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里的屏风

( 清紫檀嵌白玉屏风（一对） )

1912年的春天，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又来到北京，买下一批古董——恭亲王奕的家族收藏。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批古董能够使他与他的山中商会“名震世界”。次年，山中定次郎在纽约与伦敦分别举行了“恭亲王宝物”专场拍卖。

当时在纽约的美国艺术画廊（American Art Gallery）拍出的古董共计536件，每件均有定名、断代和简短文字说明，部分还配有照片。经统计，玉器数量最多，约244件，以清代制品为主，只有个别为汉玉，类型涵盖供器、摆件、插屏、笔筒、挂件、如意、玉山子等；瓷器约134件，它们分别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窑口；青铜器共99件，既有尊、爵、壶、簋、鼎等常见器类，也有一些造型奇特的动物形酒尊、酒壶等。它们有些属于商周或春秋战国时器物，有些则是宋以后，甚至是清代制作的仿古器。

当时所涉及拍卖的木器、家具约有13件，大多没有图片，仅有一对编号为199的紫檀嵌白玉屏风留下了难得的图片资料和详尽的文字介绍：“雕漆嵌玉圆光大座屏（一对），通高：89英寸（226.06厘米），台宽：42英寸（106.68厘米），屏板直径：33英寸，置于高台座上。圆光形大座屏，硬木边框，髹黄漆地，镶嵌各式玉雕瑞物宝器，包括瓶花瑞草，祭祀礼器，仙丹宝瓶等，复有骏马、书卷、宝象、宝瓶等。又有寓意富足昌盛的三种果实——‘三多’，寄情美好欢乐的帆篷轻舟，象征飞黄腾达的鱼跃龙门。”

2010年，这对紫檀嵌白玉屏风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上。100年前图录上留下的黑白照片为我们今天的辨认提供了依据。只是在历经岁月后，这对屏风发生了一些变化。原配的“高台座”早已丢失。少了底托，硕大的屏风有些“失衡”，看上去让人觉得怪怪的，想来当时底托与屏风作为一体设计的。“高台座”的缺失不排除当年拍得此对座屏的人将其另作他用，或再次出售。

细细比较100年前的图片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屏风上白玉嵌有增有减！其中一只屏风上的双象耳衔环玉瓶上嵌的花向上而开，而在1913年拍卖图录照片中是向左上方开；半开白玉兰花左侧有一朵半隐小花，之前没有；原本空空的白玉盘子多了白玉雕佛手、碧玉雕佛手、碧玺雕寿桃、紫晶雕葡萄等瑞果。另一只屏风上则缺了一朵凋零的白玉雕花卉。

这对紫檀屏风在1913年被拍卖后，仅在1984年出现过一次，由纽约佳士得拍卖，后被台湾寒舍收藏，在寒舍1996年出版的《紫檀》一书中，这对屏风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了。这些白玉嵌饰的增减，可能是在1913至1984年间根据拥有者的喜好所变化的。这种在屏风上进行修改的现象在当时挺常见，曾见朋友的一件座屏上，同样是被早期的主人嵌满了若干小蜜蜂与蝴蝶。当时大家笑言：收藏者估计也是昆虫爱好者。

恭亲王府的这批古董对山中商会来说，可谓空前绝后。现在可查到的详细记载，山中商会在美国的拍卖开始于1897年，记录截止于1922年。1905至1921年为鼎盛时期，每年平均举办5次。在记录的范围中，一般销售总额在5万至6万美元。规模在10万美元以上的，均是在1912年以后出现的。其中以恭亲王的这场拍卖总销售额最高，达到了27.6万多美元，平均每件价格为515美元。纽约拍卖会的销售额创下了山中商会历次拍卖会的最高价。同年在伦敦的4次拍卖中，有3次没有达到2000英镑，只有恭亲王的这场拍卖，超过6000英镑。当时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为5∶1至4∶1左右，如按美元计算，销售额在五六万元之间。唯一遗憾的是，这本目录中没有被拍卖物品的照片，因而无法获得它们的形象资料。中国文物向海外流出，是从辛亥革命前后进入规模化的。山中的拍卖，可以说是文物瞬间流入世界市场的先声。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在他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 清孔雀石山子 )

