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奥巴马将如何选择

（文 / 蒲实）

( 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华盛顿国会山，准备发表连任后首个国情咨文 )

2011年4月，在奥巴马第一任政府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的高官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卸任。最近，他刚刚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位内幕人士对美国亚洲战略的描述》。书中，他如此思考中美关系：“有关中美关系的波动与摩擦充斥着媒体……关系好像越来越紧张……但这是看待中美关系未来严重错误的方式。在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大国与崛起的大国之间，摩擦不可避免，更何况它们的历史、文化、利益和价值观迥异。除非一国完全屈从于另一国，才可能指望没有摩擦，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定波动和争论的关系应该被视为是不可避免与自然而然的。成功的标准不是避免这些摩擦，而是管理它。”作为奥巴马亚洲外交政策的主要构建者，贝德带着历史的关切写道：“未来的美国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寻求平衡，既要维持美国的力量，又要避免陷入古典的安全困境——在困境中，双方都相信，对方实力的增长正是敌对意图的反映，从而对此做出回应，并使之成为现实。”他进而指出美国外交的目标是“建立与中国的信任”，“并且不把这种建立互信的努力视为绥靖或不可接受的妥协”。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正式开始之际，我来到华盛顿。在亲历了他的就职典礼后，在电视上收看了国务卿希拉里的告别演说，她的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将卸任，新任国务卿克里将选择谁来接任亚洲事务，而谁又将领导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充满悬念。钓鱼岛的冲突让人的神经绷紧了弦，南海的冲突远未隐去；随着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一切都显得充满不确定。我想倾听华盛顿外交圈的人们正如何谈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我想要寻求答案的问题是：美国外交圈如何回顾与反思奥巴马第一任期的亚太外交政策？他们对“亚洲再平衡”的外交战略感到满意吗？如果有不满意，他们希望做出什么样的调整？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如果中国崛起是历史性的国际结构变化，“战略互信”是诚恳的和可能的吗？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历史力量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性吗？我们的时代，外交能够成就什么？

在华盛顿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杜邦转盘”（Dupont Circle）。地铁报站员报站名，有时就直呼它为“外交圈”（“圈”与“大转盘”都是Circle一词）。的确，这个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由马萨诸塞大道、康涅狄格州大道、新罕布什尔州大道、P街大道与19街大道相交而成的交通转盘，汇拢了很多驻华盛顿的外国使馆，驻扎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智囊机构，当然少不了外交圈人士经常聚会的餐馆和咖啡厅，同时它也是上流社会的高档住宅区。围绕“杜邦转盘”，我沿途拜访了重要的外交政策智库——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外交圈的大脑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如何谈论和猜想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外交政策？对我的疑惑，他们将如何做出回答？这是后面这三篇专访的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