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岁月

（文 / 徐小棣）

( 留在黑龙江856农场没有返城的上海知青（摄于2005年） )

我拔“钉子”的革命史

“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一张1967年的老照片《上山下乡通知书》赫然写着我快要淡忘的话：“××同志：你自愿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要求去……的革命请求己被批准。”提醒我想起了15岁时我拔“钉子”的革命史。

的确有过许多像李冬民、曲折、马波那样“自愿响应”上山下乡号召的热血青年，但让城市学生顷刻之间一律下乡的做法也遇到过相当的阻力，当年曾经有过一些拒绝上山下乡的“钉子”。

( 上世纪70年代初，徐小棣（前排中）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老师时与学生们合影 )

敢于当“钉子”的一般是工农子弟，他们没有政治辫子抓在别人手中，家里又确有这样那样的困难。1968年冬，我所在的学校为了拔掉拒绝去陕西插队的“钉子”曾煞费苦心，“工宣队”和“革委会”组编过一些拔“钉子”工作小组。这些小组的主体是教师，也吸收一些有革命热情且有点表达能力的学生参加，称为“小将”。

我就是一名这种小将，所在的组除了3名小将还有5名教师。第一个目标是去“68届”男生杨××家拔他。行动前我们先研究杨同学的个人资料，当时称为“敌情”。杨的父亲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上边有已经成家的姐姐，住在鲜鱼口内某胡同。组长男老师甲强调上门拔“钉子”时，发言要一个接一个不能冷场，遇有不测，“小将读《毛主席语录》先顶上”。我跟着去时心里很兴奋。

( 1973年，下放到内蒙古的天津知青与当地牧民共同放牧 )

鲜鱼口一带没什么规格的四合院，杨同学家的院子狭长阴暗，不过屋里相当宽敞。花砖铺地，家具古香古色，有一道镶着斑斓色彩玻璃的屏风式隔断，分隔出外间和里间。我们在晚饭后18点多钟到场。组长男老师甲敲敲窗户叫了两声杨同学的名字，大家就推门鱼贯而入，自己找椅子、床沿、小板凳坐下。杨同学这样的灰色阶级成分居然敢当“钉子”，他父母果然气度不凡。杨爸爸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修得干干净净，矜持地坐在八仙桌一边；杨妈妈穿戴朴素得体，不卑不亢地坐在八仙桌另一边，他们绝不倒茶敬烟自讨没趣。

我们坐定以后都掏出《毛主席语录》，组长男老师甲打头，一个接一个发言。人人先读一段语录，然后围绕上山下乡的意义论述。老师们口才都不错，我们鹦鹉学舌表现得也行。八个人说完一圈，炉子上的水壶最少开了3次。杨爸爸悠悠地吸烟认真地听，杨妈妈垂着眼皮看着膝盖也不显得烦。见大家都说完，杨爸爸轻轻咳嗽一声说：“革命师生说得真好，我也说说。”他就打开《毛选》，开始读《青年运动方向》的全文（全文！）。他读得抑扬顿挫、不慌不忙，好像打算读到天明。后来终于读完了，他就说他双手赞成儿子上山下乡，只是儿子欠觉悟死不同意，现在竟连人都找不着了。我们吃了败仗，21点多退出来以后，男老师甲就已经称杨爸爸“老家伙”了。“老家伙太狡猾！什么都推到儿子身上！”

( 1969年，赴陕北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离京时的情景 )

第二天晚饭后同一时间我们又去，战术改为狠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大家发言都咬牙切齿充满火药味。我们八个一说完，杨爸爸又轻轻咳嗽一声说：“革命师生说得真好，我也说说。”他的发言格外冗长，先说他平生最恨口是心非，最不容两面派，再说他在单位里有怎样诚实可信的口碑，最后“向毛主席保证”他不知道儿子的去向。耗到21点多，杨同学确实连影儿都没有。

