3年后，2000年，美国棉种的种植面积就达到1064万亩，而当年国产抗虫棉的种植面积为550万亩。根据当年的媒体报道，2001年以后，美国的抗虫棉在中国棉花主产区的种植面积曾达到60%以上，最高年份甚至超过80%。但是这种局面在2004年得到改观，我国科学家独创的花粉管导入法提高了转化效率，而抗虫棉种类也出现针对适合种植的区域、成熟时间的明确细分。到2011年，国产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已占到全国抗虫棉种植面积的95%，全国累计已推广1.67亿亩。

“17年里，我们对抗虫棉的科普都是从促进农业发展、保证国家农业安全的角度，宣传用自主知识产权去参与国际竞争。”黄大昉也反思，这么多年并没有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方面给公众做更多科普工作，“本世纪初，绿色和平组织曾经质疑抗虫棉破坏环境，但当时只引起科学界一场小小争论，公众也并不关心，我们做了简单的澄清后事情就过去了。”棉花毕竟不是食品，佟屏亚认为，水稻作为半数以上中国人在食用的主粮，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拿棉花作为参考样本难以实现的。

食用安全

食用转基因水稻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问题黄大昉回答了无数遍。他告诉本刊：“现在有些媒体上说‘安全性还不确定’的说法是不对的。严谨的说法是，根据现行的安全评价、依法审批通过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黄大昉说，其实转基因水稻的研发工作起步并不比抗虫棉更晚，“植物转基因技术被列入‘863’计划，张启发院士就已经开始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转基因研究。1998年转基因水稻项目就已经列题，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都已经搞了11年了”。2008年，转基因技术作为农业领域的唯一一个项目，和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了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这个重大专项是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15年内的投入将达到240个亿。这也让反对者质疑科研利益使科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黄大昉确认，转基因水稻的研究时间要远早于重大科技专项的立项时间。

2012年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等人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会致癌的研究，这一研究遭到科学界对其实验设计漏洞的诸多批评。而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的研究方向是生态学，对自然生态的研究越深入，他对自然力的强大和自然生态法则的精巧就越着迷。蒋高明相信，物种就是通过生殖来实现隔离的，将微生物引入植物，这种自然界中发生概率几乎为零的事不可能没有风险。“为什么国内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在支持主粮商业化之前，先踏踏实实做上一两年安全实验？不管做出来的结果是怎样的。他们说Bt抗虫蛋白只作用于某些特定的虫子，对人体无害，这怎么来保证呢？我的原则是连虫子都不吃的东西，我也不吃。”

而卢长明告诉本刊，苏云金芽孢杆菌长到一定阶段，身体一端会产生菱形的结晶体，有很强的毒性，被称为内毒素（或被称为杀虫晶体蛋白）。昆虫食用Bt毒蛋白后中毒死亡，原因是没有活性的原毒素在昆虫体内经蛋白酶消化后，产生有活性的毒性肽，作用于昆虫中肠上皮细胞，与中肠道上皮细胞纹缘膜上的特异性受体结合，使细胞膜穿孔，消化道细胞的离子、渗透压平衡遭到破坏，最终导致昆虫死亡。他说：“苏云金芽孢杆菌原毒素的杀虫特异性受其溶解性和昆虫消化酶体系的影响，必要条件是像昆虫肠道那样具有碱性环境和毒蛋白靶位。在动物的胃肠道内，酸性环境下蛋白质晶体不能溶解，而且不具备毒蛋白作用的靶位点，因而对人畜无害。”“自然状态下，苏云金芽孢杆菌以一种生物细菌的形式生存于土壤和水中。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苏云金芽孢杆菌以及它产生的毒素。如果这种毒素会毒害人体，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来。”

