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驱动到创新驱动

（文 / 贾冬婷）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国际工业化发展规律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即将由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速增长阶段。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也已经呈现转变迹象了吗？

冯飞：是的，目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已经呈现一些下降迹象。2003年左右中国进入新一轮高增长周期，最重要的特点一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现在这一模式的潜力在下降。过去几年占投资比例大约30%左右的基础设施，已经降到20%左右。另外，这一轮高增长周期还带来消费需求升级，尤其是汽车、房地产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现在看，房地产泡沫问题比较严重，房价飙升，虽然需求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必须挤泡沫。汽车在过去5年有年均25%的增长，但汽车高速增长带来了环境、能源、交通等负面影响。再加上金融危机后，短期政策对消费市场的刺激，造成汽车市场的回落。由此，在过去几年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两个行业和消费热点，拉动作用在减弱。

第二方面，人口红利逐渐在削弱。估计在“十二五”末、“十三五”初，中国劳动力增长的顶峰就会出现，之后劳动力的净增长开始下降。劳动力供应在前些年近似无限供给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了。目前看，中国劳动力的矛盾还不是总量的矛盾，而是结构性矛盾。但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意味过去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以及其他要素带来的优势明显削弱了，需要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再加上老龄社会的加速，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意味着储蓄率下降，进而影响投资率，以前维持高投资率的局面就会有所改变。

第三方面，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我判断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是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主要依据是三次产业的比例有所调整，工业比例下降，农业占比将降至10%以下；三次产业就业结构随之调整；城市化比例提高。工业化中级阶段增长的驱动力是靠资本积累，也就是靠投资。到了高级阶段，发展驱动力不再靠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谈了20年，没有取得成效有阶段性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转变的倒逼机制。现在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工业化发展阶段性在转变，意味着倒逼机制形成了，企业转型压力的内生动力在形成中。

三联生活周刊：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后，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对应这一阶段的发展模式是怎样的？动态比较优势如何随之变化？

( 2011年11月10日，市民在上海一家菜市场购买蔬菜 )

冯飞：增长阶段转换能否成功，取决于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换，关键在于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动态比较优势。

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上。在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特点比较突出的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但从结构来看，加工出口型贸易比较突出，产业的平均增加值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在国际纵向分工中处在低端的位置。本来毛利率就很低，目前劳动力、土地等一些要素成本短期内出现比较大的上涨，很多加工企业更是处于微利阶段。于是这些传统优势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中西部转移，甚至有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这种梯度转移的趋势已经出现了。我们也做过研究，大概有三种梯度转移的驱动方式，一是成本驱动型，二是资源驱动型，还有市场驱动型。

( 马鞍山钢铁厂的生产车间（摄于2012年3月1日） )

此外，在这些地方，也出现了用资本代替劳动、用机器来替代人力的转变，从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进而拉动一些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就像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对策那样。尽管目前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下降，但也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不容忽视。重化工业发展的初期是以原材料的加速发展为特征，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到了中后期装备制造业则会出现加速态势，机器、机床等，也是对应这种机器替代劳动的转变。

三联生活周刊：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中国形成什么样的产业体系才是有竞争力的？

冯飞：对应这样的发展阶段，从三种产业的比例来看，肯定是第一产业的比例下降，二产工业比例也在下降，上升的是第三产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

二产不强。制造业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制造业不强，工业大国不是工业强国。我国工业的平均增加值率只有26.6%，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美国是44.9%，日本是34.9%，升级空间巨大。一个要强调的问题是，未来中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应当关注和吸取部分发达国家过度“去制造业”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力量减弱的经验教训。即使中国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宜降幅过大，应保持在30%左右。

三产不大，实际是结构问题。服务业可以分为两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现在问题是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服务业总量也不行。比如说物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高成本国家，我们的物流占GDP的18%，比美国高一倍。商业成本过高，市场体系建设不足，导致CPI上涨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出来了。服务业不足也影响了制造业的效率提高和产业升级，比如缺乏设计研发。国际上产业分工越来越细，设计、研发外部化的趋势很明显。比如说汽车，车身由独立的车身设计公司来做，发动机由发动机设计公司来做。研发外部化、设计外部化、软件外包、服务外包等等一系列的环节，我们都发育不足。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发展实体经济，这是基于对仍有余波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吗？

