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江湖—他们的2010年
作者:李晶晶( 2010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现场,清乾隆“太上皇帝”白玉圆玺以9586万港元成交 )
行家
2010年12月6日下午,藤文浩给朋友们发去短信,邀请大家聚餐,庆祝他在保利拍卖的“文华秋实——文馨阁海外回流集珍”专场拍卖成功,答谢朋友们的支持。这是藤文浩自2008年秋至今做的第三次专场拍卖。这一次共132件拍品,成交119件,成交额为4353.4万元人民币。对于现在艺术品动辄过千万的行情来说,这不是一个大数字,但在拍前,藤文浩已有明确的定位:薄利多销。今天资讯的发达,让很多古董商不得不改变老式的,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生意模式。
藤文浩早年于日本经营古董生意,近几年回到国内,生意主要以杂项为主,辅以文房。在他的三次专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犀角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藤文浩向本刊记者分析:2008年香港佳士得有了霍满堂的第一次犀角专拍,这一次的拍卖价格不能说多么理想,但它提醒了很多收藏家和行家,对这个项目的关注。犀角本身就属于名贵原料,名家将它创造成艺术品就更为稀少。市面上犀角艺术品的量在几千只左右,按股票市场的术语来说,属于中小盘,易于控制,于是市场里有大量资金开始进场来做这个项目。
于是到了2010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推出第二次霍满堂犀角专拍,成为一个导火索,非传统的犀角客人进场突破1000万、2000万元关口,并包揽了这场拍卖中一半以上的犀角。市场迅速激活,很多高行情随之出来。其实在此之前,2010年3月25日纽约佳士得推出的“乘物游心:普孟斐文房清玩珍藏”专拍里,这位非传统的犀角客人也几乎包下了这场专拍中大部分犀角。
市场就这样起来,显然并非一个偶然。
( 明 犀角雕螭龙三足鼎式炉 )
藤文浩以他三次专拍中的3只犀角举例,2008年一只八仙贺寿带银盖杯当时120万元成交,今年的市场行情价格应该在250万~300万元左右。2009年拍出的一件兽面纹三足鼎式炉成交价在414.4万元,这件犀角作品重达1880克,尺寸之大,在亚洲犀中罕有,据买家自己评估,2010年的行情已达2000万元以上。到去年拍出的瑞之款迎客图杯655万元成交,已然能看到今年的涨势。
自霍满堂第二次专拍后,大量的犀角出现在市场,价格水涨船高。2010年苏州一家小拍卖公司,仅一只犀角原料就拍出700多万元的高价。同时出现了一批囤积亚洲犀角原材料的人群,据悉现在连过去不入眼的非洲犀原料也有人在大量购入。藤文浩说:现在国内外的拍卖公司纷纷推出犀角专拍,或者每场中也会有数件单品出现。2010年秋天,嘉德、保利、匡时等拍卖公司,几乎每家都将犀角做明星产品,到最后翰海犀角专拍时,大家已经开始出现审美疲劳了。即便如此,犀角的价格都不会往下走,只会在现有基础上小幅波动,毕竟占有大量犀角资源的人都是企业家或金融家,谁也不希望东西砸在手里。
( 清乾隆 漆刻御制诗仿“周兕觥” )
在藤文浩看来,古玩是一个梦想工程,人的基本要求是吃饱穿暖,接下来就需要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他说:这三次拍卖,有自己熟悉的客人在捧场帮忙,也有同行支持,他们也会买东西。但是最多的,还是我们不认识的新客人,这个比例增加得很快。对于古董商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藤文浩有切实的体会:在过去,运作一个古玩店,两三千万元就算比较大的资金了。可是现在差不多需要小一个亿的资金甚至更多的钱才能盘活。你想,每一期每一个拍卖场次,稍稍动一动,随便买几件东西都要一两万元了。因为与你竞争的不一定是藏家、行家,可能是企业家或者金融机构。
在这次保利拍卖古董珍玩第二场里,有一件估价在15万元的清乾隆漆刻御制诗仿“周兕觥”。藤文浩盯上了这件东西,想捡漏,没想到几个同行也都看上了,价格一路飙升,最让人无奈的是,最后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是一个行家的客人,属于玩家,没眼力,不懂行。他看到大家为了这件东西争了快半小时,觉得东西可能不错,赶紧就跳出来,现场临时咨询了一下隔壁的朋友,将价格举到了515万元。藤文浩说:在拍卖场上,我们很难与这种做企业的去抗衡,我们辛苦半天,合着最后陪人家玩了一次。
( 明晚期 八仙贺寿图犀角杯香熏 )
与藤文浩有着同样感触的还有另外一位台湾行家林嘉玮。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自己2010年送拍的成绩好于2009年,大概有2/3以上的东西卖出,约七成的成交率。但是所有想买的东西,一件没有买到。香港苏富比秋拍,有一对清嘉庆皇帝的翡翠玉玺,估价为800万港元,林嘉玮心想4000万港元怎么都该拿下吧——最后的成交价是7906万港元。林嘉玮笑称,连举手的机会都没有。
