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送礼

（文 / 谢大刚）

小时候我爸常去欧洲，隐隐约约记得我小时候床上的那个奇怪的小兔子和棕色的大熊是爸爸从欧洲买回来的。其实当时挺小的，管它们是哪儿买的，哪怕是我爸在100米外的集体农庄小卖部买的，我也会一样爱它们。当时我对布料的小动物没什么“种族歧视”：在我眼里都是平等的，而且跟它们玩时，我们从来不会因为文化差异就产生什么矛盾或者误解。我床上只有它们俩，不像现在我侄儿们那个看不到边的堆满玩具的玩具室，像在后庭有的妃子一辈子见不到皇帝一样，有的玩具或许只是被我侄儿们玩了一下就扔在了那儿。这个时代的玩具很惨，要变成孩子心目中的唯一是很难很难的。像我侄儿们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回想童年，绝对想不出哪一个感情深刻的玩具，他们心上没有兔子。每次回国前我去给他们买礼物，脑海中也堆满了这个房间的玩具。

送东西本身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概念。“送”好像是单方向的动作，不包含任何以后要偿还什么的因素，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一种表达情感的行为。可惜，现在社会送礼物已经没有那么纯粹，是双夹层的玩意儿：在外层上人们用“送”这个词来把事情说得比较好听，而在内层，他们隐藏想得到好处的本意，所以往往只有送礼物给孩子似乎还能维持原来“毫无条件给予”的意思（除了感激的笑容，孩子是没法直接给你什么的）。

“从远处回来”，这种状况好像在很多文化里都跟送礼物密切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全世界的孩子在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幼年时，已经十分清楚“回国要送礼物”这个硬道理，更何况全世界的大人们。平时朋友之间送礼物，除了特别的日子（像结婚、过生日等）之外，那就是从远处回来时，这其中大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给亲人朋友弥补，你既然离开他们去了“国外”（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和中文里都意味着“比这里更好的地方”），送礼物是代表一种歉意。此二，你既然去了如此不同的地方，趁这个机会带过来那里的特色是应该的。问题是，20年前你得等有人从瑞士回来才能吃到三角巧克力，而现在的全球化使你不管是在纽约、北京或者特拉维夫，想吃三角巧克力只要去对面的“7-Eleven”就能马上实现愿望。所以，每次回国送东西时要面对的种种困难真是累人。小时候我爸常去欧洲，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不管去哪儿，我爸都是个送礼高手：那个棕色的大熊和那个奇怪的小兔子我至今记得那么清楚，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这种境界。 回国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