黄大昉则说，我国食用安全的评价标准是以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颁布的标准型文件为指导原则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于2003年通过了有关转基因植物安全检测的标准性文件CAC/GL 45-2003《重组DNA植物及其食品安全性评价指南》。目前，国际上都是遵循该指南对转基因食品进行食用安全评价，该指南已经成为国际标准。“这一原则规定的安全评价时间就是90天，因为它是食品，不是药品。事实上，美国都已经不再要求必须做90天的食用安全评价实验。”他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用“汕优63”喂养大鼠90天，未见大鼠活动、生长异常。经过对大鼠体重、食物利用率、血液学指标、生化学指标、脏器重量、脏体比以及组织病理学观察，未发现有生物学意义的改变。“汕优63”的安全评价报告里还有实验大鼠3代繁殖的实验记录。“这已经属于是自选项目了。”黄大昉说，出于科学表达的严谨，科学界不可能表示“绝对安全”，但“现在还没有造成任何安全事故”。

生态安全

江晓原的谨慎源自他对科学史的认识。面对转基因问题的争议，他能想到的参考案例是杀虫剂，“杀虫剂曾被认为是一项重大成就，卡逊写《寂静的春天》是在1962年，杀虫剂推广差不多15年后危险就显示出来了”。黄大昉针对江晓原的说法认为，他能够理解公众对生态安全问题的关心，但他认为，拿农药和转基因技术作比较不恰当，“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农药对植物、虫子都有杀伤性，而转基因技术是由针对性的。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早已不是几千万年前的原始状态，基因突变、基因漂移是一直都在发生的，它不是一个稳定状态”。黄大昉说，自然选择和人类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耕作都在干预植物的进化，“现在反倒是很多植物的野生种含有的毒素水平是非常高的”。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的研究方向是植物生态学，他对转基因问题的关注始于2007年。“当年我招了一个来自‘银棉之乡’山东夏津的研究生。”聊天中，蒋高明得知她老家的转基因抗虫棉没少打农药，在对当地情况进行调研后，蒋高明和学生合写了一篇题为《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的文章，提到抗虫棉只抗棉铃虫，而蚜虫和绿盲蝽象等原本的次生害虫反而成了主要害虫，结果农田中仍然需要大量喷洒农药。

“我们搞生态研究的，看问题重视的是可持续性。一个问题要看到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抗虫棉抗棉铃虫，那么我们要考虑棉铃虫要去吃什么？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位，任何一点变化都可能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重新调整，就像盲蝽象从次生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一样。”蒋高明说，物种的本能就是繁殖后代，而繁殖对策除了增加种群数量就是选择遗传优秀基因的个体，“我们在对内蒙古草场进行恢复时发现，越是在牧草很短小、资源匮乏的草场上，老鼠的繁殖能力就越强，他要通过繁殖去增加后代延续的可能性。相反当牧草长到齐腰高时，老鼠的繁殖能力反而也下降了。”

在蒋高明看来，不论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对抗能力产生都非常迅速，“超级害虫”的出现正是协同进化中会产生的结果。“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卢长明承认，产生“超级害虫”和更难控制的“超级杂草”确实是国内安全评价中环境风险的重要内容。除此，还要考察的是遗传稳定性，以及对于抗虫和抗病植物，可能改变原有的生物多样性配置（如一些害虫或病害减少，另外一些则变化为优势种），并通过生物链的传递，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中国是水稻起源的中心，具有遗传多样性，野生稻、杂草稻都普遍存在，确实有基因扩散的可能。棉花和玉米没有野生种，所以问题不大。”

黄大昉告诉本刊，在最近一次重大专项成果报告会议上，国家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研究院贾士荣公布了有关转基因水稻漂流规律和特点研究的长达12年的工作总结。“他的研究结果是转基因水稻确实会在普通水稻、野生稻之间有基因漂移，但是他们不能产生种子、无法长时间存活。我们改变的只是水稻的一个基因，它是个孤立状态，我们现在认为一个物种是有群体遗传的稳定性的，它有自己的保护机制，不会轻易发生变异。”

