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大撤离

( 克里特岛上即将返回祖国的中国公民 )

小镇枪声，沙漠里的967个兄弟

2月17日，周四。干志远一整天都待在工地的宿舍里，因为早就听说这一天会有人上街游行，工地停工了。他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系的“大三”学生，去年9月进入宁波华丰公司实习，来到了利比亚。公司在东部城市艾季达比亚有5000套住房的建筑项目，说是城市，其实就是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虽然靠着地中海边缘，距离真正的撒哈拉大沙漠还有100多公里，但“出去没多远就能看到沙子”。

这天正好是中国的元宵节，工地还沉浸在节日气氛里，有电脑的工友忙活着跟国内的亲人视频聊天。至于传说中的“愤怒日”游行，他们不关心，也不了解，他们说：“举着牌子喊喊口号的事儿以前也有，不过很快就散了。”远在首都的黎波里的范林娟，虽然从上街买菜的厨师那里听说开始有人堵路了，但让她兴奋的是，从中央四台上看到了老家南京夫子庙的镜头，她说：“我和电视合了几张影，虽然模模糊糊的，但很开心。”

吵吵嚷嚷的游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结束了。第二天是周五，信仰伊斯兰教的利比亚人都赶去清真寺做礼拜。往常每个周五的下午，也是中国工人放假的日子，干志远和他的工友们偶尔会到小镇上去买点生活用品。不过，这一天，公司早就下了通知，所有人不准出门。结果，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听到了枪声。“我们从没听过枪声，以为是鞭炮声，可是利比亚哪里来的鞭炮呢？”范林娟告诉本刊记者，她正疑惑着，厨师老李是当兵出身，他仔细听过后，皱着眉头说，确实是枪声。“那天一夜都没法睡，风特别大，吹得木窗帘不断拍打窗户。”

天亮时，几十个拿着大砍刀的当地青年，开着利比亚街头常见的破皮卡车，朝华丰公司总部门口飞驰而来。幸好前一天晚上用铲车挡在了大门口，他们跳下车，嚷嚷着冲进来，没有解释，直接开始抢东西。“先抢电脑、电视这些值钱的东西，大件抢完了，衣服鞋子甚至是手机充电器也不放过，带不走的桌椅就砸烂。”干志远告诉本刊记者，在离总部不远的搅拌站，他抱了笔记本电脑朝着工区跑去。公司决定放弃总部，管理人员全部撤退到几百米外的工区里，但是仍然未能幸免，不断有新的暴徒加入到抢劫队伍中来。“一波走了，平静一小会儿，又一波来了，有扛着冲锋枪的，时不时朝天上打一梭子。”

( 2月25日，从利比亚撤离的中国公民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亲人团聚 )

干志远说他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景象。暴徒们用阿拉伯语呐喊着，扭曲的脸上透着愤怒和兴奋，不断有石块和燃烧瓶朝着工区宿舍飞来。为了阻止对方开车冲进来，干志远他们把钉子钉到木板上，再埋到每个门口的地下。这样终于熬到了17点，又到了穆斯林做礼拜的时间。短暂的平静，他们却得到了更坏的消息，雇用的当地工人说，暴徒集结了1000多人准备第二天来攻打工区。这一晚，几十个工人手持钢筋站在门口轮流值守，蜷缩在宿舍里的人也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公司领导决定撤退。干志远说，可是，网络断了，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幸运的时候连续拨一个小时才能接通一次，近千人的队伍怎么撤？“用两条腿走也要走出去。”讨论下来，这是唯一的选择。13点，967人的队伍集结完毕，大家扔掉一切不必要的行李，轻装上阵，戴上安全帽，拿上唯一的武器——钢筋，考虑到城市里更加混乱，他们向着沙漠方向走去。

( 2月24日，从利比亚撤离的中国公民乘坐大型邮轮抵达希腊克里特岛 )

漫无边际的黄沙，荒无人烟，一阵风吹来就不能睁眼。队伍浩浩荡荡地绵延一公里多，途中遇到一个检查站，有武装分子持枪设卡。带路的当地工人提醒大家扔掉手里的钢筋，以免引起对方的怀疑，一番交涉后，终于放行。干志远口干舌燥，可还是牢牢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那是他最值钱的一件东西。“就这样走下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

傍晚时候，终于见到了一个当地人开的农场。农场主很热心地要收留他们，可这时候怎么敢相信他呢？队伍产生了分歧，200多人选择留下，另外700多人继续向沙漠深处前进。好心、焦急的农场主找来当地几个警察，通过翻译好一通解释。“他说：你们是来帮我们建设家园的，我们也要全力帮助你们。”附近村民纷纷从家里拿来面包、水和毛毯，干志远他们这才感动而放下心来，又派人去前边追回了那700多人的队伍。大家生起火，裹着毛毯在沙地里坐了一夜。

