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说法的代价

（文 / 缪继）

2012年9月10日，我怀揣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到南宁市火车站乘车去上海报道。过安检时，我被安检员拦下，询问我是否携带什么铁器。我将过了机器的背包打开，掏出一串钥匙和一把瑞士军刀。安检员拿着瑞士军刀走进车站内的警务室中，过了一会儿走出来对我说：“警官说你的刀不是正规的瑞士军刀，已经属于管制刀具，必须没收。”我着急了，连忙解释：刀确实是从商场的专卖店买来的，连同皮套一起600多元，而且刀上有防伪的标记，还有这些材质，假冒的刀不可能有这些做工的。如果警官看不出来，我可以跟他解释。看到安检员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又提出能否打电话请家人取回。她说不行，这把刀必须没收而且要与其他管制刀具一起集中销毁。我又急又气，想再理论一番。可是还有报到的大事在身，只好拖着行李向检票口走去。

走出几步后我觉得有些不对头，自始至终警察都没有现身，只有安检员口头宣布没收，也没给我出具任何单据，甚至连我的刀符合哪一条管制刀具认定标准也没有告知。于是我折回警务室，问哪位警官说我的瑞士军刀是管制刀具，请告诉我你的警号。其中一位女警官抬头瞟了我一样，跟旁人嘀咕了几句后继续低头吃饭，其他警官也不理会我。开车时间临近，我没办法只能去乘车。可刚过检票口，安检员连同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将我拦下。其中一名警察厉声说：“想告我们是吗？先跟我们走一趟！”在派出所，不断有人严厉地命令我：“站在这里！”“等着！”“下来！”“进来！”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博士生转瞬间好似一名阶下囚。

我父亲是律师，接到电话后从事务所飞驰过来，隔着铁栏杆，我看见他无比焦急。递名片、交涉失败后，父亲只能等我出来。当我领着一纸行政警告处罚沮丧地走出派出所时，父亲决心为我讨回公道。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联合几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为我调查、取证、讨论案件、办理手续、起诉。其间派出所收到传票发现事情闹大了，希望我们撤诉，却只愿意退回军刀而不愿意撤销处罚。而我要的不是军刀，而是一个说法。寒假回家时，案件正等待宣判。我看着厚厚的案卷，里面有派出所事后制作的文件以及安检员与某警官的证词。证词净是谎言，扯淡到连良心也没摸一下。父亲苦笑说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实。虽然我们胜算很大，但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呢。

我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家境和社会关系都很不错，我父亲是颇有名气的律师，他可以为儿子花费大量的精力和十几倍于瑞士军刀的金钱去打这场官司，而这并不能保证在如此芝麻小事上讨回公道。近年不断看到有农民跪拦领导车辆或者倾家荡产上访告状的报道，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我才切身体会到平民讨个说法的难处。朋友说，也只有你这种有闲钱的人才敢打这种官司。而我在想，正义确实需要代价，可是这代价要大到什么程度？人们一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吗？ 讨说法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