对于“超级害虫”，黄大昉说，我国多种作物套种的农业生产模式反而不利于“超级害虫”的产生。国家“973”计划“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彭于发曾指出室内实验研究证明，30多代之后，棉铃虫就会产生高达200多倍的抗性，八九十代的时候抗性达到3000倍，这时候抗虫棉就没有效了。根据这种预测模型，当初预计在中国7～10年抗虫棉可能就不能用了。“但是，我们国家小农户每家每户或者左邻右舍会种植多种作物，抗虫基因只是在棉花上有，其他作物上没有，所以部分棉铃虫会在大豆、花生、玉米这些作物上去危害，这样就能够保证每年的自然种群中间绝大部分棉铃虫还是能够被抗虫基因杀死。所以从1997年到现在，在田间进行系统监测的结果，棉铃虫在我们国家至今还是对抗虫棉敏感的，没有产生抗性。”

蒋高明则觉得，对于转基因主粮是否应该商业化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蒋高明觉得搞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路。“转基因种子和草甘膦的使用可以大大减少喷洒农药和除草的人力成本，这对像美国占人口2%的农民经营的大农场来说是很有效的。但是中国至少有一半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就地城镇化或者是更好的选择。”

2006年，蒋高明在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承包了村里最差的一片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20多厘米。在这片田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态农业试验，强调不用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化肥使用量为当地农民的一半。最初两年，收成并不好，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才收了1000来斤。“最近的数字是小麦和玉米两季收获2000斤，更重要的是地力一直在上升。”蒋高明说。弘毅农场的核心是“牛粪”，原则是“循环”：把被农民烧掉的秸秆加工成牛饲料，产生的大量牛粪一小部分用于产生沼气，大部分牛粪用来堆肥给农田提供优质有机肥；害虫则通过“物理+生物”方法防治，用光源诱捕害虫，在林下养鸡，将害虫变成鸡的饲料；杂草通过“人工加生物”方法控制，收获的无农药杂草直接作为鹅、淡水鱼等经济动物的饲料。蒋高明说，他的农场每亩地的成本要比周边农民的地高五六百元。“我们省了农药、除草剂和花费钱，但是人工成本要高，因为施有机肥和除草的劳动强度比较大。”但是蒋高明仍然认为很划算，“牛肉、猪肉和柴鸡通过订单的销售，价格是市场普通肉的3～5倍，粮食5个月里全部卖光。我一亩地的纯收入有5000元。”

蒋高明认为，生态农业才是中国现实国情下农业发展的思路，它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值，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以自然村形成新型农业合作模式，500人在1000亩的土地上可以出产上百种作物，而物种的多样性在生态学上就意味着稳定性。在农业合作社区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专业分工、开展旅游、商业经营，农民完全可以就地实现城镇化。”

黄大昉则认为，有机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它本身是小众的，不可能作大规模推广。“它的成本只能让它成为社会上富裕起来的小部分享受。有机农业无可非议，但是它不该成为反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理由。”黄大昉觉得，转基因技术能够使农民减少对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它本身也顺应了国家生态农业建设的发展潮流。2008年吴孔明院士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前，我们国家棉铃虫每年的发病高峰有3次，华北棉区平均每年用药次数是15～21次，应用转基因抗虫棉之后，危害高峰由3次降为1次，防治棉铃虫的效果达到80%以上，农药的适用次数少的只有2次，多的年份是5次。

粮食安全

佟屏亚今年80岁，他说自己大概是农业领域第一位公开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科研工作者。上世纪中后期，他一直从事玉米高产的研究工作，1998年退休、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佟屏亚开始从事中国种子产业的调研和咨询。他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质疑主要在于转基因是否能够实现粮食增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Bt汕优63”的培育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曾在《科技日报》上撰文指出：“到2020年，我国粮食缺口达9000万吨，粮食总产量需要增加20%，发展转基因是必然的选择。”黄大昉也认为：“至少玉米已经到了非加快不可的紧迫关头。玉米作为饲料的增长需求是刚性的，现在的增产主要是靠扩大种植面积，单产没有太大提高。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玉米需求的年增长率是3.3%，而生产增长只有2.2%。”黄大昉认为，玉米不能成为第二个“大豆”。“5800多万吨大豆的需求量，我们至少要腾出4亿亩土地才能种出来，依靠进口的形势已经不可能挽回。”黄大昉说，最初我国不发展转基因大豆确实有贸易竞争的考虑，“通过绿色壁垒阻止国外农产品进口，但是最后刚性缺口太大了。”

