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谟：“中国预警机之父”

（文 / 贾子建）

( 王小谟 )

特约记者 袁于飞

预警机之父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预警机“空警2000”作为领航长机引领受阅机群分秒不差从天安门广场飞过。这是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全球视野中公开亮相。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评价：采用相控阵技术的空警2000和空警200预警机，比美国的E-3C和E-2C预警机整整领先了一代。热烈的庆祝氛围中，没人会注意到在看台上观礼的王小谟：这位时年71岁的老人流泪了，他难抑心中的激动，指着天上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们搞的。”

如果不是因为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殊荣，这个故事会和王小谟的成就一样更久地消失于公众视野之外。毕竟因为国防技术的敏感性，从事雷达技术研究就已经习惯默默无闻。而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王小谟就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这种除了定位方位和距离还能定位高度的雷达，实现了我国防空雷达功能从单一警戒向精确指挥引导的重大跃升。而上世纪80年代，针对我国国土防空面临的低空突防威胁，王小谟又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雷达。这种雷达在与美、英、法、俄等国同类雷达装备的同台竞技中，综合性能排名第二、电子对抗性能排名第一。

预警机的成功研制则是王小谟和科研团队20多年的心血。预警机就是将远程警戒雷达系统放置在飞机上，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引导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现代战争中没有预警机就等于瞎子。飞得高才能看得远，预警机能看到三四百公里以外很低的飞机，而且飞机有非常高的机动性，可以同时监测上百个目标。”王小谟说，正是因此，预警机成为现代战争的空中指挥中心。

( 2009年9月9日，即将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式的预警机梯队正在加紧训练 )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的研制，但是因为国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弱没有成功。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与外方合作共同开发预警机，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他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预警机总体方案。三面相控阵每一面监测的角度是120度，那么三面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监测。这是一个大胆的方案，在经过多年谈判、双方正式签订合同后，王小谟受命担任预警机工程的中方总设计师。

这场合作中，中方仍然面临核心技术的封锁。王小谟在合作期间就坚持主张并且部署安排了国内的同步跟进。所以当2000年外方单方面中止合同时，王小谟仍然有信心向主管部门提出了“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的建议。王小谟有底气：中国当代军事电子工业，尤其是雷达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他所在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具有国内电子领域最完整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及试验能力体系。

( 1987年，作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14名中青年专家之一，王小谟在北戴河受到邓小平接见 )

这是一个由中国电科100多个单位、1000多名科研人员投入的项目团队，王小谟则作为总顾问推荐年轻的总设计师，指导年轻的总设计师们确定总体技术方案、开展技术攻关、系统集成和试验试飞等重大工程研制事项。“相控阵天线宽角扫描”是世界性的技术难题。为了捕捉到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威胁信息，雷达波束需要覆盖更广的方位。“相控阵天线扫描角度”在传统教科书上的极限是正负60°。在60°以外，即使雷达能够工作，但“视力”将严重下降，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突破的禁区。但是最终工程组科研人员成功突破了传统观念，创造了预警机天线扫描角度范围的世界之最。微波功率管是使雷达成为“千里眼”的最重要器件之一。为了解决它的国产化问题，元器件分系统实现了十几个研究所的协作和资源整合，只用了6年就追赶上了国外20多年才能达到的水平。

预警机研制团队实行“711”工作制，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很多人连续几年都没有在家度过一个春节。西北戈壁的试飞现场，预警机封闭的机舱里温度可以高达40多摄氏度，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而机上有90多分贝的噪声干扰。“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地轰鸣，两三个小时听不清声音。”时年近七旬的王小谟和技术人员们一样，上机跟飞4个多小时，从夜晚到凌晨，一干就是整整两个多月。

2006年，在工程最关键的时刻，王小谟在外场遭遇车祸，腿骨严重骨折。接踵而来的噩耗是入院检查中，他被诊断身患淋巴癌。“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去的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王小谟面对疾病的淡然超出了身边人的预料。当他的学生曹晨去医院探望又不知如何安慰他时，从病房里传出的是王小谟拉京胡的声音。“整天除了躺着没事干”的王小谟除了拉京胡，就是与来探望的同事讨论预警机项目，他还在病床上提出了下一代预警机的发展战略。半年后，王小谟稍一好转就回到了试验现场。而医生也带给了他一个好消息：他完全康复了。“我又活过来了。”王小谟说。