我们退出后在路灯下研究对策时，杨爸爸就从“老家伙”变成“老狐狸”了。男老师甲认为最好找到杨同学，好让他们父子对质，女老师们说估计杨同学就躲在屏风隔断的另一边，可有这道隔断墙，你就没有办法进去看个究竟。男老师甲建议，“由小将硬闯，到里间去看看”，男老师乙则觉得不妥，希望再想“智取”的办法。最后男老师甲建议，次日清晨6点突然袭击，争取把杨同学堵在家里当面动员，大家都同意。

(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三名女知青合影 )

次日不到6点，残星挂在天上，寒冷的街上路灯没熄，我们就在胡同口集合，幽灵似地潜入了人家的院子。奇怪的是杨同学家亮着灯，刚一招呼，杨爸爸就说“请进”，并没有叠被窝、倒尿盆的一番慌乱，杨爸爸和杨妈妈在桌子两旁严妆已待。屏风隔断的门仍然神秘地闭着。

我们一大早闯进人家却什么也没有抓住，大概觉得理亏，那天发言就不断出现冷场，我用语录顶了好几次。7点半左右，杨爸爸又压轴发言：“各位今天大概是来抓赃，我热烈欢迎绝对配合，如果谁不放心，还可以推门到里间去看一看，今晚再来蹲守一夜我也没有意见。不过现在我要上班去‘抓革命、促生产’，就不客气下逐客令了啊。”我们一群人就被轰到了门外边。

( 1969年，内蒙古牧区知青与牧民合影 )

女老师们你一句我一句埋怨男老师甲指挥不当，男老师甲很没面子，那天晚上我们就休息，没有再出动。

拔“钉子”的第四天，男老师甲兴奋得眼睛发光，他说他开了介绍信去派出所调查了杨爸爸。“老狐狸还真有‘渣’！（zha，第三声，北京土话有劣迹的意思）”原来，杨同学有个已故伯父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人要有“渣儿”就好办些，战术定为从这点攻破。

(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连队开会 )

那一天大家的发言大谈阶级斗争，人人都话里有话：人的行为和阶级地位有关，与共产党不一条心甭想瞒天过海，群众的眼睛亮，组织更是掌握一切，拥护不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和无产阶级专政硬碰硬没有好下场……杨爸爸忽然显出憔悴，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又到他最后陈述时，他说着说着就停顿，看得出他的心乱了。男老师甲非常高兴，告诉我们已经胜利在望，要坚持用这个战术。

拔“钉子”的第五天，我们照例晚18点去，轻车熟路地刚刚坐下，杨爸爸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以为他忍无可忍勃然大怒了。其实他是“啪”地从桌子上抓起了一片纸，那正是杨同学的北京户口。杨爸爸两步走到男老师甲跟前，指着那片纸字字清楚地说：“×老师您看好，这是杨××的户口，您这就可以把它注销，从此北京没有这么个人！他是革命的螺丝钉，您爱拧哪儿拧哪儿，他是革命的砖片瓦片，您爱盖哪儿盖哪儿，他是革命的麦粒草籽儿，您爱撒哪儿撒哪儿。从今往后再不用劳您各位的大驾费您各位的心，您各位再不用抛家舍业起早贪黑惦记着往我这儿跑，您这就接着您想要的东西吧！”

( 1968年，去北大荒建新点的知青 )

羞辱我们的话一句接一句地滚出他的胸腔。我们胜利了，我却没有感受到丝毫喜悦。男老师甲捏着户口卡片，大家灰溜溜告退，我们拔掉了一个“钉子”。

没隔几天，我们组又去拔另一个“钉子”女生刘×。刘同学贫农出身，很早就没有了父亲，哥哥已经成亲，年迈的母亲在家做外活儿——给同仁堂糊药盒为生。她住在一个肮脏的大杂院里，一间屋子很小，床板、箱子、柜子上到处码放着半成品药盒，一堆堆高高的，快要顶到顶棚。我们去时刘同学正在洗大盆里的衣服，她哪个老师也不叫，停了手下的活儿靠墙站在了一边。我们八个人站着都挤，根本没有地方坐下。

