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连增”下的农业科技推力

（文 / 贾冬婷）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 )

三联生活周刊：在全球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自然灾害、实体经济下滑的多重压力下，今年的粮食产量以1.1424万亿斤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八连增”，但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一直没有缓解？

徐小青：粮食能够8年增长，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上一次还是在建国初期的生产恢复期出现过。主要作用力是中央出台的各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以及农资综合补贴覆盖范围扩大，涉及品种越来越多，而且直接发放给种粮农民手里。日前也提高了2011年稻谷等最低收购价，最低收购价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每斤分别提高到0.95元、0.93元、0.93元，早籼稻、中晚稻、粳稻每斤分别提高到1.02元、1.07元、1.28元。此外是针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比如对产量超100亿斤的产粮大市、产量超10亿斤的产粮大县都有资金倾斜，并取消了不应由主产区承担的各种财政负担。看上去，目前的粮食形势还是不错的，但其实这种供求关系仍是一种“紧平衡”状态，说掉下来马上就会掉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针对中国粮食安全有三个总结：脆弱的平衡，强制的平衡，紧张的平衡。

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制性的平衡，就是刚才提到的针对农民和粮食主产区激励性的补偿机制。现在种粮的效益比较低，在河南一户种5亩多小麦，按照目前的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这个农户每年种小麦的收入不到1400块钱，还不如在外面打一个月工的收益。粮食主产区种粮吃亏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现在对河南、黑龙江及整个东北来讲，粮食没有成为发展真正的优势，甚至成为一种包袱。河南的人均财政支出在全国是最低的，上海是它的5倍以上。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扶持政策，但是由于一些条件限制，粮价也不可能涨得很高，只能在生产者收入和消费者承受能力、物价承受水平之间寻求平衡。

其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这是从总量来看，粮食总产量尽管连续8年增产，但是总需求还是存在比较大的缺口。我们的粮食包括五大类，小麦、玉米、大米、大豆和薯类。小麦可以不需要进口，国内生产的潜力、能力都很大。但是玉米，如果国家对发展燃料乙醇没有限制，放开玉米加工，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缺口最突出的是大豆，2010年的进口量达到了5480万吨，接近全球大豆出口量的60%。那么我们自己能生产多少大豆呢？2010年大概是1500多万吨，我们大豆的自给率实际上只有1/4左右，3/4以上的大豆要靠国际进口，所以大豆和相关产品的价格基本上受国际市场控制。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涨，国内大豆价格也要涨，随之是豆油、豆饼、饲料、肉、蛋，能调控的余地非常有限。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植物油也不够，自给率不足40%，因此油价也是很难控制得住的。所以无论是从粮食的种量看，还是从粮食的品种结构看，我们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随着人口进一步增加，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问题还会更加突出。

脆弱的平衡，是指资源的约束，虽然单产在提高，但如果没有播面保证，产量也还是不够，所以中央反复强调要保护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再加上水资源，我们的水资源一是少，二是分配不均匀，35%的耕地在南方，65%的耕地在北方，水正好倒过来，也就是南方水多耕地少、北方水少耕地多这样的格局。这样的平衡很脆弱，稍微旱一点，就受不了。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在“科技兴农”上。基于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加、土地刚性减少的硬约束条件，农业科技是维系目前这样一种“紧平衡”的关键吗？

徐小青：增加粮食生产，一方面靠增加播种面积，保住18亿亩红线，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6.5亿亩，另一方面就是靠提升粮食单产。如今，增加播面的潜力不大，棉花、大豆等播种面积要确保，蔬菜播种面积在扩大，土地强约束下，只有依赖提高农业效率。提高农业效率的最佳途径，就是走精细化、专业化、机械化、信息化、组织化的农业。我国粮食“八连增”的过程就是适用增产技术不断推广的过程。据测算，在生产条件相同、投入不增加的情况下，仅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到户率、到位率，粮食单产提高幅度可在10%以上。2011年，全国因单产提高增产粮食425.4亿斤，科技对增产的贡献率达到85.8%。

从具体途径上讲，科技兴粮主要包括粮食品种改良、土壤环境改善、病虫害防治、机械化推广以及中低产田改造和重大栽培技术的普及等。比如农业部门正在推行的节水灌溉。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我国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50%。目前中国很多农业区都是大水满灌，4000亿吨水投入到农业很浪费，可以通过改造田间水渠，河道，推广喷灌、洒灌，甚至滴灌技术。此外，中国种业积弱之势由来已久。据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以外，目前中国有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目前正在研究耐旱品种以及农业病虫害防治。这方面要学美国，他们大多为耐旱品种、转基因品种、抗病虫害的品种。

三联生活周刊：我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这意味着未来提高农业科技有较大空间？农业科技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

徐小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针对农业科技组织了一项课题，结果表明，“七五”至“九五”时期，我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大致在0.2%的低水平徘徊。“十五”时期，我国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虽然有较大增长，政府拨款从2000年的53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08亿元。但是由于长期欠账，到“十五”期末，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依然仅为0.56%。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到5%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也低于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发展中国家应确保的1%的水平。另外，对比农业产出增长科技贡献率来看，美国的数据为80%，中国则仅有50%。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农业的科技转化率低，“十五”期间，中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35%左右，“十一五”期间这一数字提升至41%，但相较美国的85%而言，仍相差一半有余。

从机制上看，首先是基础研究不够。我在荷兰考察时了解到，他们留了5%的土地专门用做科研基地。我们也应该加大科研投入，把科学家养起来，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搞科研。

