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支什么样的海军？

（文 / 宋晓军）

( 2010年8月2日，中国海军第五批护航编队抵达意大利塔兰托港进行友好访问 )

真是无巧不成书。3月14日，美国“防务在线”网站上登出一篇由资深撰稿人麦肯奇·伊格尔（Mackenzie Eaglen）写的文章，这篇题为《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在预算上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文章，像是与我在当天面市的《三联生活周刊》上的文章——《“两会”与“海、陆之争”》遥相呼应一样，认为美国海军根本没有钱和足够的舰艇支撑奥巴马重返亚洲的战略。很显然，如果伊格尔的推论成立，那么在我的文章里提到支持大力发展海军的中国军事迷的观点是不是对的呢？

新中国海军的起步，除了原国民党海军留下的一些英、美海军的底子外，更多是与苏联的帮助密不可分的。1953年6月4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1954年10月12日，中、苏政府签订了补充协议。按协议规定，苏联将向中国转让50型护卫舰、613型柴电潜艇、122乙型猎潜舰艇、254型基地扫雷舰和183型鱼雷艇的制造权、设计、全套施工图纸、技术文件、材料、半成品、制成结构部件、机械、无线电电器设备和武备。同时，为了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持，还向中国派遣了专家。按照当年苏联造船工业部驻华委员会主席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祖博夫在回忆录中的表述，他调选的负责设计的主管是苏联造船工业部标准化中心设计室、48岁的总工程师塔格耶夫。这条线索表明，中国海军舰艇的标准化一开始是向苏联学习的。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海军舰艇技术的发展只能在继承苏联的标准体系下，进行自我摸索。在这期间，中国将大量的科技和工业资源投入到导弹核武器的研制，为了配合主攻方向，海军自行研制了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和攻击型及弹道导弹核潜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建立了自己相对完整的海军舰艇工业科研和生产体系。

1979年后，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中国发现，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应对苏联在军事装备上的赶超，由政府、学术界和工业界以“科学、技术与管理”为题，针对日益复杂且耗资巨大的武器系统提出了系统工程的概念。具体到海军舰艇方面，美国海军采用了与苏联完全不同的概念和方法论。比如标准的工程分类，美军采用了按系统分类的办法，而苏联采用的是按专业分类的办法。简单地说，与苏联海军早期的标准相比，美国海军的标准通用性强，适用范围广泛，技术要求协调统一。比如里根执政时期美国海军使用的基本标准——《舰船通用规范》，就概括了美国海军各类军用舰船100多种，从常规潜艇到核动力潜艇，从小的巡逻艇到大的核动力航母，凡是新建的舰艇和改装旧舰艇都要求必须遵守该规范。为此，中国海军舰艇的建造在上世纪80年代后就参照美国海军标准，开始制定中国海军舰艇的新标准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中美关系紧张后，中国海军只能再次自我摸索，但此时中国的自我摸索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国海军的标准考虑的是全球行动，因此对元器件、平台和系统要求得极高，比如包括温度、湿度、含盐度等环境条件的标准，以及抗涌浪对舰艇的横摇纵摇等等。

1995年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导致两岸局势紧张，中国大陆终于开始加大了对海军建设的投入。当这种对海军持续投入的惯性延伸到了2012年时，中国海军开始向外界展现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是面向西太平洋的“临战海军”，另外一张面孔则是在印度洋上反海盗的“维护自由航行的海军”。如果说前者是因为安全需求的话，那么后者无疑就是为了发展。对于前者，按照美国国会服务局2012年2月8日发布的《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启示》报告中的内容，中国仍沿用的是苏联临战海军的套路，即反舰导弹＋潜艇；对于后者，按照很多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的观点，中国最有利的条件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支持和经验。事实上，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看，还是从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海军的建设上都是西方传统的“看家本事”。这个“看家本事”不仅仅是投入和经验的积累，最重要的还是对投入和产出的均衡。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既有苏联“血统”又有美国“血统”的中国海军来说，到底应该怎样建设一支既能保障安全又能促进发展，且长期能维持均衡的海军呢？ 海军什么样需要中国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