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牛玉强的悲剧

( 牛玉强的妻子现在是家里的支柱，由于贫穷，她始终没有去新疆探望丈夫 )

21岁的北京郊区无业青年牛玉强1983年遭遇“严打”，罪行如下：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一顶军帽；纠集同伙，将一个叫刘红的人家里窗玻璃砸碎；纠集同伙，威胁并殴打一名叫许林的青年；在某日夜间进入国棉二厂的宿舍楼，盗窃菜刀两把。

这个团伙，被当时北京中院的判决书称为“菜刀队”，目标是“铲平八里庄”，领头的是两个17岁的小青年，这两人在1983年严打中被判处死刑，牛玉强则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当年就被送往遥远的新疆石河子农八师监狱。

命运在1991年发生变化，患骨结核濒临死亡的牛玉强因保外就医回到北京，痊愈后，他并没有返回新疆监狱，同在北京的，也有不少监狱里保外就医的同伴。这批人都没有收到监狱催促他们归队的信件，抱着侥幸心态，他们留在了北京，接受当地派出所的监管。牛玉强在1990年已经被减刑为18年，按理，2008年应该能释放。

2004年，这批人被监狱管理部门陆续抓回新疆，作为逃犯，他们的刑期也因此延续。按照延续后的刑期，牛玉强将于2020年释放，届时，他将是一个57岁的老者。

牛玉强的两处生存空间

( 牛玉强的母亲说起1983年儿子因为流氓罪被判无期徒刑，心中充满了痛苦 )

北京朝阳八里庄东里，昔日北京国棉二厂的职工宿舍，围绕在周边高楼大厦中的老房子格外鄙旧。而走进了牛玉强的家，更让人吃惊的是20年前的旧陈设，时间在这个家庭定格了，很难设想在北京的泛CBD区域还有这样的贫困。他的妻子朱保侠腾出两把凳子让我们坐，自己只坐在一个破木凳上，说起了他们的婚事。

“1997年，我们认识了，当时就知道他是罪犯，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还是犯人，现在算是在服刑。”朱保侠说，也就是因为牛玉强的实在，她动心了。家不在北京，在北京打工，已经30多岁，这个看上去老实可怜的中年男人，给了她一些人生的温暖感。“相互依靠，有个伴吧。”没想到，这个梦在2004年彻底破灭了。

( 年轻时候的牛玉强 )

家中挂了牛玉强和妻子的照片，不过没有结婚照，那时候很穷，1997年，两人在一起过日子，牛的户口还在新疆监狱，所以结婚证是在女方老家办的。那一年，牛玉强判刑所依据的流氓罪也取消，他曾对妻子说：我们要好好过。算下来，这次他待在北京的时间，是13年，全家人都和他一样，盼望刑期拖到2008年结束，到时候回新疆办个出狱证明就可以了——不像现在，每月要去派出所汇报动态，逢重大事件，一定要去那里接受教育。

不过，对于牛玉强，无论是派出所民警，还是我们碰见的社区干部，都觉得没有加紧监管的必要。一个不愿说出姓名的民警告诉我他对牛玉强的印象：“个子矮，老实巴交，他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不像有的犯人一看就知道好惹事。他来我们这里也就是形式主义一下。”因为没有身份证，牛玉强甚至也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加上监狱的严酷生活使他胳膊经常脱臼，哪怕是轻微的家务劳动也能让他受伤，于是，他基本不出门，反倒是朱保侠在外面做过不少临时工。

( 牛玉强与家人合影 )

照顾父母，照顾孩子，曾成为牛玉强在北京的新生活。平时连喝酒，妻子都不让他出门，觉得是犯人影响不好，仅有的几个朋友会来他家，和他喝酒聊天。这13年，他过得小心翼翼。

牛玉强的母亲韩秀金是国棉二厂的老职工，当年的先进工作者，她对我们回忆儿子20岁之前的北京生活，当时八里庄是一片远离城市的荒凉所在，儿子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和若干棉纺厂子弟一起游荡，“整天在马路上晃来晃去”。1983年，20岁的牛玉强还有张照片在家里保存，黑亮的头发，眼睛里含着难得的笑意，尽管生活不那么美好，可是，似乎还有希望。

“他老实，邻居们给他取个外号叫‘大姑娘’，当时的孩子们整天拉帮结伙在街上玩，拿菜刀和弹弓斗来斗去，我都没觉着他也是里面的一个。有两次，那伙孩子的头目，赵家兄弟来家里叫他，他往后躲，不愿意出去，别人都觉得他没用，20岁的人被17岁的指挥着。”

韩秀金和牛玉强的父亲都不知道“严打”这个词，母亲是从高音喇叭里听说：从重从严从快，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一个春天的傍晚，韩秀金还在工厂上夜班，两个十几岁的女儿找到厂里，呆呆地看着她说，哥哥出事了。不久，接到法院的通知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全家人都觉得抬不起头。