辛亥革命前，大量不被人了解的文物相继被发现。河南安阳附近发掘出土了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偶然发现；1905至1908年在汴下洛阳间的铁路工程中，发现了唐三彩等，以前唐代文物只在日本正仓院所见。这使中国文物的流出加速。与之相比，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大量紫禁城宫廷及王府中的藏品。民国以后，清室为弥补岁入不足，内府忙于古董拍卖。另外，银行借款的担保和抵押，以及种种方式的盗窃等，也造成了文物大量流出。其中，王府的文物散出最为大宗，质量也最为上乘。

从奕的孙子溥儒在世时，对家中收藏的描述可窥一二：“余旧藏晋陆机《平复帖》九行，字如篆籀。王右军《游目帖》，大令《鹅群帖》，皆廓填本。颜鲁公自书《告身帖》，有蔡惠、米元晖、董文敏跋。怀素《苦笋帖》，绢本。韩干《照夜白图》，南唐押署，米元章、吴傅朋题名，元人题跋。定武本兰亭，宋理宗赐贾似道本。吴傅朋游丝书王荆公诗。张即之为《华严经》一纸。北宋无款山水卷，黄大痴藏印。易元吉《聚猿图》，钱舜举跋。宋人《散牧图》，纸本。温日观《葡萄卷》，纸本。沈石田《题米襄阳五帖》。米元晖《楚山秋霁图》，白麻纸本，有朱子印，元饶介题诗。赵松雪《道德经》，前画老子像。赵松雪六札册。文待诏小楷唐诗四册。周之冕《百花图卷》……”

( 清乾隆白玉鹤鹿同春双耳活环瓶 )

在清朝，满族的王公贵族作为特殊阶层得到供养，随着清朝的没落，他们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辛亥革命后，各亲王家依皇族优待条件“世爵”被保留，可是对于“王俸”的持续，却没有明文规定，实质上“俸银”和“禄米”都被取消，重要的固定收入也被断绝，但私产依然受保护。这使得数百年间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书画古玩都保留下来。为了维持原来的那种尊贵和奢侈的生活，几乎所有王府都在这时候，开始出售或抵押几代人积攒的艺术珍品。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多数王公府第就基本变卖一空了。像睿王府不到10年，就破落到“珍贵的东西卖得差不多快完了”的状态。惠王府是“一库一库”地卖尽所有的收藏。

这些王府收藏的流散不仅仅体现在量上，更重要的是古董的质。更为重要的是，在混沌不清、持续大量的流出中，不被西方知晓的，甚至中国人自己也无法了解的中国美术的主流文物，几乎全部展现于西方世界。这就是构成今日中国美术史常识的殷周青铜器、汉唐明器、历代官窑、西域美术、北宋水墨山水画、北朝至唐代佛教美术、古玉和印玺一个庞大的中国艺术系统。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文物都是在近代的混乱中才展现出全貌。

(  清乾隆御制碧玉兽面活环盖瓶（恭王府旧藏） )

这对紫檀嵌白玉屏风因为有着详尽的影像和文字记录，即使在历经百年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流转和历史的变化，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文物流散现象的一个小小的实例。拍卖结束，紫檀嵌白玉屏风以3202万港元成交，在去年秋季中国艺术品高歌猛进的暴涨中，价格显得不尽如人意，这显然不如它背后的故事给力。■

( 恭亲王奕 )

恭王府旧藏文物

五色鹦鹉图卷

北宋 徽宗

绢本设色 纵53.3厘米，横125.1厘米

石渠宝笈卷重华宫著录

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名作中，有两件宋徽宗绘画。《五色鹦鹉图卷》是徽宗在位时的作品，图中描写他在宫廷御园中所见的五色鹦鹉，为纪念这个发现，将那只异国珍禽做了精致的刻画，并以独有的瘦金体书法加上颂辞。图中盖有画家印章，落款有一部分虽已脱落，但仍认得出来。在现存的花鸟图中，哪一部分是徽宗的真迹委实难以确定，但此图在同类作品中毫不混杂地具有高贵的格调，因为它确定是出自徽宗的亲笔。