刘妈妈没有文化，我们就把读的语录省略掉一些，开门见山希望她支持上山下乡，交出刘同学的户口让她去陕西。刘妈妈没有革命的豪言壮语，只直白地强调她生活的困难，说明如果刘同学不帮助她糊纸盒不照顾她，她简直没有办法。

女老师甲发言：大妈您要想想万恶的旧社会，那时您一定苦大仇深，现在如果我们不去上山下乡反修防修，让资本主义复了辟，可就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啦。刘妈妈点点头说：新社会是好，可是孩子他爸去世以后我的生活就越来越难，刘×要是再去上山下乡，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啊。

我听出刘妈妈犯糊涂，就自作聪明地提醒：您知道《白毛女》的故事吗？回到那时候，才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呀。刘妈妈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居然说：对对对，黄世仁逼着要喜儿，你们堵我的门儿要刘×，我苦啊！

她的话音刚落，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叫：“您说什么？”刘同学也凄厉地叫了声：“妈！”她已经泪流满面。刘妈妈一愣，突然仰面哭嚎：“你们吃了我吧！”又咕咚坐在地上，拍地又抓头发地闹了起来。刘同学分开众人拉她的妈妈，混乱中不知怎么小山一样的纸盒坍塌下来，撒了一床一地，还有几个漂在水盆上。刘妈妈高一声低一声地喊：“我不活了……”小屋里乱成一锅粥。我赶紧拾起散落的纸盒一层层码好，衣服却被轻轻拉了拉，女老师乙示意我撤退，我才注意到大家正在悄悄往外挪，地上留下一个个踩得扁扁的纸盒。

刘同学那里我们就只去了这一次，老师们兴趣索然地说：“没劲，老太太撒泼。”男老师甲大有倦意，不再召集他的工作组。我们没有拔动刘同学这个“钉子”，她开春时坚持住没有去陕西，可是自有人继续动员她，所以立秋后她和我同乘一列火车奔赴内蒙古。

我不知道刘同学与我同行。列车开出永定门站时车厢里哭声一片，西行一段进了山到达居庸关一带，悲痛气氛才渐渐淡下来，大家挤在窗口看秋天里壮美无比的群山。我搬着大水壶给同学们一个个倒开水。忽然“哗啦”一下，有一只缸子被人推到了一边。我惊愕地抬头，是“钉子”刘同学。她哭过的眼睛睫毛还是湿的，却冷飕飕地盯着我，浮现出我能觉察的一丝冷笑，然后，她的脖子一拧，就傲慢地凝视窗外了。

…………

这就是我拔“钉子”的革命史。

我无意评论上山下乡运动的功过，只想再现拔“钉子”的时代和当时的人。那些高等师范毕业生，那些在校的少男少女，他们不论家有娇妻嫩娃还是慈父老母，偏偏都甘心把屁股钉在别人的凳子上，一晚一晚呼吸口臭屁臭和劣等烟草的混合气体，脑筋用去分析“敌情”，连怎样健康地娱乐和消遣都忘记了，别人纵有万般苦痛他们的心也不动，这样的革命有什么可向往的？

德国神学家朋霍菲尔在名著《狱中书简》里说过：

“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缺乏高尚情操的社会必然会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我跟人一同拔“钉子”时，这种堕落就早已开始了……

北京的“69届”

“69届”，从来没有关于它的热点话题。随着时光流逝，它渐渐成为快被淘汰的词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被记入史册的专有名词！

“69届”释义

“69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6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是一大批承受历史动乱恶果的少年。乱世中他们未能从小学正常毕业，小学不再管辖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他们在十二三岁上失学一年多时间以后，在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69届”没有教科书。这届学生没有自己的课本，名为初中的课程实际是三部分：一、学习“毛著”和《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既不像上边“老三届”的学生上过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也不像后来几届学生“复”过“文革”改编教材的“课”，他们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偶尔，酷爱自己学科的教师可能借题发挥地传授过一点文化知识，比如，借读《毛泽东语录》之机讲讲修辞，借读毛泽东诗词之机讲讲典故或古汉语，指着农村场院上的粮食囤讲讲体积计算……但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69届”“初中学生”在中学逗留时间之短空前绝后。