立下军令状的一年里，王小谟带领的团队就把地面样机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飞上了天。随后，他们打破了从科研样机到研制成功至少需要10年的预言，仅花费了5年时间。“国产预警机探测的灵敏度，就像一个人能看到20公里外一根火柴划出的火焰。它定位的精确度不亚于射击比赛中每发正中靶心的程度。”王小谟的得意门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陆军向本刊记者打比方说。

命运和选择

人生很难说是由哪一次关键的命运选择奠定的，王小谟认为：“人生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努力，不管干什么都会有出息。”他第一次面临命运的抉择是1956年报考大学，他告诉本刊记者：“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波也有兴趣，所以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

“京剧”和“无线电”这两个看似分裂的爱好是解读王小谟人生的两个关键词。他出生于上海，父亲曾做过冯玉祥的参谋。当年闻听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王小谟的父亲就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发生意外，没了依靠的王小谟一家只得在北京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每到5月就挂满了一串串白色的槐花。”那年王小谟12岁。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每有闲暇，大杂院里总是三五成群，凳子一摆，京胡一拉，就开戏了。王小谟总爱厮混其中，时间长了也渐渐能哼上几段。他还缠着胡琴师傅学会了拉京胡。高中时，王小谟就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他们凭一出《拾玉镯》得了北京市一场文艺比赛的一等奖。“我当时唱的是旦角。化妆、抹脸、包头之后，水袖一甩，莲步轻移，我就爱上了京剧，终生不渝。”

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戏。当时他最大的心愿是有一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宣武门附近有个小市场，那里出售日本人留下的旧货。王小谟就用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个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一番鼓捣后组装起来的东西竟然能发声。“当梅兰芳的戏曲从耳机里流出，我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王小谟回忆说。

从此，装收音机成了王小谟的一门“手艺”。他笑言：“我高中时就能装三灯机、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有些邻居想省钱，就请我去装。收音机坏了，也请我去修。组装收音机的经历培养了我科研中‘自己动手’的习惯。后来还发现，收音机和雷达的原理都是无线电接收，只是雷达更复杂一些。比如五灯收音机的‘超外差’，现在雷达上的接收机还在用。”

“那时候年纪小，没有说非做哪一行不行。进了艺术院校的小伙伴们很多人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进入大学的王小谟没有放弃京剧爱好，还是模特队成员，仍然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而他《无线电原理》这样的专业课成绩始终拔尖。“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

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改变了王小谟，他原本活泼的性格开始收敛。“我记得一位东北同学只私下说过其亲眼所见的一些苏联红军的恶行，就被划为‘右派’，被批斗得很惨。我们都很同情他。”王小谟回忆，“这个教训太大了。我养成了一个一辈子的习惯：不乱说话。这个习惯实际上对我起到了保护作用。我相对于同龄人被卷入的运动算少的，可以安心做科研。”

人生的第二次重要抉择是被动的：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因为名额被别人挤占，王小谟无法留在北京的父母身边，而被分配到了南京第14研究所。“南京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雷达研制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的雷达事业是从14所起步的。王小谟还记得老一辈“向北望，学雷达”的口号。“一开始科研人员不知道怎么做雷达，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他们就跑到中苏边界去，用望远镜看对面苏联的雷达什么样，回来仿制。”

王小谟告诉本刊记者，早期的雷达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二维坐标。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起，14所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但是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说：“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

“跟谁一起做？”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消化吸收读完了那些资料，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这就要求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1965年，正当王小谟如饥似渴钻研雷达技术时，他被派到江苏溧阳的农村“搞四清”。半年后王小谟回到“14所”时，所里正在“闹革命”。“张光义院士是苏联留学生，国家派他去日本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他就被扣上‘苏联特务’、‘日本特务’的帽子，赶上街挂牌游行。”王小谟还算幸运，他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机房有个空调的冷却池。他回忆，“我经常偷偷到冷却池里游泳，闲时还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我还得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了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走出来

