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开始破茧

( 干超是中国拍摄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人 )

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历史不长，1978年拍摄的《丝绸之路》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这也是中央电视台与日本NHK合作的结果。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一直从事纪录片研究，他说：“中日合拍《丝绸之路》，既带来新的一些设备，也在观念上也带来了改变。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纪录片这种观念，当时主要叫专题片，在电视台很多是放在社教部，一直延续着宣传为主的做法。国家开放之后，和国外交流比较多了，我们拿什么东西和人家竞争交流呢？新闻时效性太强，电视剧也不成熟，只有纪录片。而且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比较早登上国际舞台，在国际上获奖的很多也是纪录片，而不是其他电视节目。”到1993年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先后开播，电视纪录片从电视栏目中显现出来。

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说：“80年代的纪录片的特点是，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中国其他地方，内容主要以文化、风光，历史传承为主。后来大家更加关注它的社会功能，贴近现实，贴近人的生活，具有纪实感的纪录片。这个阶段是中国纪录片的一个繁荣时期。但就在电视台开始推行栏目化、制片人制以后，很多原来从事纪录片的创作者都分散到很多栏目里去了，能干的都当制片人了。可能那时候在坚持的也就‘东方时空’和‘见证’，包括2001年的‘探索·发现’。”

较之新闻和综艺节目，纪录片的栏目和频道的数量少，省级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只有6个，栏目只有78个。而且，纪录片从一出现就停留在自产自销的状态，和电视剧逐步走向市场化相比，纪录片在走向商业和市场的步伐慢了10年。刘文说：“从2005年以《故宫》为标志的，先后播出《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和《大国崛起》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但实际上这么多年，应该是说没有一部片子是针对市场的，它不是以成本回报为目的做的。包括后来的《森林之歌》、《公司的力量》、《颐和园》，基本都是投资型的。近5年来，中央电视台可以卖的也就是《故宫》、《再说长江》和《颐和园》。它不是高投资高产出，而是高投资高影响力。BBC拍的《美丽中国》，2008年在全球60多个国家80多个机构销售版权，500万英镑的投资早就收回来了。我们也就《故宫》、《话说长江》基本收回成本。”

这首先是因为国内还不具备这样的市场营销平台，2005年，周兵拍摄了纪录片《梅兰芳》，每集投资有16万元，当时电视台想尝试一下市场营销，结果一家省级电视台每集出价600元，即便所有纪录片栏目都买，都收不回成本。其次是国内纪录片从业人员日渐萎缩，原先很多地方台有纪录片创作室，或者是机构，这些年有些栏目撤掉，机构也撤掉了，人员都打散在各个频道、栏目里了。还有拍摄纪录片的理念上与商业诉求还有一段距离。

干超是中国拍摄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人，目前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担任制片人，他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与境外机构合作过很多纪录片。谈到中国纪录片面临的商业化问题，他认为：“电视台更多走像探索频道这样商业纪录片线路。我们传统说的比较有人文理想的纪录片，其实不是电视纪录片的主流模式。你去跟拍一个老人或者跟拍一个家庭，也许需要三五年，拍完后的影片是你不可预知的。它是超出市场体系允许的范围，是创作型的，而电视台是以生产为主的。这可能是喜欢创作的纪录片导演面临的一个难题。电视台外的独立导演没有这个难题，但也有他的困境，第一个没有资金来源；第二个没有播出平台；第三他对市场不太了解，不像电视台的人知道终端、市场在哪里，很难去进行可持续性的再创作；第四他不是用当代专业的方式去做。很多独立导演拿着DV机一个人承担导演、摄像甚至字幕，甚至翻译，他不是一个体系，是个体现象。电视台则有最好的设备，有相对专业的分工，每个分工上都有相对专业的人，我们了解市场，我们的优点是独立制片人的缺点，独立制片人的优点是我们的缺点。”

但是干超在实践中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

干超说：“比如我和美国很多导演合作，美国很多纪录片导演是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本质上是从电影导演转向纪录片导演。而我们的导演也许是工人、农民、画家，他不是从专业角度看题材，而是社会人的心态来看题材。当没有专业基础的时候，我们有对社会的一腔热情深度理解，但我们没有办法让观众坐到电影院去欣赏我们的纪录片。前两年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不管是《海豚湾》还是《走钢丝的人》，它肩负了纪录片的社会责任，其实又是一种商业片。像《海豚湾》，投拍手段和技术手段都和探索频道的风格很相似，包括整个叙事都是商业形态纪录片的风格。思考怎么让纪录片符合电影院的观影习惯，不让纪录片成为那种非常生涩、排斥普通人的艺术样式，这是国际合作给我的启示。”