北京对待“69届”的上山下乡政策特别绝：不像往届一样有留京名额，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一说。用当年的话说，“69届”被“一锅端”去上山下乡。他们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从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站开出了多列知青专列，北上、南下、西去，把“69届”小不点儿们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16岁，有些同学上学早，就只有15岁。

由于年幼无知，“69届”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注定是弱势。在生产劳动中他们还能一拼，和大同学一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在体现文化程度的活动中，哪怕是在当年那些言不及义的表态、“讲用”中，他们也因知识贫乏而明显相形见绌，发言常常通篇抄袭、文理不通。比如在批判孔子和“儒法斗争”的“讨论”中，这些没有学过孔子著述、也没有上过中国古代史课的人便常把人物、年代、史实弄得张冠李戴。“唉，真是69届”是对他们无可奈何的一句叹息。

那时候口头的功夫特别要紧，知青中的风云人物先得能口若悬河。由于“69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差距，他们中出人头地的人少。当然，倒是有些“69届”天姿国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师、团首长身边做打字员、机要员、电话员，从而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69届”群体明显呈现弱势。“老三届”有原来的文化基础，在艰苦劳动中也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学习习惯，他们的文化知识说捡就能捡起来。“69届”完全没有学过数、理、化等，他们在长达8年的劳动中知道留心弥补的人很少。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早已变成了劳动大军中的壮姑娘和男劳力，忽然要靠学习成绩入学，使他们望尘莫及地“傻了眼”。考试入学送来了公平竞争的机遇，但“69届”学生早就在1966年以来历史的荒诞中折断了羽翼，他们腾飞的梦想在恢复高考时的现实中被碾得粉碎。

兵团生活的第一天

现在有人说，组建建设兵团是因为当时中苏、中蒙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需要“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也有人说，让数百万青年上山下乡是领袖为了国家的大局。我对这些毫无研究。

我是“69届”的。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69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

1969年9月16日下午，运送我们的列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行驶十五六个小时后，在翌日凌晨到达了京兰线上的小站刘召。车站意想不到的小，站台上和路基上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照明灯光线很强，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让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没有锣鼓喧天的迎接场面，行李也没有人协助安置，秩序相当混乱。我被宣传蛊惑起来的光荣感大受其挫，一下子有被抛弃的感觉，有些慌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不过，人有本能适应各种遭遇。16岁的我在混乱中很快就跟着别人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指导我的是我妈妈临别时嘱咐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遇到不明白的就问，果然能解决临时问题。所有在刘召下车的知青都在规定时间里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

我们每人的行李都是一个类似的大木头箱子，必须找人一起抬。我找的伙伴是“50中”的郝志军，我们在混乱中结识，她也是“69届”的。

刘召站上停了好几辆敞篷大卡车，路基下的空地上有临时搭起的台子，穿军装的“首长”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宣布名单，如：“一连：‘116中’×××；二连：‘50中’×××……”他让点到名字的人自己去找连队的卡车。

我被分配到15团10连，“50中”的郝志军也分配到10连。我们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帮助，把行李抬上了卡车。卡车的前车厢坐人，后边的挂斗里装行李，摞得很高。

指挥我们装车的是个转业军人，后来是我们新兵的排长，叫刘凤义，24岁。当时我们不认识他，只听他大喊大叫，让10连的新兵装车，态度很生硬。我暗自想，怎么对我们这么不客气啊。天真期望中的被欢迎、被重视、被照顾，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多年后我才理解，当时刘凤义如果不那么厉害，甚至野蛮，他怎么能在夜里把初到陌生地方的30多个16岁的男女孩子，连同他们笨重的行李都弄到大卡车上去啊。

后来终于一切停当开了车。车一开，我们就都觉得冷了。从北京西行千里，没有想到两地气温的差别，那是内蒙古的9月中旬，是凌晨，是在行驶的敞篷卡车上。很冷！我听见身边的郝志军冻得牙齿咯咯响。她那个人很逗，笑着捅了捅我，让我听。我好像比她能抗冻。我书包里有一条咔叽的裤子，我就拿出来，把裤子给她围在身上。