冯飞：这次美欧出现的金融危机，说到底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发展出现“异化”。迟迟走不出危机，也是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比如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带来了金融系统的泡沫，杠杆率的提高，使得蓝领工人失去了就业岗位。目前，各个国家都把实体经济提高到了战略高度。

与此相对应，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把“再工业化”提到日程上。他们的再工业化，也就是制造业复兴，抓手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兴起，比如低碳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兴起，这是各国产业竞争的新一轮制高点。二是要从物流、能源角度来吸引投资，特别是本国海外投资的回归，提供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物流系统，更稳定、更经济的能源供给，实际上有些国家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效果。这是值得关注的全球性动态。

中国的实体经济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竞争激烈、利润下降、行业垄断、金融对微小企业的不公正等等一系列障碍，由此很多资本从实体到虚拟经济转移，出现房地产泡沫等。问题根源还在于行业利润率失衡。虚拟经济利润太高，比如金融，正门不开，我开后门，民间高利贷使得一方面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另一方面也造成实体经济资金的转移。

解决两者利润率失衡在于几方面，一是打破垄断，制造公平竞争的机会，特别是对民营企业要破除“玻璃门”。二是靠税，比如资源性产业利润非常丰厚，过去拿个矿山就能发大财，这和整个税收体系不适应有关系。三是靠金融，把更多的金融资金用来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从全球性的“再工业化”趋势来看，发展实体经济的核心还在制造业？

冯飞：对，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来说，应当明确现代产业体系的“制造业导向”目标。就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更多地体现于制造业。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很值得研究借鉴。一方面，德国房价一直平稳，没有出现大泡沫；另一方面，德国始终重视制造业，除了几个知名的大公司外，有大量规模不大但市场占有率高的被称为“隐性冠军”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目前德国经济依然是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

制造业转型要靠两条腿走路。第一，我国工业的平均增加值率只有26.6%，未来的经济增长要提高附加价值，这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唯一衡量指标。用经济学语言来讲，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过去一直是靠投资，靠劳动力成本往里砸，这是传统要素增长。现在要转到新要素增长，实际上主要通过设计、研发、软件、品牌这四个方面体现出来，这是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必须要做的。第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跟全要素生产率也是脱离不开的，刚才谈到这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产业驱动。

另外，如果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是潜在增长的下降，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前一轮的调整更多体现在增量的调整上，而劳动力成本提高、要素成本提高则主要体现在存量的调整上，推动兼并重组。兼并重组要和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结合起来考虑。比如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和民营经济的结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中国政府抓手来看，推动重组比较现实的就是节能减排，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企业要关掉。

三联生活周刊：由增长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关键在于市场主体是什么样的企业。目前我国企业的构成有何失衡之处？

冯飞：我们的产业领域相对集中在垄断型、基础性产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种格局想具有长期竞争力，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创新动力不足，不如民营企业，因为很多民营企业获得政策的优势不如国有企业，创新涉及自身的生存。现在创新能力比较活跃的几个新兴行业，比如电子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其中最活跃的也是民营企业，比如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华为、联想等。如果我们每个行业有一到两家华为式的企业，中国经济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实现，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国际上创新的活跃度不按所有制来分，实际上创新源大都是高技术小公司。比如美国，看似好像都是大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其实美国有个统计，80%的创新源是高技术小企业。美国由于资本市场很发达，所以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会比较快地被大企业收购，可以迅速形成产品，形成服务，这样构成一种循环。欧洲也一样，比如德国70%的风电专利来自小企业。所以我们在产业政策上，对小企业的认识不仅是拾遗补缺，其实它也是创新源，特别是高技术企业。

我国目前大量中小企业是低技术的就业型小企业，但在一些创新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确实活跃起一批创新性的中小企业，后者数量少，但是作用大。与美国的创新机制不一样，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小企业都是靠自身成长的。这也是由于我们资本市场不发达，另外有些大企业体制比较僵化，小企业被兼并后活力就没了。

在这里面有资源错配的问题，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另外还有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创造放宽准入，鼓励竞争的政策环境相当重要。比如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油价问题，国际上油价涨了咱们油价跌，国际油价落了以后咱们油价还落不下来。大国往往有几个大的石油公司，同时有几百家甚至几千家中小石油公司与之竞争。 中国制造业宏观经济创新创新驱动驱动增长实体经济国内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