( 3月3日，从埃及开罗机场回国的148名江西同胞转乘火车抵达南昌 )

第二天，在这位农场主的帮助下，他们住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动乱开始后，学校已经停课，50个人为一组挤在一间教室里。派人去几公里以外，终于用固定电话联系上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使馆建议他们撤往班加西。可是，很快那边又传来消息，班加西也烧起来了。

班加西的夜晚，11个小时的守卫战

( 3月6日，利比亚东部地区的反对派在与政府军对战期间跪地祈祷 )

东北部港口城市班加西，是利比亚第二大城市，也是此次反政府武装示威的暴风眼。石风生是2月19日刚刚结束国内休假返回利比亚的，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事先在首都机场候机的时候还从报纸上看到了班加西游行示威的消息，“当时感觉可能没什么大事”。可经过一夜飞行抵达班加西机场的时候，出门却看到了扛着冲锋枪站岗的士兵。来接机的车子挂的并不是“25”打头的蓝色车牌，那是中资企业车辆在利比亚的统一标志。一问才知道，“形势紧张，中国公司的车辆一律不准外出了”。

石风生所在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公司），承包了班加西2万套住宅建设项目。中建利比亚分公司总经理张作合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是在利比亚人数最多的中资企业，总共近1.1万人中，中国员工就有9000多人。公司有两块工地，下辖10个分包项目部，其中1号工地距离市区35公里，负责1.5万套住宅的2号工地距市区只有15公里。

( 位于突尼斯境内的Coucha难民营收纳了大约1.5万名利比亚难民 )

自2月17日班加西大游行以来，工程也停下来了。2月20日18点，在2号工地总包负责劳务工作的张平，匆匆吃过晚饭，就带着另外8个人爬上屋顶放哨。“远处的市区忽明忽暗，能看到打上天的信号弹，一串串机枪子弹拖着红色的小尾巴就像在眼前，甚至还有炮声。”派去市区观察的本地员工很快传回消息，“反政府武装把卡扎菲派来的军队打败了”。过了十几分钟，让张平担心的皮卡车就出现了，上面是扛着散弹枪的利比亚青年。张平一边让两个人下去赶紧通知人员撤离，一边拼命地吹哨子，那是紧急情况的撤退信号。

大家刚转移到偏僻的第四项目部，暴徒们就冲进了院子里，张平他们几个在房顶上的已经下不来了。他示意大伙趴下，悄悄躲在30厘米高的房檐后面，下面一个门接一个门被砸开的声音响起。暴徒们在屋子里翻箱倒柜，有人兴奋地抱着电脑、电视、微波炉，甚至西装和没拆封的新内裤跑出来。当看到有人跑去厨房扛煤气罐的时候，躲在楼顶的厨师长老孙差点跳了下来，让这位50多岁的老厨师着急的是“没有煤气大家就没饭吃了”。好在，张平及时拉住了他。

靠着自学的一点阿拉伯语，张平说他最怕听到的词就是“上面”，那就意味着他们被发现了。嘈杂声中，他一直竖着耳朵听。万幸，在经过了两个小时、4轮打砸抢后，他听到了另一个阿拉伯词——“出来！”实在没什么好拿的了，暴徒们撤了。

躲在第四项目部的人也不安全，只能继续向更偏僻的工地深处转移。张平告诉本刊记者，他们3个人架着受伤的孙师傅，很快就跟大部队走散了，只能躲到一座刚刚封顶的小楼里。“T3-92”，张平说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楼号。瘫坐在地上抽了根烟，大家商量当务之急就是要找些吃的回来。于是，张平和另外一个工人，攥着一把防身的水果刀，摸黑返回了刚刚被洗劫的宿舍。“脚下到处是空包和袋子，随便抓一个，拾起散落在地上的方便面、蛋糕赶紧塞满。”张平说。

第二趟返回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想到再有两个小时就是穆斯林第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捡了床被子想在房顶上休息一会儿，可是，对讲机里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怎么能睡得着？原来，不远处位于工地1号大门口的青岛分公司，正在驱退暴徒。

据张平向我们回忆，1号门是工地的正门，靠近女工宿舍。驱退暴徒们第一波冲击后，项目经理带着翻译去谈判，希望他们不要伤害女工。可是两个武装分子却拿枪顶到了项目经理身上，威胁说一定要进去。“打死我也不能进这个门！”听到经理这句话的时候，青岛分公司1000多名工人被激怒了，誓言保卫到底。结果，从傍晚18点一直到清晨5点，他们就靠钢筋和石块，击退了一波又一波试图冲进大门的暴徒。张平从对讲机里听到青岛分公司党委书记指挥的声音，“按照平时的施工安排，1000多人分成三个大队，有时候正面迎战，有时候左右包抄，真跟打仗似的”。保卫战持续了11个小时，这个50多岁的书记也在楼顶指挥了11个小时，直到天亮，他们竟然趁着空袭，在大门外挖好了一条深3米、宽3米的防御沟。