15团10连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简陋的木桥，带挂斗的卡车过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们在敞篷卡车上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熹微中，男生女生顾不上回避都赶紧尿尿。只听见哗哗的声音。我在尿湿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脏了。

我们两人搭档，自己把箱子抬过了河，抬到了驻地。16个女生被临时安置在离五加河不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里。屋里是对面大炕。我们16个人中14个是“69届”的，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人就会本能地听个子大、年龄大的。

我们学校“68届”的同学王玉华是个大个子，我们就看她怎么做。我看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断了包装箱子的草绳子，然后打开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我们就都等她的剪子用，也像她那样，拆了行李赶紧睡觉。忘了是从哪里弄了点水，洗了洗脸。记得“69届”的同学董双巧当时口渴得要命，她问，我想喝点脸盆里的水，你们说行不行啊？没有人回答，她就喝了一点自己的洗脸水，第二天竟没有生病。

回想在内蒙古生活的第一天，感到有些苦涩。庆幸我们当年那么勇敢，并能迅速适应。没有不能承受者，因为我们尽管年幼，人人也都能明白：没有退路。

杂事琐议

初到15团10连时，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

我们班里外两间共住15个人，里间住11个人，外间住4个，我在外间。我的铺位挨着“五中”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的刘桂云，刘桂云挨着“五中”的马兴安。我们都是“69届的”。

马兴安的爸爸是位将军，所以她1971年就参了军。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这在我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虚伪的宣传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可是我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我、艳君和桂云三个人直到1977年才先后“病退”回到北京。

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12班的“69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的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时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

我们几个极力地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子还没有1.5米。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

我至今保存着的一封连队文书寄给我的“续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妈妈刚因脑病突发而半身不遂。我的12天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于是我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10天。我因感激连队领导而一直留着“续假信”。信的全文如下：

徐小棣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内容尽悉。最近几天你母亲的病是否有好转。从信中看到你的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同意给你续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间仍然要像在连队一样，经常不断地学习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样，用主席的哲学思想处理好此事，实现自己的诺言，经受住考验，按时归队。而且还要做到在家不忘战备，离开连队也要自觉遵守纪律，保守机密，慎之又慎。

此

15团10连连部

1971年12月27日

那时候由于莫名其妙的“政治”，我不被信任，受到许多不正常的对待，所以偶尔受到“人性化”的对待，印象是很深刻的。

不过，我们的政治指导员行为不端正。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摸人的人就跑了。大家睡得迷糊，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揭发出来，他对连里6个女生有过性侵犯。那6个人中至少3个是“69届”的，都是由于希望通过“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求于领导而遭遇了性侵犯。

被指导员那样的军人管理和领导，我们的安全感却很强。谁也没有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年龄到边疆来开始这样的生活，谁也没有阅历和生活经验能想到可以怀疑一下解放军干部的品行。在我们看来，领章、帽徽就是他们品行的保证。正因为这样，我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2009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40周年，全年中北京有多场老知青的聚会。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我能肯定，“无悔”的牧歌绝没有严格、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那只是某种心理指向，是对青春的惋惜而形成的反弹。所以我在本文中尽量细碎地叙述，读起来虽然无文采，很琐碎，也无法涵盖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我起码说的是我自己真实的见闻和感受。

我身边的“69届”知青案件

在蹉跎岁月中，“老三届”忧国忧民，有人在言论方面出了“问题”，犯了“政治错误”。可“69届”的犯事儿却屡屡犯在刑事上。1974年，我所在的2师15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69届”的。

北京108中学一个“69届”的知青深秋时为了一只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杀了北京116中学一个“69届”的知青，当夜把尸体沉进深潭。10天后受害人的尸体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翌年2月1日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21岁的凶手。

2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时候，公审大会很是冷清。我所在的连队尚有没有回家的劳动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维持会场到刑车之间十来米距离的秩序。