二是技术推广问题。这方面是我们的软肋，我们引进1元的技术，用0.18元来消化；而韩国引进1元的技术，要用5元来消化。这是由于连续多年政府对基层农技推广经费投入不足，县乡一级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基本都处于“网破、线断、人散”的境地，农业技术推广这一块在基层散了。国际上由政府抓农业技术推广并不是主体，美国每个州都有农业大学，他们是抓研发不是抓推广，进行推广的主要是大型农业企业。但我们现在还是要强调政府作用，要等其他主体培育出来再放手，因为农业的公共性太强了。我们也有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宁夏在银川平原上做的试验田，向农民展示成果，帮助农民做起来，克服市场风险，不到村里去做这些工作做不了。我们出再多的院士，再多的博士，如果不能沉下去做这些工作，农业技术推广也不能成功。如果垂直不到乡，用国家财政将农技推广做到县也可以，有条件的地方再向下。

三联生活周刊：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瓶颈在哪里？这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种粮的比较收益低的问题有所缓解吗？

徐小青：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用新的更优的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更重要的它还有两个配套的政策措施，一是有合格的农民，将来谁来种地；二是要有相应完善的农业制度配套和跟进。

首先是解决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现在地主要还是农民自己在种，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农民承包地自己种的占到一半以上，委托代种或者转租占到20%，其他情况占到27%以上。去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今年一到三季度这种趋势继续延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比较大，二是农民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提高比较快。现在中国已经基本告别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比如说山东采摘一斤棉花，我看今年是1.3元，去年只有六七毛钱，在新疆采摘一斤棉花1元左右，每年有50万人到新疆摘棉花，劳动力成本也在大幅度上涨。但农民的增收渠道仍然没有大幅度提高，从整个“十一五”期间来看，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平均相当于3.22个农民的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大，但是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问题仍然突出。

因此，农业现代化要把财政支农的蛋糕做大，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已经超过1万亿元，我看了统计上的一些比较，2001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大约13%，现在这个比例没有超过10年前。同时要通过财政的杠杆，撬动金融、信贷的资金，包括企业、社会的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现在整个农村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的软肋，现在金融机构脱农的倾向是非常强的，因为农业一家一户小规模，农业上小微企业贷款的成本非常高，风险也很高，如果我们没有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殊扶持政策，金融惠农的问题是很难破题的。

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中最大的难点，都是怎样解决好农民的转移就业问题。我们对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做了一些研究，英国完成城镇化这个课题花了300年，法国、美国、日本都用了近100年或者超过100年。我们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真正完成转移农民，完成城镇化这个课题，起码还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农民工权益受损严重，融入城市难。我们去年在全国调查了20多个城市，做了大规模的农民工的问卷，提出来农民工的市民化，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推动农民工能够融入企业，他的子女要能够融入学校，他的家庭能够融入社区。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是不是目前影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我国的资源禀赋来看，什么样的规模对我们来说是平衡的？

徐小青：从全球看，不同国家资源的禀赋不一样，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不一样的。规模大当然最好，可以把现代的机器、农业技术都用上，劳动生产力肯定会高，但这不是政策问题和制度问题，而是国情问题。中国只有18亿亩地，大约有七八亿农民，这个规模就大不了，要想大，就得转移农村的人口。但是再转移，也大不过美国这样的规模。到现在为止改革开放30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了两亿多，但农户数没有减少，还有两亿多户。“户均规模半公顷”，这个情况没有改变。

据农业部的统计，农民承包土地的流转率是15%到16%，并不算太快，这和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方式有关。耕种毕竟是一个生命过程，种也好，养也好，不是朝九晚五的生产线作业，需要关照和管理，有很强的责任在里面。因此全世界的农业经营时代都是家庭经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现代化。以前认为大规模就是现代化，我们也尝试过，但是农民没有积极性，种自己的地和种老板的地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中国搞农业现代化，还是要坚持家庭农民家庭经营的方式，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经营，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空间很大，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贸易等等，特别是种植业以外的养殖业。但是不能强制流转，不能在农业人口稳定转移之前，形成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现象。如果现在就操之过急，可能最后就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他的财产权弄没了，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也弄没了，甚至会动摇整个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提到，我国目前大豆、棉花的进口率比较高，这样的进口依赖度是安全的吗？如何掌握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平衡？

徐小青：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农业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比较高，实际上在现在土地和水资源的条件下，所有的农产品都靠国内自给是完全不可能的。目前是大宗粮食作物依靠自己，大豆、蔬菜等小品种通过国际贸易调余缺。我们算了一笔账，现在进口的大豆、植物油、棉花，扣除了出口以外，进出口相抵以后农产品的净进口相当于在国外使用了9亿亩的土地播种面积，中国现在土地播种面积是23.5亿亩，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国外土地资源的依赖高达38%。如果我们停止所有农产品进口，单靠国内来生产是不可能的，中国农业和国际市场已经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今后还要继续拓展我们农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有人提出，没有必要非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有那么多外汇，为什么不可以去拿来买点粮食，通过贸易来保证13亿人口吃饭？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即使有钱把全球出口的5000亿斤粮食都买回来，还不够中国人吃半年。

那么，既然我国的大豆和植物油这么紧张，为什么不调整结构，多生产大豆和植物油？问题是资源只有这么多。现在为了生产1万亿斤以上的粮食，粮食的播种面积不能低于16.5亿亩，那么还剩下7亿亩可以种其他的作物。这7亿亩现在是怎么用的呢？其中2.7亿亩用来生产蔬菜，2亿亩用来生产植物油，8000万亩用来生产棉花，3000万亩用来生产糖料，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小品种，烟叶、麻料、中草药、鲜花等等。按照现有的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几乎没有在土地上调整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农业生产率也是迫在眉睫的。

（感谢实习记者冯秀霞协助资料搜集和录音整理） 徐小青大豆农业科技种植业三农农村八连农民科技推力农业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