“玉米的进口量排第一，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缺玉米。玉米售卖的利润比较低，所以农户种植的玉米多数不会卖到市场上。”佟屏亚则认为，农业上保产和增产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转基因水稻只能抵抗某种单一病虫害，这属于保护高产的一种措施，其实它本身并不能实现增产，而只是把节省下来的农药成本折算成了6%～8%的粮食收益。‘汕优63’是福建农科院曾经培育的一个优良品种，通常一个品种的周期大概只有10年。这个品种因为产量下降已经被农业部禁止再在市场上销售，植入Bt抗虫蛋白后只是说会比原种的产量好，但是并不会比其他产量更高的品种好。”

佟屏亚说，在农业种植中，增产一直都是个综合问题。影响粮食增产的因素很多，包括气候条件，环境因素，国家政策，耕地面积，经营规模以及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等，农业增产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每一项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对增产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改良土壤、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合理施肥、良种良法、病虫草防治、机械化……这些增产因素中，遗传育种起到30%的作用。在新品种出现代替老品种而大面积推广时，可能增加到50%。”

黄大昉承认，现在真正能实现增产的基因还没有找到。他认为双方的分歧是对“增产”概念理解的不同。他告诉本刊，美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亩玉米的产量是400公斤左右，使用转基因技术后，现在每亩亩产超过600公斤。“袁隆平院士正在研究提高植物光合作用效率的基因，这就很接近增产的概念了，但是非常难，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佟屏亚认为，这个数据背后恰恰反映了两国农业种植模式的差异。“从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上，美国都要优于中国。土壤有机质可以划分为5个等级，美国平均可以到4，中国只有1；美国的平均月降雨在80～90mm，而中国旱涝灾害严重，自古需要通过水利工程进行调节。美国玉米的亩产在600公斤左右，中国玉米的亩产是397公斤，但是中国是一年两茬作物，单亩土地还能出340公斤的小麦。”佟屏亚认为，中国粮食亩产并不低于美国，重要因素恰恰在于土地的精耕细作。

佟屏亚告诉本刊，几周前，他刚对与北京南部接壤的河北几个县市做了调研，结果触目惊心。“60%～70%的耕地被撂荒，农民不再种植小麦。”农民们的账本算得很清楚，“亩产1000斤左右的小麦，市场收益只有1000块钱，除去日益增长的种子、农药和花费成本，纯收益只有500元左右。现在劳动力价格升高，随便进城找个小工的活来干，一个月也要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佟屏亚认为，过低的农业利润才是制约国家粮食增产的关键原因。被调查的县市正在动员农民们在撂荒的土地上改种玉米，“玉米不需要太多田间管理，浇水靠天，农民们就不耽误进城打工了”。在他看来，如何切实解决土地利用效率才是国家农业政策迫切需要关注的方向，“把撂荒土地进行流转，农业增产的潜力还是有的”。而黄大昉认为，一旦土地实现大规模流转，转基因作物将更能显示其在大规模种植中的优越性。

佟屏亚说，常规育种中，一个优良品种的培植周期往往要10年时间。佟屏亚并不抵制分子生物技术在杂交育种中应用，“因为常规杂交育种本身也是转基因，不过它不是针对单一基因，而是多基因整体的转，而且杂交育种的基因转移是在同种之间进行”。“基因技术可以作为常规育种的辅助手段，通过基因标记，我们可以有目的的保留目标基因，取出其他不利基因，这能大大加快遗传育种的效率。”