我和同学们到刑车跟前时公审大会正在进行，礼堂的侧门关着，我们听不见什么，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卫干事高喊“拉手拉手”，门“哗”地打开了，气氛一下子森严起来。戴重铐的死刑犯被戴白手套的军人拖着，跌跌撞撞走向刑车。

近距离地看见自己的同学那没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脸，听见镣铐发出的毛骨悚然的声音，一个同学忘了她的任务，“哇”地叫了一声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搂住我。我个子大些，但也是“69届”的，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手脚冰凉、牙齿打颤。死刑犯不知为什么流了许多口水，前襟都是湿的。他被拉到两里地以外的7号地枪决。天气过于寒冷，据说连里去的男生用镐头破土很困难，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长度不够，受刑的人下葬时相当费劲，足端埋得过浅，棉鞋当晚就让当地的老乡脱去了。

也是在1974年，我所在的连队一个“69届”同学在4月初的一个夜里忽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她是门头沟井下矿工的女儿，身材瘦小，十月怀胎竟瞒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员，怀孕期间仍抬得起6层的笼屉，沉默寡言，劳动非常出力。生产是在夜间，没有人发觉。天蒙蒙亮时，她照常捅开了食堂的炉火干活儿。天亮时，我们看见了满地鲜血和她回宿舍后才娩出的胎盘，那血乎乎的东西放在脸盆里，用枕巾盖着。更难以相信的是，婴孩之父是在砖窑烧火的劳改就业职工，一个幽灵般的70岁老头。

这个同学在集体宿舍过了“月子”，后来安排在砖厂干码湿坯的活儿，开除了团籍。再后来，她按政策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

当2009年知青聚会多发的时候，我听到消息，与我同龄的她去世已经许多年了。

结束语：“我是69届的”

199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发生30周年。我中学的同学聚会过一次，有将近40人参加。分别30年后，大家都还好，只是没有一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算是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国家承认的文凭，被同学们称为“知识分子”。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我的单位，我的学历很不“硬”，拿不出手。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着头皮去应对。

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1999年聚会时仍然在正式岗位上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现在一定更少了。我们这些“69届”的人中，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的定义大概应当是：有地位，有名望，掌权，有钱。我们这班人中没有这样的人。历史的荒诞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不过大家还是在诚实劳动，正派地生活。我有个同学叫马金良，从兵团回北京后，一直在东单皮鞋厂当司机，是司机班的班长。国家二级企业东单皮鞋厂经营一路滑坡，最后全厂的汽车从十几辆就剩下了一辆，最后留任的司机只有两人。一人很年轻，另一人就是我的同学马金良，他那时候40多岁。他们两人轮流开那一部汽车。后来马金良自己主动把工作机会让给那个年轻人，他说：“他的孩子太小，更需要钱。我负担少，我退了自己去想办法吧。”当时厂里才给他200多元的生活费，他就退了下来，到外边自谋工作。他现在给一个政府机关做临时司机，有工资2000多元。他身上集中表现了“69届”承受了什么，他们怎样接受命运，是何等的坚韧、平凡、善良。他不是“成功人士”，可是我真为他这样的人骄傲！

今天，我们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会怀着自卑和遗憾无限辛酸地说：“我是69届的。”不过，这是一句许多人听不懂的话。

愿“69届”这个过去年代的专有名词进入词典，愿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含义。

造假轶事

我说不清的是，规则一旦紊乱，人们是该选择利益还是操守？是动荡的社会和无常的秩序造就了我们，还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我们败坏了风气？

诚实曾经是我们崇尚的品德，可是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开始选择造假和欺骗。

1969年我去内蒙古边疆时，“组织”承诺的是“每年有12天探亲假”，不过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是：“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每年有12天探亲假”在1970年的某天忽然变为“3年后每年有12天探亲假”。加强战备、反修防修需要那样，谁都无话可说。改变规定的文件宣布后，“父病危，速回”、“母病危，速回”的电报就与日俱增，其中的水分不言而喻，大家心知肚明却都大言不惭起来。

