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地导演”共商百亿之后
作者:李东然( 参加研讨会的各地导演 )
关起门的研讨
本年度的研讨会开在海南省三亚市,本以为热带的温度,和着2010年中国电影冲过百亿元大关的热力,和谐,胜利,激昂,早该沸腾了整个亚龙湾,到达后却是另一番景象,不仅天空瑟瑟阴霾,与会导演也是帽檐低压,不苟言笑。大会日程排得紧锣密鼓,不仅三地导演之间的研讨交流一场紧接一场,还有诸如三地导演对话投资人、三地导演对话电影局等让人好奇神往的环节。可是除去一场专门的“对话媒体研讨会”,大会全程并不面向媒体开放,包括本刊在内,屈指可数的几家受邀期刊,也一并被拒之门外。据那些已经守在门外几日的同行说,争论、拍桌乃至怒斥不绝于耳。
三地导演协会的“元老”级人物吴思远导演如此对本刊解释:“这个会走到如今不易,19年前我作为一个香港导演,奔走呼吁,终于聚齐了三地的电影导演协会,在上海开了第一次会。当时政府方面不放心,后来才渐渐放开一些。这一行,大家平素各自为战,摸爬滚打,直抒胸臆的机会太难得了,讨论的情绪上比较激烈,逐渐成了传统。关起门来,是协会给大家创造个‘回家’的环境,这点是需要体谅的。”
而带队台湾电影协会远道而来的侯孝贤导演告诉本刊,所谓的百亿,在每一个真正关心华语电影的导演看来,根本上是紧迫和不安:“这个聚会我来了6年,以前票房还没起来,只有商讨怎么培养年轻导演而已,更多是交谊。大陆2010年已经100亿元了,但大家反而感到不安,这势头起得很不错,但更让人想起当年韩国,刚起来时确实很猛,几乎抑制了好莱坞,但一开放(对好莱坞开放市场)就开始掉,就因为起来的时候太猛,什么资金都来,不够专业的也进来,本身的基础又差,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如今中国电影面临的状况和曾经的韩国几乎一模一样,甚至问题只多不少,大家都觉得紧迫,商量怎么让电影工业健全,怎么能把品质做好。”
对于作为东道主一方的很多内地导演,甚至毫不讳言自己面对这所谓的百亿元票房而来的忧心忡忡。“中国人有传统就是老把自己的成就夸大,但我们作为职业人,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冷静的声音,阐明清晰的认识。百亿元票房不是因为我们电影拍得好了,是因为银幕数增加了,跟电影好坏没有关系,电影就是这个水平。如果1万块银幕,能创造更多的票房,就像是垃圾食品,原来有一家店在卖,如今开了100家分店,卖得多了,不是说明食品没有问题了。我们尤其要明白的是,如今所有人都在产业每年亏损的情况下说,中国电影的春天到了。一年500部电影制作成本40多个亿,2010年国产片实际票房是55亿元,但其实刨去宣发成本,票房的纯回收只有30%,那么,55亿元的三成是多少一目了然。这时肯定还有好多懂行人要谈到周边,在美国这块利润确实可以做到票房纯收入的4倍,但我们一比一已经是绝对骄人耀眼的成绩,所以请把数字写在纸上,这个产业有什么好乐观的呢?”连日来主持研讨竟主持到嗓音沙哑的何平导演如是告诉本刊。
( 导演冯小刚 )
明星
但也不是所有导演都愿意把声音关在门里,比如冯小刚导演利用自己的“冯通社”(个人微博),早把“业内盛会”的影响波及开来,尤其会议首日即爆出的一条对众明星的“叫板”。“三地导演会在三亚开幕,之前筹备时曾设想邀请数十位明星参加闭幕晚宴,为三地导演捧场助威。为此项差旅费用,多位导演搭上人情筹措资金。原来还担心明星来得多了费用不够,未曾预料,时至今日竟无一位明星应邀出席。想问,是这100多位导演的面子太薄,还是明星们太现实?”