天亮后，一位比较有势力的当地雇员找来了大卡车，把张平他们几百号人接到了自己家，4层的别墅挤得满满当当。吃饭仍旧是头等挑战，虽然公司早就储备好了能够维持一个月的粮食和水，却没想到遭此洗劫。房东把仓库里的方便面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可是，每个楼层却只能分到一个碗。就这样，30个人排起长队，前边一个吃完了再交给后边。

在班加西市区上班的中建公司财务刘再才告诉本刊记者，办公室离卡扎菲的行宫不过500米。本以为那是最固若金汤的地方，可他很快发现反政府武装的火力似乎更强大。市区的警察局、安全局、法院都已经付之一炬，甚至连军火库都被哄抢，有些人不得不扛着枪站在自家门口保卫家人。张作合总经理告诉我们，他曾找到反政府武装新成立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希望他们能给企业提供保护，可对方却表示，连他们都无法控制局势。

2月20日，暴乱走出班加西，蔓延到其他城市。在首都的黎波里的范林娟说，本以为这里会相对平静，加之公司办事处就设在富人区盖里瑞大街上，“咖啡馆、高档餐厅还有服装店什么的也都在这条街上，很多我们认识的政府官员和生意人都在附近居住”。但她很快就发现，首都的所有商场很快就都被买光，甚至连银行里的外币都被兑换光了，很多当地员工都已经把子女送回了山区的老家。

焦急、恐惧、愤怒、信息不明，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在利比亚的中资企业遍布在东西南北几十个城市和地区，其中很多工人在国内就是彼此熟悉的老乡或工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相互打探消息，时断时续的电话，偶尔能登录的QQ或微博，甚至是通过远在国内的家人传递。但都不乐观，机场被占，飞机停飞，通信瘫痪，工地遭抢，各国难民开始涌向边境……能够做的也就是守着电视机里的中央四台。直到2月22日深夜，他们几乎同时听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国家要撤侨了。”

海陆空联运，克里特岛的6500个房间

2月21日凌晨1点钟，几乎就在中建公司2号工地被打砸抢的同时，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接到了紧急会议通知。对于领事保护中心的领导来说，手机24小时不关机已经成为他们工作中的一项要求。他告诉本刊记者，早在前段时间，埃及、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局势起伏的时候，就制定了相关的领事保护预案，为利比亚的撤侨行动做了相应准备。

2月24日凌晨，外交部领事司参赞费明星搭乘国航第一架包机飞抵的黎波里。他是中国政府派出的前方工作组第一小组组长，主要负责利比亚中西部地区，包括首都和附近的第三大港口城市米苏拉塔的撤侨工作。“本来设想通过空运撤出六七千人，海运六七千人，但一下飞机就发现这样行不通，机场秩序非常混乱，虽然首都也有个港口，但却是武装力量交火的密集区。只能临时调整方案，打通利比亚到突尼斯边境的通道，陆路转运到第三国。”费明星告诉本刊记者。

据费明星介绍，从的黎波里到突尼斯边境口岸，正常情况下走沿海公路也就是200多公里，但现在这条风景壮美的大道却行不通了，因为前面有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力量交火，只能绕行另外一条小路，路程延长到500多公里。消息很快传递到各个企业，能开的车辆全部上路，越野车、大货车、面包车，很多工人急中生智，把搅拌车的大罐卸下来，用钢板焊上护栏，临时改装成了敞篷大客车。几十辆黄色的工程车，每个车厢里都挤满了上百号操着四川话、湖南话和山东话的中国工人，成为通往利突边境道路上最浩大的队伍。

虽然只有500公里的路程，但队伍常常要走一天多，因为沿途要经过至少五六十个检查站。“他们有的是政府军设的，有的是反政府武装设的，甚至很多是当地民兵或群众自己设的，几个人提着棍棒也立个路卡。”费明星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一般要求取出手机卡，相机和带照相功能的手机则直接没收，还要检查电脑里有没有影像资料。范林娟没有坐上回国的包机，2月26日，他们雇用了当地人的车子，就是从这条路进入突尼斯的。她告诉我们：“很多关卡要搜身，还好我们没有碰上，因为我们请的当地司机走了很多小路，不走大路。”