“红色公主”肖力一张“大字报”强加给赵易亚将军莫须有的罪名，将军温馨的家便在1968年某天顷刻坍塌。1972年夏天，已家徒四壁的将军之女小冬从插队的地方——遥远的呼伦贝尔回到北京，被专案组告之母亲在一年前由于精神分裂死于北京半步桥狱中，衣物都撕毁，什么遗物也没有。将军仍关押在秦城监狱。

小冬为食宿四处游击，有时就住在我家。聊天时她给我讲了使用假火车票的事。在生活异常艰苦的呼伦贝尔，知青收入太低，又不享受探亲假，落难的干部子女断绝了经济后盾，使用假火车票乘车就被默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假火车票是经过涂改的过期车票或改变了到站地点的车票。小冬推荐了一位叫王×的造假技术高手，住在和平里一区，母亲是“文革”初著名的“黑帮分子”。王×有些自制工具和药水，能做各种巧妙的涂改，他无偿满足朋友改票造假的需求，也为别人涂改的假票把关，王×看不出破绽的假票就一定不会有麻烦了。

小冬在京处理完她的事就弄了张假票回呼伦贝尔，王×过目把关让她放心。在齐齐哈尔，小冬给我们来了电文“平安”的电报，到达后又来信细说了乘警验票那一刻她心惊胆战的感受。使用假票回去不久，她被提拔为莫里达瓦旗的共青团团委书记。我们认为假电报、假车票顺理成章，哪怕是堂堂的团委书记，说起这些都非常公开，谁也不觉得羞耻。

1974年开始，军队干部子女陆续参军，改变了知青身份，掌握实权的干部也纷纷把孩子调离农村、边疆。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中，也悄悄渗进了私下的交易，没有门路的人忽然意识到得为自己的权益抗争，造假一时间成为更加天经地义的事。

我所在的团有一位“大侠”，他自己早就办好了“病退”回北京的合法手续，却乐意留守在8连马号那狗窝似的宿舍里，迟迟不回北京，专门帮助搞不到诊断书的倒霉蛋儿。我当时不开窍儿，明知同学们得的五花八门的病是假的，可站在大夫面前仍然“主诉”不出要命的病情。已经“病退”回北京的一个好友就写信把我托付给了大侠。

那一天我去拜见大侠。宿舍里光线昏暗，他披着破棉衣蜷缩在床铺的一角，我捏着好友的“介绍信”吃力地说明来意，他瞟了我一眼，信都不看就答应次日陪我去乌拉特前旗师部医院看病。我说着“谢谢”诺诺告退，大侠就倒下继续睡觉了。

次日我才看清大侠，他是个清瘦的大高个儿，长发遮住半边脸，表情冷漠，脸色苍白，带点痞气，和与我常常来往的同学气质很不同。去乌拉特前旗我们一路坐车一路沉默，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到了乌拉特前旗，他带我直奔一片家属住宅区。“记着，你不理亏，这也不是求人。”在敲门前他这么教导了我一下。

他轻车熟路地叫门，称开门的中年妇女“云大夫”。云大夫开门后还在分辨来人，大侠已经盘腿坐在了铺着毛毡的热炕上。云大夫脸色很难看，不像和大侠有什么交情。我尴尬地站在一旁。大侠自己点了支烟悠悠地吸起来。吐了几口烟雾，他脸色阴沉沉地开门见山：“云大夫，她是我妹妹，得了高血压，肾性的，您给看看。”不穿白大衣的云大夫看上去像是河套的农村妇女，但是她确实是大夫，拉开小抽屉就有盖好章的诊断书。她厌恶地看了大侠一眼，没有二话，问了我的姓名，提笔就开了“肾性高血压”的诊断书。我发愁一年多的事瞬间有了进展。

拿到诊断书，大侠马上告退。我拙笨地把15斤粉尘（极细的河套白面粉）放在云大夫的桌子上。粉尘装在一个我用旧衣服拼的小口袋里，像个可怜巴巴的小枕头。云大夫只当没有看见它，又给了我一张空白化验单，对我说，诊断书必须与一个当天的化验结果匹配才有意义。大侠听见了就讽刺：“您不帮人帮到底了？”云大夫正要解释，大侠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她的小院。