( 导演侯孝贤 )
自然,冯小刚是绝对少数根本犯不着和明星较劲的导演之一。正如张一白导演的玩笑:“冯小刚的电影请谁不请谁是让他挠头的事情吗?这个明星要多少钱是让他在乎的事情吗?在不健全的产业系统中,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无论如何,“明星”就成了本届导演协会研讨的开门话题。“这绝不是个别话语权强势导演的一言堂,相当一部分导演感到这方面压力的存在,导演们急,不是个人情绪,而是明星真的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如今的问题之一。比如女演员,多少年了,我们还在那‘四小花旦’里转悠,今年贺岁这3个大片就更说明问题了,一个葛优的现象是让人深思的,尤其人人都说百亿,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行业财富的迅速膨胀,但作为局内人,我们最清楚,谈产业之前,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明星状况绝对就是代表。”何平告诉本刊记者。
( 电影《让子弹飞》剧照 )
关于崛起时期的好莱坞,《世界电影史》中有相当明确的表述,明星制度是其工业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美国电影的有效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明星制在好莱坞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沿革。早在20世纪初,好莱坞就开始意识到明星的市场效应和资本功能,各大制片商纷纷培养和包装明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对待自己培养挖掘的明星,五大公司的做法是和明星签订一份长达7年的合同,从而使明星在合同内成为制片厂的固定资产,这样的契约保证了制片厂对明星形象的合法拥有和控制权。
然而随着整个好莱坞产业的膨胀,明星个人含金量的激增,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完全失去选择权的被动地位,更愿意签订自由度更大的单片合同,于是明星培养、制造和管理功能由独立的个人或者专门性公司承担,这些变革导致了明星经纪人的出现,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威廉姆-莫里斯公司(Wlliam Morris Agency)等大的经纪公司迅速崛起,成为好莱坞的新兴权贵,也成为权力中心之一,至此好莱坞的明星机制真正成熟,并且这样的制度延续至今。
( 电影《非诚勿扰2》剧照 )
然而,在中国电影高歌猛进的大环境下,在全部的话题绕不开“产业”二字的前提之下,导演们的集体共识恰恰是,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刚刚兴起的经纪公司制度正在严重地阻滞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
媒体座谈会上,导演们齐力澄清这样的事实:“看上去我们和明星们动怒,但是我们说的有些东西实际上跟明星没关系,现在大部分情况是那些有一点点名气,成功了之后的演员,就被经纪人控制了。这本来也是这些年整个行业向好莱坞学习的一部分,但明显东施效颦出了问题。眼下国内演员经纪制度,不仅对演员的发展没好处,甚至妨碍创作。真正良性的业内生态应该是演员能跟导演成为朋友,这不是人情社会的问题,因为即便是好莱坞,也有很多导演和演员私交亲密,在平等的良性的人际关系下,甚至能有很多最一线最大牌的好莱坞明星,不仅去接那些商业大片,也能出现在多种多样的中等甚至小成本艺术尝试中,带动电影多样性的形成。但现在情况是,我们本来跟演员是很好的朋友,但演员怕狗仔队,怕媒体,怕社会舆论,电话老是放在经纪人那儿,经纪人的权力变得无边,并且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基本上停留在‘名利’两个维度上,因此阻挡很多演员的发展。至今普遍的问题就是,过去没有经纪公司的时候,我们每年推出的新演员成功的比现在多很多,而现在除了那些说得上话的‘老人’,我们基本上找不到可以聊天的中层演员,也就是所谓的明星们。”
