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五代”周晓文的百合

( 导演周晓文 )

“不社会”

刘楠（吕丽萍饰）是那种出版社出她3000本书，她自己就要买下2000本的女作家。她结识百合始于以写作为目的的采访，只知道这个满脸稚气的19岁乡下女孩，已经是一个1岁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母亲。面对困境中绝望挣扎着的百合，刘楠几乎无法继续自己的“猎取”初衷，而百合却了无戒备，全把刘楠当成了倾诉对象。孩子的父亲是往返港、粤间的卡车司机，得知百合怀孕就没了踪影。为了孩子手术急需的8万块钱，她去酒店门口做迎宾小姐，到大款的“征婚”竞赛上角逐，甚至试图卖掉自己的肾脏。最绝望的时候曾把孩子留在医院里、路边上，她说，自己能进“局子”倒好，娃就能有人管了。

这故事来自4年前的某个早上，周晓文导演随手点开的一条社会新闻，“少女妈妈”报道在网络上素来平常，本来看看就可以过去，可不知怎的那女孩的表情却印在他的脑海里。后来她又上了一档电视节目，无论如何，女主持人已在尽力呈现关爱和恻隐，甚至每次发问都要说着“对不起，又说起你的伤心事”，可面对镜头的女孩却很坦然：“要我来不就是讲伤心事么？也没有那么伤心，总伤心就活不下去了。”那瞬间，周晓文觉得自己被刺痛了。后来，电影里的百合也说着一模一样的台词。

“全是有感而发！”周晓文说，因此毫不畏惧任电影撞击现实本身而惹起的麻烦和争议，甚至更有意把影片拍得“洗尽铅华”。女主角吕丽萍、王梓桐素衣素颜，作为表演的言语动作间也满是克制，纪录片般平实、沉稳，又止于直白叙事的镜头语言。更奇怪的是，结尾竟有三个，百合为尽快赚钱被贩毒团伙利用，终因携毒而进了监狱；百合嫁了家底殷实的老人不但救了孩子，还成了太太；刘楠在深圳火车站的街头焦急寻找百合，可百合这般的女孩千千万万。

周晓文显然早为即将到来的质疑打好了腹稿，他告诉本刊记者：“我希望用惯了傻瓜机的观众，这回上手试一试专业相机。傻瓜相机就是看啥是啥，看《百合》的时候，得劳驾您自己对一下焦点。不是让您受多大的累，故事讲得很平顺，《罗拉快跑》、《猜火车》那样的费劲程度都用不上，只要一点点主动性。”

( 电影《百合》剧照 )

其中缘由，周晓文觉得是自己对于“精英电影”的追求，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也强调，精英之意，并不是要以精英自居，而是把观众当精英。“我就是个拿镜头说故事的人，呈现的只是一些人，和他们的一些事儿，可能要以我的方式编在一起给你们。但不妄下结论，因为我相信你们会有各自的答案，我认为电影创作最终完成是在观众的脑海里完成的，把自己的答案抹煞掉或者藏得很深，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干扰你们的思考。所以，有时候和香港导演们在一起聊天，他们最爱说，电影无脑啦，我总想和他们争一争，我不认为观众是无脑的，我认为观众不仅有脑，往往比我们想得深远。”

当然要求观众不仅看故事，前提是导演不仅讲故事而已。少女百合怀孕前是拉面馆里的拉面师傅，吃苦肯干，理想是开间自己的拉面馆。和刘楠聊天，还一次次拉面条作为招待客人的饭菜。这细节，很容易就让我们想起另一位周晓文电影中善于做面条的女性主人公——二嫫，这个拖着病夫弱儿靠做麻花面卖麻花面为生的倔强女人，为那台“县长都买不起”的大彩电起早贪黑地劳作，甚至接连去卖血，终于电视买来，而她累倒在炕上，即便已经像是一个极不相称的累赘，也要歪在那“画王”边上，展示在全村老少面前。

北京大学著名电影理论学者戴锦华，就曾在自己有关中国电影文化著述《雾中风景》中撰写《现代寓言空间》一文，以《二嫫》为例，分析周晓文电影中艺术/当下寓言体系。文章不仅停留在《二嫫》本身所映照的经历着独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传统）社会，还类比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第五代导演所书写的女性题材电影作品，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晓文同第五代导演类似的是，关注了相似的性/人性的压抑表述，但在周晓文的电影中，构成这种压抑的，不仅是历史、传统文化的桎梏，而且还有现代文明自身。

而在周晓文自己看来，之所以从“二嫫”到“百合”，社会层面的思考之前，反而是情感上的冲动对创作本身更有意义。百合的恋爱是明晃晃的欺骗，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不恨人家，恨也没有用”。和刘楠说起被那位“龙仔”文在自己身上的那条龙，那回忆甚至还带点甜蜜：“他叫俺文的，说俺就能一辈子记着他，他还说自己要文朵百合，后来他都比俺还怕疼，没文成。”在周晓文看来，这和那个可以为钱卖血，却又追在餐馆老板屁股后面问，“工钱不对头么，为啥俺比别人多10块？”的二嫫一样，“可爱的质朴的又具有生命力的人的存在”。