当日的化验结果到哪去弄？大侠带我在家属院转了两圈，一时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来到医院化验室前，在长椅上坐着。我想和大侠聊天消愁，他昏昏欲睡不给我机会。我问：“我留尿吗？”他翻了翻眼皮简练地说：“真病？”两个字让我无地自容，只好又老实坐着。

化验室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在我们面前经过。有个穿白大衣的知青衣袂飘飘地经过时，大侠忽然睁开半闭的眼睛起身拦住他，阴阳怪气地问：“哥们儿，你过得还滋润吧？”那化验员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大侠把我的化验单递过去：“你看，她得的肾性高血压。”化验员看了大侠一眼说：“留尿！”大侠冷笑：“是吗？我怎么听说没这规矩！”化验员迟疑着不接化验单，身材高大的大侠逼近他严厉地压低声音说：“哥们儿帮忙！”

不附尿样的化验单进了化验室，递出来时，各项指标都高得可怕，一个假的化验单原来是这样来的。我不禁问：“你怎么都办得成？”大侠冷冷地说：“我不理亏。”

大侠的脸色、语气、目光确实不一般，我觉得他看透了什么，他俯瞰着我难以断然抛弃的正派和斯文。我又问：“我怎么谢你？”他回答：“别傻，别把下面的事（手续）办砸。”这是在鼓励我设法伪造日期为1969年9月以前的病史材料，写好不适应内蒙古高原生活的“病退”申请报告。

我“病退”的所有假材料终于一应俱全。报送北京方面等待批准时，竟遇到了意外的障碍。我妈妈去世几年了，北京知青办公室知道我在京没有法定抚养人的事。批准我回京就意味着街道办事处要多一个社会救济的对象。他们向我办理“病退”的代理人——我的好朋友说明，将会由于这一点拒绝批准我回北京。

我的好朋友一听就急了：“你们这样可没有道理，她也是北京知青！”她又忽然急中生智：“她是我未来的嫂子，我哥哥的未婚妻，她回来就结婚，不用救济！”知青办公室的干部笑了：“空口无凭不行，你哥哥的单位得出证明，你哥哥也得写保证书。”

好朋友的哥哥是工艺美院毕业的玩具设计师，当时确实还没有未婚妻。好朋友把事情和她家里说了，当即口授保证书，让玩具设计师笔录。她的爸爸妈妈面面相觑，问“是真的未婚妻不是”，好朋友干脆地回答：“假的，不必你们真管！”玩具设计师在任性的妹妹面前无可奈何地写好保证书，保证在“未婚妻”被安排工作之前，生活和医疗他有能力负责。次日他的工会主席签署了“情况属实”的字样，又加盖了工作单位的公章。有了这份材料备案，我才在1977年底以患“肾性高血压”和“高度近视1300度”的名义“病退”回到北京。

制造和使用过假电报、假车票、假诊断书、假材料的小冬、王×、大侠、云大夫、化验员、好友、玩具设计师和我不计其数，正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已经从满头青丝变得两鬓苍苍。那个时代塑造了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我们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我们是受益了还是受害了？

社会已经由于失去诚信而乌烟瘴气，让人追悔莫及。当我看见过街地道肮脏的墙壁上制造假证件的联系电话，当兜售假发票的贩子迎面而来，有时我会刻薄地问自己，造假行为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我教育为逃避责罚而伪造家长签字的学生，当我为自己的孩子涂改分数而疾言厉色，有时我会由于突然怀疑自己的资格而黯然神伤；当我踌躇不决地在柜台前艰难地分辨真伪，或为买了假货而痛心疾首时，有时我又明白造假的国民只配生活在假货充斥的国度。

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自有法则，人类社会更是如此。道德或许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我说不清的是，规则一旦紊乱，人们是该选择利益还是操守？是动荡的社会和无常的秩序造就了我们，还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我们败坏了风气？ 岁月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