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和朱时茂的春晚之路

（文 / 丘濂）

( 2011年6月1日，陈佩斯（左）在国家大剧院为歌剧《蝙蝠》彩排 )

陈佩斯能与朱时茂在春晚上搭档合作小品实属偶然。朱时茂告诉我，他1983年刚刚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住在那里的招待所。陈佩斯的家在招待所前面的居民楼，常来招待所旁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打了几回招呼两个人便熟悉了。陈佩斯当时已经演过《瞧这一家子》和《夕阳街》两部作品，在观众心中确立了喜剧演员的形象。朱时茂也凭借《牧马人》一片走红全国。“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邀请我们演出，就是后来的‘走穴’。唱歌不是我们的特长，我们既然是话剧出身，就决定搞个小品，把影视学校里招收学生时出现的好玩东西表演出来。第一次表演，在哈尔滨的万人体育馆，我扮演考官，他是考生。我问，准备了什么节目？他答道，《莫斯科的钟声》。‘当’一下，‘当’两下，他一共敲了4下，就被我喝住了。他说，一共要敲12下，还有8下呢。接着我又叫2号考生，他跑上来说，报告老师，为了能够考上，他把前10号已经包圆了。就是这么一个20分钟左右的小品，让台下响起排山倒海的掌声。报幕员报了几次下一个节目，台下只是不停地鼓掌，报幕员说什么，观众根本听不见。于是我和佩斯只好再次上台，一人唱了首歌曲。我唱了《外婆的澎湖湾》，他唱了《我的太阳》，这样演出才算结束。”

那次演出的轰动让已经成功执导了1983年第一届春节晚会的黄一鹤找上门来，请他们为1984年的春晚再来创作小品。“这个过程还有点波折。”黄一鹤向我回忆道，“我给他们在天坛体育宾馆开了一间房，让他们在那里把节目给憋出来。结果有一天跑过去一看，人不见了。陈佩斯后来对我说，他们当时没有带粮票，在宾馆吃饭都是春晚剧组给垫着。两个大小伙子吃得多，又担心没有好作品拿出手，就没勇气继续待下去了。”黄一鹤的执意挽留才有了《吃面条》这部小品的诞生。朱时茂记得，在宾馆和体育运动员联欢，他们先表演了这个小品想看看效果。“结果那些运动员笑得都从小马扎滚到地上去了。黄导担心这个作品会让人觉得纯粹搞笑，不够严肃，就让我真正演出时一定要在结尾处加上一句话：‘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以此来扣当时‘干一行，爱一行’的宣传。”

1985年在体育馆举办的那届春晚虽然由于场地选择错误并不成功，但观众记住了那个叫《拍电影》的小品。“这部作品仍然延续去年的风格，从我们熟悉的电影拍摄领域来取材，还是有课堂练习的影子。下一部小品是《羊肉串》，我们真正去动物园那里的新疆村去观察，这种对陌生角色的扮演，让我们的表演更成熟了一步。也是在这个小品里，我们才更明确适合我俩的喜剧路子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一正一反、猫和老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1990至1992年，陈佩斯和朱时茂连续三年为春晚带来经典之作：《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和《姐夫与小舅子》。

《姐夫与小舅子》里陈佩斯叫做“二子”，是个参与看黄色录像的社会青年。“二子”的形象来自于1982年陈佩斯在电影《夕阳街》中塑造的人物。这部电影的导演王好为对我说，当时陈强告诉她陈佩斯想演这个角色，她还有点奇怪。“之前也是我导演的《瞧这一家子》中，陈佩斯是个主角。《夕阳街》是个群戏，二子只是个北京这条叫夕阳街的街道上一个靠倒卖鸽子来赚钱、还处处被伙伴们瞧不起的小角色。我知道陈佩斯对于喜剧的分寸感把握很好，肢体控制能力强，于是特地在这部电影里又为他增加了几场戏。”

那是陈佩斯钟情于扮演平民小人物的开始。对陈佩斯与朱时茂小品非常熟悉的编剧史航告诉我：“他们二人的配合堪称经典。朱时茂一直是个严肃的角色，他总在强调自己是和陈佩斯不同的。陈佩斯也在捧朱时茂的同时把他置于了神坛。就像在《主角与配角》里，朱时茂对陈佩斯说：‘你这形象是吧，小偷小摸吧，不法商贩吧，地痞流氓吧，不用演，往那儿一戳就行了。’之后陈佩斯又说：‘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但是陈佩斯完全将自己的‘私字一闪念’外化，在观众那里得到共鸣。人们对朱时茂的形象是先认同再疏离，对陈佩斯则是先疏离再认同。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方式对高大全的主旋律形象形成一种解构，是很高明的做法。”

( 朱时茂 )

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创作在90年代初到达了一个顶峰。史航认为，这个时候的作品在原地挖掘人物的喜剧性上已经很纯熟了。“但是打动我的其实是他小品中偶尔闪现的‘喜剧的忧伤’。在《警察与小偷》中，小偷给人指路，送盲女过马路，已经完全进入了警察的角色。可是这个时候，身份突然被警察识破了。‘我真的是小偷，我怎么会是小偷呢？’陈佩斯说。如果这里是个包袱，只说一遍就行了，可是陈佩斯反复说了几遍，不管他是否是自觉的，他在这里强调了一种命运的安排。按照这个方向，他其实可以继续探索下去。”

