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遗传信息

（文 / 袁越）

( 杰森·弗莱彻 苏琪·加戈 )

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DNA测序的成本越来越低，给生物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不过经常有人借此机会夸大基因的作用，仿佛知道了一个人的基因就知道了他的一切。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应该警惕。

比如，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杰森·弗莱彻（Jason Fletcher）教授在去年12月5日出版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通过分析美国各州烟草税的不同以及居民基因型的差别，得出结论说提高烟草税对于普通人确实有效，但对于携带某一类基因的人则一点用处也没有，人家还是照吸不误。

这篇论文发表后被烟草公司用作反对提高烟草税的武器，他们争辩说，基因的差别可以用来解释政府主导的控烟措施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差，因为靠提高烟草税来控烟的政策空间已经穷尽了，现在还在吸烟的都是铁杆烟民，他们的基因型决定了他们从尼古丁中获得了比常人高得多的快感，不会被高价香烟吓跑。

针对此种言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流行病转化学博士研究生苏琪·加戈（Suzi Gage）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弗莱彻的论文严重误导了读者。加戈认为，这篇论文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控烟与基因型的关系，这个思路没错，但统计结果因为预设条件的不同可以有多种解读，比如烟草税到底是逐步提高还是一下子提高的？是否还有其他配套控烟措施？等等。如果不知道这个基因到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烟民的选择，那么这个结论很可能就是错误的，无法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退一万步说，即使弗莱彻的结论是正确的，并不能说明提高烟草税对于控烟没有用处。事实上，政府制定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必须从整体效果出发，全面地衡量一项政策的优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仅用基因型来判断好坏是不可靠的。比如在这个案例中，弗莱彻只统计了已经有烟瘾的人，没有把潜在的吸烟者考虑在内。

几天后，弗莱彻教授在《卫报》上做了回应，他说他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只是想探讨加税政策失效的原因，完全没有替烟草公司开脱的意思。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论文没有大问题，但那个基因导致控烟政策失效的结论是否可靠确实有待进一步检验。

加戈则认为，无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都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这只是一个统计概念，从一个人的基因型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推导出他到底会不会成为瘾君子。再加上基因测序毕竟还是要花很多钱的，成本太高了，不划算，不如用另外一些更准确、更廉价的方法判断他是否天生容易上瘾，然后根据这个指标来制定相应的控烟政策就可以了，没必要测每个人的DNA。比如，曾经有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首次接触酒精后的反应很弱，那么他将来更有可能成为瘾君子。用这个指标对潜在的酒鬼进行预防已经被一些研究证明是很有效的，比测DNA可靠多了。

换句话说，在控烟的问题上，基因属于无效信息，不知道反而更好。这类研究的本意虽然是好的，但是研究结果完全无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而且很容易被误读，反而更容易坏事。

今年1月10日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就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去年底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发生了枪击案，凶手亚当·兰扎（Adam Lanza）杀死了30名儿童和6位教师。事发后，康涅狄格州政府的医疗检察官命令康涅狄格大学的科学家对凶手进行基因分析，试图找出他为何如此残暴的生物学原因。

《自然》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太大的意义。早在1931年科学家就曾经研究过一个外号叫“杜塞尔多夫吸血鬼”的杀人犯皮特·库尔滕（Peter Kürten）的脑组织，试图寻找特殊的“杀人结构”，结果当然是没有找到。随着技术进步，大家又开始相信某些基因可以导致杀人，但即使康涅狄格的科学家们从兰扎身上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基因，也完全不可能证明这就是导致他杀人的原因。可一旦这个结果被泄露出去，很可能让那些跟他一样携带有这个基因的人无端遭到歧视，后果不堪设想。

《自然》这篇社论最后得出结论说，基因研究本身没有问题，但必须对研究结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科普烟草遗传信息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