同样的经纪人制度,在好莱坞能成为产业发展,明星价值开发的利器,缘何至眼下蓬勃的中国电影产业中,反而成为桎梏?何平这样认为:“症结所在是内地经纪人平均素质极差。不是说不需要经纪公司,这个市场发展至此,经纪人制度是大势所趋,并且我们眼看相当一部分娱乐公司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一个新兴的产业崭露头角,就需要与之配套的行业规范。至今国内的经纪公司究竟该由哪个部门管理,尚不清楚,所以我们呼吁,至少需要有个上岗资质,将经纪人的文化水平、知识水平、礼仪素质限定在一个范围内。全社会都知道如今明星经纪人是肥差,而类似的‘肥差’,比如律师证是很难考的,注册会计师的证也是很难拿的,然而很多经纪人就是明星助理出身,了解明星的习惯,有点感情,从助理发展成姐妹,从姐妹发展成经纪人,但是她们视野有限,对于导演、剧本没有判断能力,却挡在导演与演员中间。这对演员事业的成长没什么好处。比如我与演员要谈合作,就要先招呼好经纪人,即便终于和演员坐在一起,周围还是坐了一圈助理经纪人听着,甚至常常是最后也找不到演员,只能找到经纪人。结果就使双向选择越来越窄,并且从谈剧本开始,剧组负担一个演员的开销就得乘以7或者8的,前呼后拥的是经纪人、助理、随从。这似乎是在证明明星价值的形成,但实际上,以如今中国电影的制作回收现状,花一半以上的钱去支付演员及其相关费用,会让很多愿意拿出精力、资源把电影品质打磨提高的导演心痛不已的。”
监制
和“明星问题”一样成为导演们“共同呼吁”内容之一的还有关于“监制制度的确立”。这点冯小刚导演觉得自己的感触颇深,他用“至关重要”,向本刊记者形容监制对于一部电影成败的影响:“比如陈国富给我的电影做监制,干的是实打实的事儿,他对剧本提很具体的意见,绝不是‘主题有点弱,冲突不够尖锐’之类的空话,一页一页批注得密密麻麻。从选择演员,甚至到了剪辑时,不仅时时沟通,甚至必要时代劳。有时候我舍不得剪,但还是听他的,因为信任,他知道我心疼哪儿,也知道发行方重视哪儿。而且他特别能包容,对于文艺片、商业片没有偏见,所以从帮着导演弄剧本、搭结构、找合适的演员,到整个影片的完成,我觉得有一个并肩的战友。”
但无论在《唐山大地震》里,还是在《非诚勿扰2》里,冯小刚坦言自己都犯愁同一件事:如何给陈国富一个放名字的地方。“注意看字幕内容的观众可能都有印象,似乎我的电影不缺监制,甚至监制过盛,能有十几个名字打在那里。实话说,里头好些人我见也没有见过,是作为出品方挂的虚名。于是陈国富的名字怎么摆能把我愁坏了,弄一个执行监制吧,本来那点可怜的报酬已经和劳力费心不成比例,怎能变本加厉要降职使用呢?想破了脑袋想出来一个总监制的头衔给放在银幕上,毕竟相比那些露露脸就拿走投资大头的明星,一个和我一起枪林弹雨,体贴入微地贡献了自己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智慧的战友,连个名分都给不妥帖是说不通的。”
侯孝贤导演则把监制制度的提出,看做是对于一个脆弱工业体系内完成电影产业化突破,最便捷和有效的补救方式。他告诉本刊记者:“什么叫电影工业啊,就像是李安每每回来说起的那样,在好莱坞,比如他拍《制造伍德斯托克》时,临时想要一张桌子上面爬满苍蝇,但是苍蝇不能飞,要趴在桌子上,人家就能迅速办到。他们的道具公司立刻用显微镜下的小剪子把苍蝇翅膀都剪掉一点。这就是工业,更别提什么Casting(演员)之类的事情。别以为选演员是很容易的事情,搞错了就毁了,想保险,就是需要百分百的专业,对于电影这是个保障。而这也恰恰是华语电影体系的最大问题所在,就像是李安说的,回来拍《色·戒》找一张像样的桌子都不容易。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说要有监制,等于说要有体系来帮助导演。事实上监制是非常难的,监制一定是导演出身,有丰富的经验,有判断力,而且人格很健全,诚心在帮,因为导演都是很敏感的,所以要根据导演的特性来说服他。尤其在三地合拍的项目上,那这个监制的意义就更重大了,更是帮助导演跨越了文化地域的隔阂。”
其实,在华语电影范围内,香港电影业最早把监制体制运用得炉火纯青,比如任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吴思远先生,从加盟邵氏,转投明星,再到创办富国影片公司,在香港电影的辉煌历史上留下《荡寇滩》等经典佳作,而他的德高望重绝不仅在于导演或者老板身份下的成就。自上世纪70年代末,吴思远就成为香港电影界最负声望“专事影片监制”的电影人。