“比如我们老遇着一些人，找不准词形容，恰恰可以说，这人特‘社会’，我们就心知肚明了。二嫫和百合都不是传统道德或者现代公民的楷模，各有狡黠，加起来也够通奸弃子这等的罪名了，但她们的有趣在于，二嫫不社会，百合也不社会。把那么不社会的人，搁在一个极度社会的环境里，一方面人们反而可以感觉到一种美好，是令人心碎的美好。另一方面，我觉得她们是最好的故事主角，不社会的存在，恰提供给冷眼看这个社会时最好的视点。”

“弱势群体”

《百合》大大小小的首映礼见面会上，周晓文总被追问着诸如关注（关怀）弱势群体之类的话题，开始他也愿意耐心解释这个故事不仅是记录这女孩的遭遇，其实和我们的时代，当下的中国人都密不可分。后来发觉这些话由他说出来意义也不大，就只说，自己也是弱势群体。恰接受本刊采访的早晨，周晓文前日晚上刚刚为了电影宣传从深圳飞回北京，又连夜给需要片花片段的电视台记者刻碟直到早晨5点。说到亲力亲为，他无奈，却仍旧惶恐着自己的懈怠，而让吕丽萍这一干“拔刀相助”的老朋友们失望伤感，他感慨道：“我也是弱势群体，真的，绝对不是玩笑。”

“谁都看得出，在如今的中国电影创作大环境下，《百合》这片本身也‘不社会’。这部电影我前后准备了3年多，前一天晚上说好的投资，第二天早晨就黄了。这事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或者因为投给你钱，就要谁谁谁演女一号，谁谁谁演女二号，索性，我咬咬牙就自己投了主要的部分。眼下这个环境，我也明白得失利害，但电影是于我生命而言，百分百重要的存在，比金钱重要很多。”

事实上，80年代末，在那个人人为中国电影展上世界银幕，人人唯“艺术”是尊的年代，周晓文早已是“第五代”导演中踏上商业化道路的最先行者，并且非常成功。80年代末，那部最先确立了他在中国电影界地位的《最后的疯狂》已经很像一部好莱坞的警匪片——出身背景极相近的两个人，但是在社会秩序中，一个是警官，一个是罪犯，紧张而惊险的打斗动作一直持续着。紧接着的《疯狂的代价》叙述了姐姐为妹妹复仇的故事，把复仇、欲望、罪恶放在一起，是动作、悬疑片和恐怖、惊悚片的杂糅，但同时完全可以作为一部表意现代社会中人性深处的罪行与焦虑、性别差异和内心恐惧的寓言来进行读解。

那时，中国电影史上上演了著名的“拆墙”说，正是由他提出，因为当年《最后的疯狂》不仅票房大好，还获得了“金鸡特别奖”。1987年12月召开了研讨会，会上，他给出的观点是：横在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间的这堵墙并不存在，艺术品位和可观赏性不是截然对立的。

此后，周晓文也用自己的作品充分佐证了自己的观点，《秦颂》则把久远的历史演义为关于爱情和权力的故事，颠覆了一般意义上历史放置在娱乐片里的程式。《二嫫》、《青春冲动》、《青春无悔》因影片风格多变、故事流畅，但又给观者进一步阅读思考留下充足的空间，都成为优秀的经典，也不断在海外电影节上相继载誉归来。在中国电影界，难得有导演能够自成一派，以至于被加以冠名，周晓文是其中之一，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惯于称之为“后五代导演”。

到如今的《百合》，很多人说周晓文的疯狂在于，坚持逆市方可前行。对此，周晓文自己觉得判断有些夸张，只不过拍自己都无法认同的事物，不如放手不拍，但找到自己真正想拍摄的题材，挑战一切的勇气也随之而来。从认识电影那天起，他就知道电影于他生命的意义，是全身心投入，因此容不得半点忤逆内心的声音。

“就像是十几岁的时候，到了部队，我才开始看电影，当时全中国能看到的也只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朝鲜的电影。其中有一部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就深深打动了我——船长、游击队长和一个女孩儿，三个人在一个船上的故事，情节自然还是关于反法西斯之类的。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女孩儿在船帮子上撩水，她的那个脚的形状，脚弓长得特别美。那时候我也十六七岁，可以说就是刹那间，撩拨起少年的心弦，从此我觉得电影是世界上至美的存在。前后脚又看《卖花姑娘》，大伙儿都觉得这个电影感人，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但我就是觉得生硬无比，跟街上的耍宝似的，这边鞭子一举，那边就要倒下，对此我真挤也挤不出一滴眼泪。现在回忆起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被注定了下来。”周晓文说。■ 周晓文二嫫刘楠百合影视中国电影电影剧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