比眼花缭乱的路卡更麻烦的是证件。由于公司被抢劫，很多员工的护照丢失，即便他们历经艰险赶到突尼斯边境，利比亚一方也不放行。费明星介绍，最后只能找到移民局，按照他们提出的三个要求——开具阿文证明、贴本人照片、加盖使馆印章，大使馆连夜赶制了1000多份回国证明。后来，在利比亚的各个口岸，这张回国证明成了中国人一路绿灯的保障，也开创了中国公民使用应急旅行证件的先例。

第二小组组长黄振宇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更大，他所负责的是利比亚南部地区塞卜哈的撤侨行动。塞卜哈位于利比亚腹地，邻近撒哈拉大沙漠，海路不现实，如果往北走陆路到突尼斯边境，不仅要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还要经过一些武力交火区域。“只能靠空运，但是，塞卜哈周围800公里范围内散布着4900多中国员工，通信中断，只能用网络通知大家集中到塞卜哈来，在机场搭起营地。”黄振宇向我们介绍说。要在短时间内空运出这么多人，包机成了一大挑战。本来与埃及航空签订了10个架次的合同，但在飞了一个架次后，埃航就单方面毁约了，因为他们国家也有很多同胞需要撤出。最后，中央军委果断派出4架军用运输机，不间断地向苏丹喀土穆转移，终于得以迅速撤离。

带领第三小组赴班加西的是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副主任李春林。“塔台被占，机场瘫痪，到埃及边境的陆路还有600多公里，班加西所聚集的人员又最多，只能依靠大规模的海运。”李春林介绍说。2月23日早晨，站在别墅的四层楼顶上，张平远远看到了海面上的两艘大船。那是由希腊驶来的大型油轮“奥林匹克冠军号”和“希腊精神号”。

这几天希腊一直下着倾盆大雨。希腊华人商会会长徐伟春哑着嗓子告诉我们：“临时做了一些写着‘工作证’字样的牌子挂在胸前，没有必要写名字身份什么的，只画一面小国旗。”包机虽然迅速但条件有限，对于地中海沿岸国家，载客量巨大的邮轮才是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希腊克里特岛成为这次撤侨的最大中转站，承担了1/3的人员经停。“国家花了2000万欧元雇佣了希腊4条邮轮，希腊本来就是航运最发达的国家，几个船王都和我们的大使馆一直非常要好。”已经在希腊克里特岛的伊拉克里翁码头驻守了一周的徐伟春说，“每天至少有一艘船抵达，护送船的人都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我接的船最多的一次来了4000多人。”

克里特岛目前正是淡季，大部分小家庭旅馆都歇业了，“那些希腊人都回雅典去了，等到了假期再过来开店。整个岛因为靠旅游发展，所以几乎没什么生意做”。但是1.3万名的中国人此时却要从海上漂泊而至。徐伟春接到的消息是：“每天安排6500个床位，一共约10家酒店。”但是问题不在于环境是否舒适，徐伟春说：“我担心希腊甚至没有办法完成一天给6500个床换床单这件事，因为这是一个慢吞吞的国家，连他们自己都很惊讶最后竟然做到了。”

克里特岛是爱琴海第一大岛，也是诸多希腊神话里经常提到的地名。这个以沙滩、海浪和希腊文化发源地著称的欧洲度假胜地，第一次迎来了如此多疲惫粗糙的面孔。在经历了突如其来的打砸抢和20多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他们看上去痛苦、迷茫，但又很憨厚地看着你，几乎没有什么嘈杂和对话交流”。由于在船上只能吃到面包和水，他们下船后最想吃的东西是榨菜。于是商会把岛上的榨菜都买光了，并且熬上可供几千人食用的大米粥。

大海、沙滩、椰林，舒适富足的欧洲生活对这些刚刚从惊慌中挣脱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只想回家。徐伟春告诉本刊记者，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抚这些同胞，“只有告诉他们，你们要上的这个飞机是到北京、上海的，他们眼神里才出现了亮光，有的人开始哭，或者感谢我们。这时只要手上贴个纸条，上面有一个他的编号，不用说英语，不用任何证件，就可以上飞机了。此外任何地点，五星级酒店，大雨中漫长的船或车上，他们都很木然，因为对于这些路过的地方他们不知该做何理解”。

好在，现在他们全都平安地回家了。干志远后来坐大卡车去了班加西，又坐船到克里特岛，3天后抵达上海；范林娟经突尼斯，于3月4日飞抵上海；张作合作为领导走在最后一批，也于3月5日回到北京；而张平早在2月26日就登上了国航包机，那个航班上大都是妇女和儿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大概是因为5月份我就要当爸爸了吧。”■ 张平撤离利比亚希腊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