因此他自己也如此玩笑自己的工作:“专业监制人”,而所谓“专业”要做到什么份上呢,抛开艺术层面的把关、贡献,甚至在香港能对付黑社会,在内地要敢面对电影局。“比如拍《黄飞鸿》的时候,我从日本一回香港,怎么戏停了?才知是李连杰被黑社会抢去了。戏就拍到一半,我是监制,那就要去谈,曲曲折折动脑筋,才终于放人。而拍《宋家皇朝》的时候,审查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大陆这边的官方觉得蒋介石的形象太好了,那我要去跟他们讲,甚至拍桌子吵架。我翻书找来大量史料和他们说蒋介石根本就是个很廉洁的人,他对自己要求很高,而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虽然最终还是有一部分损失——比如宋美龄到西安救丈夫的戏,邬君梅演得非常好,她手里拿着个烟,表面非常镇定,但是手在暗暗发抖,是精彩的一段,最后并没能保住,因为电影里谈判的时候是周恩来在现场,电影局觉得不可以——但是除去这么一场戏的意外,《宋家皇朝》实现了张婉婷的艺术追求,非常不易。所以,华语电影是非常需要监制的,尤其是在一个广泛合作共谋发展的前提下,监制的制度能最有效地把各方的智慧黏合在一起。”
分级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桌子拍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在大会最终的呼吁书上已经有些不便提起,但也并不代表导演们已经放弃了努力,比如“分级”就是诸如此类问题的代表。
吴思远导演告诉本刊,从19年前的第一次三地研讨会,导演们就把分级的诉求提上桌面,一致认为分级制度既能保障成年人看电影的多元,也能保障青少年看电影的不受伤害,几乎所有导演都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以前有很高位的领导这么驳斥大家,分什么级啊,你们想拍黄色电影吗?他们将分级和拍黄色片对等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并不是说不分级电影就一定纯洁,甚至说电影市场越繁荣,越有这个体制欠缺,造成的问题就越暴露出来。比如今年异常红火的贺岁档期,《非诚勿扰2》那中间一大段死亡的东西,对小孩子绝对是不合适的。《让子弹飞》里也有很多不应该被小孩子接触的内容,什么同床不入身,什么血淋淋地剖腹取凉粉,大人来看当然一笑置之,但完全放任流通,其实是掩耳盗铃。”
相对于吴思远导演的儒雅措辞,言语犀利的何平导演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这个问题确实老生常谈又不能不谈。每个导演心里都清楚,眼下中国电影的最大考验就是即将面对的对好莱坞的全面开放。国产电影的创作环境急需自由和多元,而如今官方给的解释还是在中国电影分级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个人的理解是:分级、立法了以后,实际上管理比现在要复杂,而监管部门对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不自信的,因为这其中直接涉及了管理水平、工作效率等问题,而不是分级本身的问题。我们希望当局拿出提倡环境保护的热情,用来建设精神环保,比如在环境保护方面,如今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执政能力,比如全国各地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比如限制柴油车不能上牌照,或者出门要自带购物袋,这都非常好。那么在精神环保上,我们也应该做到位,我们强调法治社会,但全世界的电影都是有法律的,唯独中国电影没有立法。在一个如此重要的文化产业里没有立法,这是说不通的。”
但也不能说这一回老生常谈得丝毫不见进展。“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突破政策,但今年就有的导演提出来,如果你政府没有分级,导演内部可以给自己一个非官方的自律。比如,当我知道我电影里有一些血腥,不适合小朋友看的地方,那么可以自己提出来,比如建议该电影14岁以下的小孩看必须由父母陪同观看等等。实际上,这代表的是导演自身的负责任态度。”刘义伟导演如是告诉本刊。■
(感谢实习生方婷,王璐帮助整理录音)
(文 / 李东然) 三地好莱坞吴思远非诚勿扰2百亿共商演员中国电影导演之后剧情片电影监制冯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