绿色和平组织今年推出了《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主要结论是国内培育的三种转基因稻种涉及孟山都、先锋、拜耳等多家外国公司的知识专利。报告通过对过去国际案例的分析，认为专利可能对粮食自主权、农民生计和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国外专利持有人也可能对农民和种子公司提出诉讼。黄大昉认为，正是为了国家利益，才更要自主发展转基因技术。“我国对转基因作物成果判断的第一条就是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因为中国物种的多样性，黄大昉说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新命名的基因，中国已经占数量的一半以上，黄大昉认为孟山都等公司确实有占领市场的商业目的，这点无可厚非。“抗虫棉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种植规模扩大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国际纠纷。孟山都、先锋反而都提出愿意与我们一起合作研究。”

公众议题

这场争议中，支持者与反对者也许唯一可以达成共识的是：这个话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黄大昉在反思这十几年来科学界在公众宣传上做得远远不够。“我们的政策法规、研究过程都没有向公众做科普宣传。”

对于转基因主粮的推广，卢长明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表达的忧虑也是在于安全管理标准落实的能力上。“中国现在有转基因的环境标准，但我认为这个标准是形式上的，真正的评价标准还是需要研究的，现有的并不成熟。现在的检测技术是针对已经批准商业化的，对于已知的东西我们知道怎么去检测，对于未知的东西，就算是有影响可能也检测不出来。我们还需要时间去研究新的标准。”相比于水稻的基因漂移，他更担心“一旦放开之后可能科研的积极性会更大，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转，这个监控是非常困难的。作为主粮，这一点的风险很大”。卢长明觉得，谨慎起见，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应该是非粮食作物先行，“棉花、油菜、大豆都可以，因为油里不含有转基因的成分。但是现在研究水稻的专家声音高一些，他们会拼命推动转基因水稻，我们研究油菜的想推动油菜就很难了，因为专家少，声音小”。

对于这个科学家与公众信息、认识完全不对等的议题，拥有话语权的资格也成了争议的一部分。江晓原认为，只承认科学家的话语权是不负责任的。“转基因主粮一旦推广，将会推到全国人民的饭桌上，凭什么全国人民要把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交给少数极力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来决定呢？公众应该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黄大昉认为，除了科学家的科普宣传做得不够，政府部门也有问题。“政府的态度不坚决，在2009年舆论最热闹的时候，政府没有及时、明确表明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态度，甚至很长时间连专家委员会的名单都没有公开。公众意见很大，觉得你们偷偷摸摸的，肯定不是好事。”

江晓原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客观的安全。“安全和幸福相似，是主体自身参与构建的，也就是说，你觉得安全与否很重要。当你心里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你的肉体就是不安全的。你感到不安全，就是安全还没有完成构建。”按照这个思路，江晓原把食品分为四类：事实上安全并被认为安全的、事实上安全但不被认为安全的、事实上不安全但被认为安全的和事实上不安全并被认为不安全的。

“当你觉得你所食用的食物不安全的时候，都不能说这是安全的食品，因为此时你的身心健康就会在‘客观’上受到伤害。所以当人民群众认为转基因主粮不安全时，它就是不安全的。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部分安全但是不被认为安全的食品是被‘冤枉’的呢？有可能，但是这种‘冤枉’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需要时间来验证它的安全性。保障广大公众的健康，比不冤枉某些食品重要得多。”

佟屏亚认为，对于解决争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都能拥有开放的讨论环境。“当我们讨论转基因主粮争议的时候，一旦把争议问题简化为所谓的科学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去考虑背后的经济利益。”黄大昉比较乐观，他觉得近两年科学界不遗余力地科普宣传已经开始见到了效果。

（文 / 贾子建   阿润） 为什么玉米蒋高明水稻安全评价转基因植物转基因害虫水稻品种转基因生物佟屏亚植物种植三农反对基因合成基因工程农资农业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