过去，人们批评中国的纪录片普遍存在喜欢讲道理不喜欢讲故事的毛病，后来这个现象有所改观，但在节奏和结构上还是有问题。单万里说：“同样是宣教，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做得就比较好，人家就至少不会说你在明显地做宣传。这里面有技巧问题。其实宣教并不是贬义词，只是宣传得高明不高明。我觉得人们会越来越从中性角度理解宣教，而不是像过去自上而下，带有强烈政治性的理解。现在有人提出来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为什么强调故事呢？他们说要让纪录片走向世界，国际语言就是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商业化操作，相对客观公正，不是那么带有急功近利目的的拍摄。”

借鉴国际化语言是中国纪录片必经的一个阶段，正如电影要拍大片一样，但这种借鉴并不是能解决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问题的唯一良药，关键在于应该有一个商业化的市场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纪录片的商业价值。

虽说国产纪录片在数量和质量上每年都是有进步的，但相对播出平台和销售渠道以及与进口纪录片的绝对数量相比，又显得尴尬。电视台在逐步进入商业化之后，追求高收视率，更多综艺节目出现，纪录片的位置越来越尴尬。到2010年底，纪录片进口量已经超过国产纪录片产量的15倍。这反过来说明，纪录片是有观众有市场的。

正如扶植国产动漫和电视剧一样，广电总局通过行政干预在去年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限制进口纪录片播出时间，希望能收复失地。这是中国在开放后各种领域面对外来冲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对于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中国纪录片现状，干超认为，很多工作不是光靠政策就能做到。“我觉得中国纪录片最重要的一个是找到自己的标准和培养观众。比如上海的纪实频道，在稍微高端一些的聚会上，人家听说我是纪实频道的，都会说我看你们的纪实频道。但你反过来想，他其实说的是自己的身份，纪录片代表某种身份。如果大家都在看的话，那为什么收视还这么低？这就说明大家是把纪录片作为一种身份消费，如果这样做，我们可以不光局限于电视。我们在电影院放过纪录片，当时是和电影节展映一起做的，但后来达到的票房效果比故事片还高，说明中国是有这么一批纪录片观众的。但今天很多地方要成立纪实频道，是出于抢资源、抢平台的目的。如果单纯以非常急躁的方式去发展纪录片，可能是投入很大，也会有不小的失望。”

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后，广告商趋之若鹜，这让纪录频道有条件去选择高端品牌，让广告增值，这样可以增强省级电视台的信心，让纪录片重新回到黄金时段。央视可以通过它的平台一步步提高价格，走出低端消费和低端产品的现状。现在地方台购买纪录片的价格是1分钟100块钱，好的纪录片也不过3万块钱首播。如果广告价值体现不出来，纪录片价值也无法体现。从目前纪录频道的收购价格来看，一部投入20万元的纪录片，能在纪录频道收回1/8～1/5的成本，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干超说：“央视成立纪录频道，不仅能丰富屏幕样式，也确实能带动纪录片交易，会带动良性发展。但作为地方台并不那么容易，否则也无法解释这么多年来很多纪录片生产基地，比如浙江、四川、湖北，纷纷给撤下来了。上海纪实频道为什么能赚钱？因为我们有一些高端的广告市场，有这批观众。但国产纪录片还是会慢慢占据主流地位，比如我们频道以前黄金时间连续3档，全是探索频道、‘国家地理’和‘传奇’的节目，因为它们收视率高。在广电总局下文前，我们就达到国内与国外纪录片播出比例的标准了。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上海纪实频道从1993年第一部纪录片出来有53%的收视率，到后来只有0.3%的收视率，到现在再慢慢回到1%的收视率，比探索频道高3倍。”

央视纪录频道为了搭建市场平台，每年投入3.5亿元，其中有2亿元用于行业输血，比如全国首播、购买播映权或者委托定制及与外国合作，从终端与源头之间形成一个商业链条。

刘文担心的是，虽然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是好的，节目量挺大，选题也不错，但是高质量的片子不多。刘文说：“外国的纪录片都有自己的观点，他们更多是用故事化、细节化的方式传播自己的观点。目前最开始播的这批片子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品质感的，或者作品是宏观叙述，视觉表达很好的。那么将来更多还是把视角跟中国社会现实勾连在一起。我们也希望更多能反映中国人积极、善良的一面，或者更加智慧的一面。”■

（实习生魏玲、方婷、霍晓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 / 王小峰） 纪录片干超破茧故宫博物院开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