就在此时陈佩斯的兴趣点发生了转变。他希望小品能够和其他形式的艺术相结合。于是1994年，他的作品中有了加入魔术表演的《大变活人》，1997年的小品《宇宙体操选拔赛》中他又融入了体操表演。他在1993年注册了大道营业公司，开始自演自导一系列喜剧短片和电影。或许受到了电影拍摄的启示，到了1998年的春晚，他提出了新的想法：在晚会现场去播放他已经用单机拍摄好的一段小品《赶场》。“这种做法一定可以胜过现在这种只在舞台上演出，之后播出的‘记录舞台’的方式。电视还没有充分运用现有的高科技的东西，去拓展我们的视觉空间和行为空间。我们的电视小品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没有摆脱舞台形式。他们不愿去做，我们也没有办法。”谈及1998年与春晚剧组在创作理念上的不合，陈佩斯这样说。

当时担任央视文艺部主任的邹友开告诉我，如果现场观众只能看视频，演播厅的气氛温度可能因为这个节目降下去，4个小时的春晚直播根本就撑不下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90年代技术水平的限制。其实央视春晚1989年时便有了中国剧院的分会场，有20多分钟向部队致敬的节目就是集中在那个会场演出的，央视演播厅里的观众看的也是视频画面。但那是电视转播的信号，画质清晰。现场通过大屏幕投影来播放录制好的视频则粒子粗糙。”为了支持陈佩斯的探索，邹友开把这个央视春晚毙掉的小品《赶场》安排到了1998年福州元宵晚会上。“知道能用在福州元宵晚会后，佩斯还是很高兴的，连台词都精心改过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在台词中反复提到福州，他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

黄一鹤导演在90年代一次公安部的春节晚会上，也帮助陈佩斯实现过这个想法。“舞台上有块屏幕，他走到屏幕跟前，屏幕上就出现了一片延伸的环境，同时他的虚拟形象出现在屏幕里。”但黄一鹤不认可这样表演的效果。“场景的变换发展，并不能增强表演中的喜剧因素。下面的观众反响也不大。不像《主角与配角》那样的作品，一演出来，演播室就爆棚了。”

武警总部文工团编剧、曾经多次担任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小品统筹的王宝社在这个时期结识了陈佩斯。他从陈佩斯小品的创作困境解释了为何他的作品此时发生了变化。“1998年1月，离春晚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接到了总策划韩伟的电话，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正在排演一个叫《推销员》的小品，陕西作家写的本子读起来很好笑，可是排着排着就演不下去了。我一看剧本，语言着实漂亮，但是喜剧动作时断时续，没有贯穿小品。小品有平面和立体之分。像《超生游击队》就属于平面的，是靠语言包袱堆积起来的，这样的作品听广播也能乐。可陈佩斯没有意识到，他擅长演绎的全是立体小品。这样的作品必须用喜剧冲突带来喜剧情境，具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观众看不到表演是不会笑的。”王宝社花了一个晚上为两人写作了剧本《王爷与邮差》，这也成为他们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留下的最后一个经典作品。

在王宝社看来，陈佩斯和朱时茂二人当初仅靠喜剧天赋走红，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吃力。“陈佩斯与朱时茂以前的创作都没有专门的编剧，都是他们和各自的爱人一起商量讨论得出的本子。缺乏专业编剧的力量，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就缺乏理论的支撑，这就导致灵感的一次闪现，却不能再次使用。后来我在给陈佩斯写舞台喜剧《托儿》时，有一次讲到‘互相干涉的喜剧技术’。我告诉他，在《警察与小偷》中他们两人也曾经运用过这种互相干涉的喜剧技术。你穿一个假警服，朱时茂问：你在哪上班啊？你答：派出所。他问：后来呢？你说：后来去了监狱。他再问：去监狱了，监狱福利多啊。你说：啊？有什么福利啊？’——这段就是假警察和真警察之间的互相干涉。两个人好像在说同一件事情，其实不然。陈佩斯告诉我，当年他们凭直觉创作的这段，管它叫‘软包袱’。老茂还说，咱们这段‘软包袱’抖得不错吧。”

在出现某种创作上的枯竭后，陈佩斯和朱时茂二人于是寻求创新。王宝社说：“在对舞台表演还没有研究透彻的前提下，他们选择的是形式创新。但观众已经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认可，觉得你们就是应该充分利用一正一反的特点来制造冲突。观众会对演员有种模式化的要求，就好比赵本山的帽子，为什么一直没有摘下来？养鱼的人都懂得每次给鱼换水不能全部换完，要留三分之一的水，再加上新水。否则鱼养不好，会死。所以说，可以变，但一定要保留原来的影子。在《大变活人》和《宇宙体操选拔赛》中，我已经看不到他们的特色了。”