命运给王小谟的选择越来越残酷：他不会想到自己要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待上19年。1969年，他接到调令：到三线去。“我的出身不好，当时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虽然去贵州时我们都胸戴大红花，但心里很不痛快。”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大约有八九百人，很多都有“历史遗留问题”。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

38所在贵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平地。大坪距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走路得翻两三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吃菜很奢侈，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子吊个锅，烧点开水，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向本刊记者回忆，“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和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每年都要摔伤一些人。”

山沟里虽然条件艰苦，但政治运动也少。王小谟欣慰的是：“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正是出成果的时期。”这时期的王小谟挑起了三坐标雷达总设计师的担子，带领着一批因“只专不红”受打击的技术骨干开始了三坐标雷达长达13年的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里没有空调。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下，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能看见汗毛孔里汗珠汩汩地冒出来。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观念，需要巨大的勇气。遭到反对后，他据理力争：“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设备有什么用？”终于，专门耐高温的军用空调首次出现在了雷达车里。预警机的设计中，王小谟建厕所的要求也引起异议：一个厕所要200公斤，增加了很大负担。王小谟坚持：“预警机不同于一般运输机，试飞时间很长，厕所一定要加。”最后，王小谟把增加的200公斤揽到了自己身上，想方设法砍掉了相当的重量。

1986年，王小谟开始担任38所所长。因为地处边远山区，38所有200多名技术人才流失，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王小谟决定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结果在所里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工人和知识分子，谁养活了谁？“是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养活了大家！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设计，没有设计就没有合同，没有合同那工人就没活儿干，而且工人也要靠学技术。”王小谟很坚定：谁的技术好，就给谁的待遇高。辩论结束后，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改变过去按家庭人口分配的方式，而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王小谟强调：“我多次到美国出差，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笨，关键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的雄心壮志，并很好地组织起来，创造好一些的工作环境。”

38所是第一个从“三线”调迁的研究所。1987年正是王小谟最困难的时期，资金和人才都是需要解决的大事。除了国家拨付的2000万元，王小谟还自筹了5000万元，钱来自一纸广告。当时低空防御是各国关注的问题，王小谟率先提出设计市场中没有的中低空兼顾雷达产品。这个连样品都没有的广告为38所在国际订货会上获得了调迁资金。而不到一年，38所就拿出了性能优异的成品。

在最缺钱的时候，王小谟硬是花费40万元从中国科技大学“买”了7个人回来。“现在看这7人，都很有出息。”王小谟说。陆军就是7人中的一位。上任伊始，王小谟就把一个重要的雷达项目交给他，让他做总设计师。王小谟的这一决定让自己遭受了很多质疑。他带陆军到北京与军方代表一见面，对方就质疑王小谟“让一个孩子当总师”。面对质疑，王小谟倒很自信，他说：“第一，方案是我做的。第二，这个人聪明能干，一定能完成任务。”

当时的雷达发射机大都是电子管，弊端是雷达可靠性跟不上去，连正常工作50个小时不出故障都做不到。陆军研制的雷达是我国第一个全固态雷达，可靠性得到了极大提高。王小谟说：“当时用户给我们的可靠性定指标，说是要达到100小时。我说，你们的指标太低了，于是我们自己报了500小时。研制单位说我吹牛，找来个年轻人当总师，还敢报500小时可靠性？”测试结果出来后，所有质疑的声音都化作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对人才有信心，敢于给他们重任再推一把，这就是王小谟培养人才的绝招。他自己总结得更为简单：“不是不管，不能全管。”他总是很平静地笑着说，“我心里有底呢，万一出了问题，我会马上告诉他们的。”

王小谟也曾有愿望能在70岁以后不再参与工作。“找一帮喜欢京剧的人一起练练，我到现在也没时间。”中国电科机库的白墙上，“我们一定要争气！”的标语则已经挂了十几年。现在他每天还要坚持上班，每周与实验室和课题组的年轻人讨论技术问题。因为创新的脚步不会停，王小谟已经意识到全数字阵列雷达技术是预警机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将会实现我国预警机主要技术从国际先进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他说：“预警机并没有到头，后面的路还很长。不光是预警机，很多领域都遇到了再创新的问题。我们搞装备的，国家的需求就是目标。” 中国军情雷达中国预警机预警机王小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