随即就是和牛玉强的分别，1983到1991年，8年。因为家庭贫困，家里人甚至没去过新疆石河子看过牛玉强，只能接到他的信件，全是说自己怎么改造的。1991年，28岁的牛玉强被父亲从新疆监狱接回，半死不活，浑身长满了黑色的大包，家里人看着都害怕。医生告诉他们，这是骨结核，别说在新疆难以医治，在北京都难治好。

算下来，前面20年，加上后面的13年，牛玉强在北京过了33年。而他48岁生命中的另外15年，则全部在新疆石河子的监狱中度过，生活空间被截然分成了对立的两半。

因为无法接触到牛玉强，所以只能从他的已经出狱的狱友中询问他在新疆监狱的情况。刘海龙，1983年因盗窃罪，数额600元，严打期间被判无期徒刑，进入新疆石河子监狱，和牛玉强相识多年。“怎么和你说呢？他在监狱好多年，可是年轻犯人有时还欺负他，说他这么窝囊，都给犯人丢脸。”具体事例也有，给别人打菜两勺，他只有一勺，即使是碰到这种事情，他也不吭声。

牛玉强被抓捕回监狱的第一个春节，他没和家里通上电话，倒是写了一封信，随信把监狱里要延长他刑期的执行通知书抄写了一份，寄往家中。

这份通知书作为妻子的申诉材料，保存得很好，按照道理说，应该有监狱管理方寄给家属的原件，可是，监狱方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寄来，这份抄件，还是很不会和队长搞关系的牛玉强央求队长，才让他抄下来的，下面还有手画的仿照图章的圆章，字迹很工整。上面写道，2004年监狱04号文件。因牛玉强保外就医超过期限11年9个月28天，根据规定，逾期的日子做延期处理，刑期满的日子更改为2020年2月21日。

76岁的韩秀金说，当时想，还不如1991年不接他回来呢，那样还有个盼头，2008年他还能被放出来，可是现在延续到2020年，到那时候自己肯定已经不在了。牛玉强的父亲就是在2008年去世的。

古怪的“保外就医”

1991年的牛玉强找不到能给他治病的北京医院，最后是韩秀金找到工厂已经退休的老厂医给他治好的。“用针给他抽取体内的脓，每次要5块钱，我们家穷，那医生经常不收钱。”病足足治疗了两年多才好。

1992年，新疆石河子监狱曾来人审查，见牛玉强还是下不了床，就批准了他继续留在北京治疗。

双方各执一词。家人说，牛玉强骨结核虽好了，可是又有新病，还在治疗。而监狱在2005年给牛家的回复中强调，批准继续治疗的延长期限也就是一年，所以1993年，牛玉强不归队就被视为逃跑。

与牛玉强同在一个中队的犯人，现在已经刑满释放的田跃进告诉本刊记者，保外就医的主要原因，还是监狱的医疗条件糟糕，稍微严重一点的疾病就无法治疗，“几百公里内就有一个诊所，类似乡镇卫生院，即使你转送到石河子的市立医院，大病也不能治”。

刘海龙在一次装卸车的劳动中就差点送命，汽车倒车的时候车上的尖锐物体撞击了他，他的肺部爆裂，当时就吐了很多鲜血。像这样的病，市医院也不收，要保命只能回北京治疗。“外人总觉得保外就医里有花样，其实审查还是很严格的。”家属都要到场，作为具保人要签字画押，而医院开的证明更为重要。牛家现在还小心翼翼保存了很多急诊、重症的证明文件，每年都把这些寄回新疆监狱。

按照石河子监狱管理局的存档文件，监狱于1992到2004年其实一直在发出信件，催促这批犯人归队，其中1998年之后为挂号信件，并在1999和2001年将之视为网上逃犯，进行过追逃。可是再一细看，发现监狱管理确实存在问题——早期的非挂号信件无档可查，1998年之后，陆续有寄给牛玉强家庭的信件存档，有的是寄往西城区公安局的，有的是寄往房山公安局的，难怪牛玉强家和所在的朝阳区公安都表示，他们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件。

相反，1997年还有要求当地派出所做好监管保外就医犯人牛玉强的通告。按照逻辑，1993年既然已经要求牛玉强归队，怎么会1997年还要求监管他？不要说信件了，即使是网上追逃的信息，朝阳区公安部门也表示没有注意，至少在2004年之前，新疆的监狱管理方和朝阳警方没有就牛玉强的事情发生过联系，一直到2004年，监狱干部到北京解决这个问题，双方才见上面。