1994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未经陈佩斯和朱时茂二人许可，擅自出版发行了《朱时茂、陈佩斯小品专辑》录像带。“台长找我谈话，他知道我和他们二人的关系好，让帮忙调和一下关系。”邹友开对我说。第一次侵权，两人放弃了诉讼，和总公司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结果1999年总公司再次出版发行了包括他们两人10个小品在内的DVD，这次我都快退休了，也没人请我去做工作，他们就对簿公堂去了。”邹友开说。王宝社告诉我，大概1999年夏天的时候，他接到了陈佩斯的电话，说央视的公司侵权，这里面也涉及我创作的《王爷与邮差》。“我平时写的戏多了，许多军区部队也都陆续在演，从来也没给过我钱，我没有这个意识追究版权，也嫌打官司麻烦。陈佩斯不一样，他在乎这个。我记得《托儿》那部话剧排练的时候，我有个朋友想来录个花絮来做宣传，但他就是不让。他发脾气了，让那个朋友赶快离开。包括他和朱时茂一起去走穴演出，看见台下有录像的，他马上就停止演出。”

2001年底，官司宣判，陈佩斯和朱时茂胜诉。朱时茂说，官司结束之后，他们和央视的领导也吃了顿饭，互相都表示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春晚剧组邀请我们为2002年马上要到来的晚会递交作品。“我们当时准备了一个小品叫《江湖医生》。结果离春晚还有3天，剧组打来电话问我们能不能换个节目。我们想3天来换肯定来不及了，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我一气之下就飞到美国去过年了。事后听说是有个兽医打电话来，说这个小品讽刺了兽医群体，有损兽医形象。”朱时茂说。

按照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在了解到这部小品的内容后，向央视领导发去了一封传真，大致内容为：这个小品把江湖骗子与兽医相提并论，归为一类，使本院有关教师和兽医工作者无不感到义愤。兽医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是亿万人民最受关注的春节节目，该小品内容有辱兽医职业，节目一旦播出，将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王宝社同样也是《江湖医生》的编剧。他向我解释，整部小品和兽医无关。只是中间有句包袱：你怎么能这样给人看病？你给牲口看可以，你给人也这么看，你是兽医吧。“如果不合适，这句包袱拿掉就可以了。我认为还是他们不熟悉一号厅的缘故。1998年演出《王爷与邮差》时，他们第一次进入一号厅。我在设计剧本时充分考虑了一号厅巨大的空间，正好是万国运动会的背景，他们就在场上绕起来表现运动会中的赛跑。但是《江湖医生》里，没有前一部小品那样的空间调度，他们在台上演了一回，场子比较冷。他们心里也就打鼓，影响了表演。”王宝社说，“一号厅演出效果不理想还可以再调整。那个节目最后为什么没上春晚剧组没有说清，陈佩斯和朱时茂为此都很伤心。”

这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再也没有尝试为春晚创作。在与央视分道扬镳的同时，陈佩斯的大道公司也因为被瞒报票房经营惨淡等原因退出了影视制作，转而改做喜剧话剧的生产。从此朱时茂和陈佩斯两人鲜有合作。朱时茂开公司、客串主持人、投资拍电影，昔日的“王爷”依旧潇洒。陈佩斯还是那个《夕阳街》里的二子，平日里穿着布鞋和马褂，以每年推出一部话剧的速度，在舞台上打磨时光。王宝社很赞赏陈佩斯不断突破自己的精神。“那时候他在创作第三部话剧《阳台》，一个人住在山里的平房。他认为他作品写成了，就把我接过去给我看剧本。就像当初演小品一样，他认为舞台剧也可以借鉴电影手段。于是我发现他的思维方式经常是电影镜头式的，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他写道：‘他上去掐着他的脖子，他的脸变得扭曲，脸上渗出了汗珠子。’我跟他说，第一排观众都看不见你的汗珠，五排以后就更别提了。我当时提了许多建议，他有点受打击，拎着箱子就回城了。半年以后他重新开始写作，这次他写了3年。”朱时茂因而对陈佩斯有这样的评价：“我佩服佩斯，他耐得住寂寞。”

自1998年在央视春晚演出后，陈佩斯和朱时茂搭档再次复出小品舞台是2008年北京电视台春晚。他们带来了节目《陈小二乘以二》。史航正是那年的语言类节目统筹。他告诉我，北京台也和陈佩斯谈了几年，那年他终于欣然接受，是因为北京台提供了使用新媒体技术的机会，他可以先在这里实验这项技术，将来再用在话剧里。于是这个小品中，陈佩斯实现了他多年前和几位央视春晚导演提出的设想：他可以自由穿梭于屏幕内外。小品不那么可乐，如果知道陈佩斯多年来一直在为打破舞台界限而努力，这个作品反而会让人感到心里酸涩。

（感谢实习记者付晓英、马胜康和刘玄对本文的帮助） 喜剧节目犯罪电影春晚意大利电影喜剧小品喜剧演员小品陈佩斯喜剧片王爷与邮差警察与小偷朱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