1931年，这幅画卷藏于日本山本悌二郎处，后出售与波士顿美术馆。

苦笋帖

唐 怀素

绢本 纵25.1厘米，横12厘米

此帖仅2行，共14字，文为：“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白。”曾入宋内府，有“宣和”、“绍兴”印记。帖前有清乾隆题签并书引首“醉僧逸翰”，帖后有宋米友仁、聂子述，明项元汴，清李佐贤、陆润痒等题识；又有宋“宝庆改元九月九日重装。松题记”款，疑为《兰亭续考》编者俞松所书。《苦笋帖》字虽不多，但技巧娴熟，精练流逸。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变化无常，但法度具备。黄庭坚《山谷题跋》：“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从此帖看亦是多用枯墨瘦笔，尽管笔画粗细变化不多，但有单纯明朗的特色，增强了结体疏放的感觉，与其奔流直下、一气呵成的狂草书势相得益彰，《苦笋帖》是怀素传世书迹中的代表作。

乾隆时被收入清宫，后归奕、溥儒所有，再后由周湘云得到，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自书告身帖

唐 颜真卿

纸本

33行，计255字，传为颜真卿所书的墨迹。《告身帖》局部是颜真卿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被委任为太子少保时自书之告身。告身是古代授官的文凭，相当于后世的委任状（任命书），颜真卿写这篇告身时已是72岁高龄。他的书法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一年他还书写了《颜氏家庙碑》，和《告身帖》同是他晚年的力作，历来为世所珍重。

此作品最初在中国抵押给日本三菱，1930年以3万日元卖给了中村不折，现藏于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

平复帖

晋 陆机

纸本 纵23.7厘米，横20.6厘米

《平复帖》草隶书9行86字，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

释文：“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释文据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平复帖》内容涉及三个人物，贺循，字彦先，是陆机的朋友，身体多病，难以痊愈。陆机说他能够维持现状，已经可庆，又有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吴子杨，以前曾到过陆家，但未受到重视。如今将西行，复来相见，其威仪举动，自有一种较前不同的气宇轩昂之美。最后说到夏伯荣，他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

本帖宋朝时属于李玮，后传入宣和内府。明万历年间属于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后来又属于张丑。清初经过葛君常、王济、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传入乾隆内府，又赐给了乾隆的十一皇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所收，后被其孙溥伟、溥儒继承。1937年溥儒为母治丧，亟须款项，将此帖以4万银元的代价，售给张伯驹先生。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平复帖”捐给了北京故宫。

照夜白图卷

唐 韩干

绢本设色 纵30.8厘米，横33.5厘米

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照夜白”形容马匹很纯很白，甚至能把黑夜照亮。此为唐玄宗李隆基心爱的坐骑。韩干，画马不仅追求神似，而且以其简练遒劲的手法，刻画出这匹神骏非同凡响、豪迈不羁的气魄和性情。

1935年前后英国收藏家戴维德委托中国古董商叶叔重搜寻《照夜白图》，叶叔重拜托琉璃厂博韫斋经理萧虎臣去向溥心畲请求转让，当时溥心畲家中正急等钱用，便以1万银元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了戴维德。后来这幅唐代名画又几经周折，最终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九龙图卷

南宋 陈容

石渠宝笈著录

纸本 纵46.3厘米，横1096.4厘米

款识：九龙图作于甲辰之春

此图绘九龙攫珠、穿云、追逐嬉戏于白浪苍茫间，极尽腾挪变化之态。卷后有陈容自题长诗，尾钤所翁一印。卷前又自识《九龙图》作于甲辰之春，此画复归于甥馆仙李之家，神物固有所属耶。甲辰为理宗淳祐四年（1244），约为作者中年后的作品。

这幅画卷在清代初期是耿昭忠的藏品，后被乾隆皇帝收藏，由清内府传下来后，赐给了恭亲王，1917年被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由此可知此作的出售年，大概是恭王府于1917年直接卖给波士顿美术馆的。 恭王府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