信息的不畅通，外加管理疏忽，使牛玉强在北京的这13年保外就医时间存在了争议。2004年，八里庄派出所、居委会和司法所都开出证明，表示牛玉强始终在“服从管理”，并且“改造态度良好”。按照规定，这模糊的13年，应该计算入刑期，可是监狱方却认定牛玉强是故意逃离监管，所以要把这13年不计入刑期。

刘海龙举自己的例子说明他们不是故意脱逃。他因肺部重病回北京后，手术费用昂贵，所以还多次去信，去电话，要求监狱能支付一些医疗费用，可想而知，完全无人理会，所以他单方面和监狱保持联系一直有若干年。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都一样，心里害怕，牛玉强也每年写信回去，汇报自己情况，包括把医院证明都寄过去，就是保证我们还在治疗过程中。”

可是始终没有收到回信。已经出狱的刘海龙向本刊记者保证，他于1992年保外就医，病好后一直在家乡良乡附近种蘑菇，他家和派出所的距离只有500米，每逢重要事件都要去接受教育，他们俗话叫“滚大板”，而每月汇报则是例行公事，去北京市里都要批准，所以这么多年，他们这些狱友都不见面，害怕惹事——就在这种严密控制下。“我向您保证，第一，派出所没有要求我回去，他们也没收到信件。我自己也没收到信件，网上追逃，我后来被抓回去的时候看过，里面也没我的材料。所以说我们逃跑了，我们都不承认，犯人也有权利，不能把什么都推到我们身上。”

刘海龙的刑期也被延长了，因为表现好，又获得了减刑，今年回了北京，可当时家里人也为这件事情在石河子折腾了一年，收集材料和反映情况，花费达几万元。

牛玉强2004年被从家里带走的时候，家里同样是翻了天，可因为贫困，并没有跟随到新疆去争辩，妻子只是在北京司法部去上访了几次，司法部门接受上访的人还很同情她，帮她联系了新疆监狱方面，并且安慰她说，可能2008年原刑期满了就释放了，那个抄来的文件只是吓唬他们的，家里又抱了一线希望。可是2008年并没有释放，这才确定要延期的消息并非虚文，家人开始继续上访，可是没有结果。按照道理，保外就医结束后不归队的后果应该三方面共同承担，因为三方都有责任，而现在就是牛玉强一人承担所有的后果。

“走的那天，抓他回去的民警向我们保证，这个不算逃犯，因为他去警察局调查了，牛玉强一直在原驻地，没有潜逃倾向。我们还挺高兴，觉得他这次去了2008年也就回来了。他自己迅速把衣服和鞋子打包了，规规矩矩站在警察身边，结果传来他要在那继续待十几年的消息。”

怎么办？

牛玉强妻子委托了周泽律师为委托人，周泽律师给监狱和全国人大分别发放了建议书，主要提出三点：一是刑期延长得不合理也不合法；二是希望根据1997年《刑法》做的取消流氓罪的修改，希望刑罚要公正，对当年明显重判的牛玉强减轻刑罚；第三，他呼吁对牛玉强实行特赦。“特赦在中国一直没有取消，为什么不可以启动特赦程序呢？”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罚权威韩玉胜对本刊详细解释了牛玉强的个案：1983年的严打是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很难脱离当时条件去谈牛玉强的刑罚，当时他连续作案数起，而且20岁了，还是具备主观恶性的，当时同伴还有判处死刑的，我们的刑罚原则是“从旧兼从轻”的，所以很难在这点上为他辩护。

保外就医属于监外执行的一种，几方面要监管到位，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牛玉强也应该自己在病好的时候主动汇报病情，并且回监狱接受改造。“从常理上，我们都知道他很难做到这点，不过现在监狱改造中，不少犯人都可以因为春节，或者家中有事请假，但是按期一定要归队，不归队可以视为脱逃。”可是在监狱并没有随时随地了解情况，没有做到监管到位的情况下，显然责任不完全在牛玉强，由这个最弱者来承担这一切不应该。

而所谓特赦，韩教授觉得不太可能。共和国最后一次特赦发生在1975年，是赦免尚在服刑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涉及刑事犯。所以，也不太容易走这条道路。

韩教授觉得，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找到原审的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根据牛玉强的实际情况，包括在保外就医期间的表现，重新裁决。作为收监执行的监狱，很难期待他们能够主动减免牛玉强的刑罚，尤其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牛玉强的妻子对这些争议并不完全理解，她告诉本刊记者，只希望能够尽快让牛玉强回家。否则，以他的身体，很可能在2020年前就去世了。为了不减工分，牛玉强即使现在发病也不去看病了，他只是半夜坐在床上值班，捧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狱友们经常看见他在那里哭，也因此更瞧不起他了。■

（文 / 王恺） 悲剧流氓保外就医牛玉强刘海龙新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