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假期

（文 / 李昊臻）

还有10分钟火车就要到站了，我的父亲打电话要来接我。这座城市初秋的早晨和我一年前离开时一样清冷，绿化带里低矮的植物已经敷上一层薄霜，嘴里哈出的热气也能在鼻前变成浅浅的白色。我的父亲在我有些发抖的时候把车停在了对面马路边，摇下车窗露出一个恶作剧成功的孩子的笑脸。车子掉过头来，他把“可乐”放出来，“可乐”晕车，不停地在车上吐口水，放下来吹吹风清醒一下。“可乐”是一岁半的泰迪公犬，我离开时送给我的母亲。每月有两周的晚上我的父亲得去照看我的奶奶，而我的母亲生活相对清寡，交际不多，“可乐”就可以陪陪她。

把我送到家以后，父亲又出门去买新鲜的瓜果蔬菜，得买两份，一份送回来给母亲是欢迎我回家的，一份送去他的母亲那里并且摘洗干净做成熟饭，是老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顿饭。我想他今天还得买些糕点和纸钱，明天过节，得上山给他的父亲送几块月饼，东西也得准备两份，还有早几年去世的我母亲的母亲。

老家的传统是逢年过节都得去山上看看已经不在的人，当然不能空手去。纸钱和黄表纸是必须的，清明和农历十月初一得分别送春装和寒衣，另外就是时令水果。父亲细致，都会提前洗净处理成酒店果盘一样的装在塑料盘子里，还有老人生前爱吃的桃酥软饼和市场里新烙出来的红糖五仁月饼也会切成三角小块装在另外的盘子里，总还得有一瓶米酒，所谓米酒不过是矿泉水里滴入几滴白酒，倒入一些小米，无酒不成席，哪里都是这个道理。

第二天清晨，山间起了大雾，穿过一片松树林衣袖就打湿了，远处的山在雾里只是模糊的几根黑线，这是初秋阴天的灰色景致，像一场醒不了的梦，不知道是好是坏。爷爷的坟地是请阴阳（风水先生）看过花了些钱买的，面向东南，没有高山遮拦而且一眼能望见这座城市标志一般的宝塔和宝塔下平整的山脉，像一张旧时衙门里的台案，预示后人可以做官。整个家族仪式在三个人的沉默里按部就班地完成后，纸钱和供香的火星也悄悄熄灭。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完成了，阳光也终于明亮起来，洒在父亲鬓角的白色短发上发着安静的光。我们彼此搀扶着从山上下来，一起回奶奶家吃饺子。说说笑笑地过中秋。

午饭后我们一家四口回到家，喝茶聊天逗“可乐”，阳光端端照在客厅里。母亲和我是心照不宣的，父亲要是开口的话我们是不会拒绝的。节假日里这座城市最大的休闲就是打麻将，就像历史学家站在上海外滩能闻到鸦片甜腻的香气一样，我走在这座城市祥和的街道上却能听到麻将相互碰撞和人民币落在一起的声音。

我幼年的时候成年人打牌是在朋友家里，隔着镂空的防盗门，我看见里边抽烟的人把烟浅浅地叼在嘴上，说话的时候下嘴唇突出来，烟向上翻，烟气冲着眼睛，所以大家都眯着眼睛瞟向左右的方向，这种畸形的嘴脸和港产片里九龙城里的赌徒没任何区别。而我的父亲从门缝里递出10块钱以后又匆匆关上门来，那个时候打牌还是忌讳张扬的。现在，朋友约我出去喝茶聊天才发现每一个茶馆都变成了麻将房，全自动麻将桌有规律地排列，提示声从每扇门后边传来，就是听不见人说话声。麻将的玩法也有好几种：二四八带杠、下炮、捞底等等，因为具体规则不明，我也不好细说，一般父亲玩一下午输赢在1000块钱左右，赢家出茶钱请吃饭，遇见赖皮的输家还会拽着他去洗个脚，当然也是赢的人买单。我们这个年龄玩的比父辈们小很多，即便如此，赢家消费完吃喝也有所结余，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天天攒局子，输个几十块钱，然后蹭吃蹭喝蹭烟蹭酒蹭洗脚按摩，出入都是高级场所，衣着光鲜，红光满面，算起来还是赚的。父亲也调侃过这种生活：一天学会，三年致富，一辈子受益。

于是，之后的几天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父亲在两个家里来回奔波到中午就不见身影，我们也很默契地不去打扰他，母亲和我做些小甜点点缀每天准时到来的秋天温暖但不强烈的阳光，说家里的长短琐事，黄昏带着“可乐”散步，看它在院子前的马路上大摇大摆地奔跑跳跃，晚上母亲可以踏实地睡觉，我也难得睡得很香。

直到临走的前一天，预订了酒店出去吃饭，父亲的游戏迟迟不结束，错过了饭点母亲有些生气。等父亲风风火火地赶来，愧疚和尊严在脸上糅杂在一起，母亲数落了几句，我也跟着煽风点火地调侃，让灯火通明有些豪华的包间充斥着无法言说的尴尬。

收拾好行装，父母送我到车站，检票进站挥手告别，父亲打来电话言语闪烁地道歉，像是要和情人分手时的窘迫让我靠在车窗暗自发笑。我没有责怪他，母亲也没有，我们只是喜欢看他像个孩子一样把这种内疚藏在心里挥之不出，这是我们的小游戏而已。 父亲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