林嘉玮说,这样下去,感觉我们古董商有种被淘汰的趋势,货不愁卖,但买货变得越来越难,可能需要花去比以往更多的钱,买来的是早年二流的货。现在古董商似乎只有两条出路,除非以后跟拍卖公司合作,不然就是自己去开拍卖公司。已经有几位古董商联合起来开了拍卖公司,或者是古董商联合起来买东西。英国宝龙这次以280万英镑卖出了一方带有自强不息印文的白玉玉玺,就是几个古董商联合起来买的。想要买到好货,就需要大量资金,但毕竟大家手里的钱是有限的。把资金集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做生意,未尝不是一个办法。早年古董商合伙买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都看好同一件东西,在拍卖的时候,不愿自己人把价格顶到很高,但是现在一定是因为东西很贵钱不够。林嘉玮另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早年实力强劲,屡屡创中国艺术品天价的欧美客人,2010年买艺术品的力度弱了很多,90%以上的艺术品都是被中国人买走的。
( 明末清初 犀角雕迎客图杯 “瑞之”款 )
林嘉玮现在找货的办法就是,找到原来向他买过东西的客人,向他们加价把东西再买回来。他举例说:比方白玉的香炉,2009年卖出去是150万元,2010年大概要再加上两三倍才买得回来。或者像早年50万元卖出去的东西,现在得加到200多万元才拿得回来。
拍卖公司
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艺术品市场的红火,最大获益者就是各家拍卖公司。以往找货难,可是现在因为市场好了,所以大家愿意把好东西拿出来卖。比如香港苏富比,他们在圣诞节左右春拍征集工作差不多就截止了。香港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正在休假,直说香港这年的冬天太冷,可谈到艺术品市场,“热”是最突出的感受。他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以金融危机前,2007年为一个高峰来看,现在这个时期已远远超越2007年的峰值。比如有一段时间,俄罗斯艺术品市场成交也很厉害,但是跟2007年高峰期相比,他们的市场只恢复到当时36%左右。亚洲(中国艺术)这块已经是150%了,不单是达到2007年100%,还比那个时候再高50%,非常厉害。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数据。”
香港苏富比在2010年秋拍2800件拍品达30亿港元的总成交额,平均每件拍品都过百万元。香港现在是全球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具有相对较强的国际性。对于是否有较多的新人入场,以及欧美与中国客人比例的,由于程寿康正在休假,手头没有详细数据。他做了一个相对易于理解的比方:首先,每一次拍卖当然都有新买家,但是小价格的购买对于大增长,意义不大。我们所理解的增长,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最高端的增长。其次,我们假设以5亿美元身家为一个标准,我想这个数字可能还是美国比较多。但如果说,在最近这一年,达到5亿美元身家的有几个人,这种增长中国肯定是比美国更厉害。同样,这种情况也可以反映在对购买艺术品所花费金额多少上面,在某一个程度上增长的人会比欧美的多,不一定代表说,我们所花的钱就一定比他们多。三代积聚起来的老钱欧美强于我们,而我们现在是掌握新钱的新贵一族增长得比较快。
程寿康所说的这点,似乎中西方在对红酒的观念中,也能看出几分。在香港的几家拍卖公司试验性地进行红酒拍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成绩出奇的好,几乎每家公司的每场红酒拍卖都是全部成交。一段时间里,大家在想是否有这么大的市场来接受,结果,程寿康说,他听到的是藏家问他,什么时候还有红酒拍卖,上一次买的全部喝完了。这令他有些好奇,欧美的客人可能买到5年时间,会停下,因为酒窖放不下,他们只在特别的日子才开一瓶好酒。中国客人一次聚会可能会消耗掉七八瓶红酒,这或许就是“新老”之间的区别。
在今天看来,红酒在中国市场是消费类,而艺术品则是投资类。保利拍卖古董珍玩部经理李移舟在2010年秋拍征集到数千件瓷器与艺术品。对于器物市场有颇多感受。虽然瓷器一直都比较稳定,但在2010年所有的东西都出高价,普通的清代官窑瓷器,差不多都翻了一到两倍。新人出来,喜欢买传统官窑,拿在手里不会亏了是保值和投资的概念。还有一些买书画的客人也有很多买瓷器的,他们的想法是既玩又投资了。有些机构可能是想做一点展览,做一点文化活动,但说不准半年三个月把这个卖了,所以价格有了明显上涨。比如小拍里的一件青花矾红龙纹盘,乾隆典型官窑,原来十万八万元就能买到,去年突然涨到25万元一个,还有一些赏瓶原来都卖30万~50万元,有一阵停在六七十万元,大概三五年都没有变化,而去年到了120万元。相对于清代的官窑瓷器来说,元青花、明代官窑还处于价格低位。于是有机构开始大量购买。另一突出的现象是保利拍卖秋拍中,徐展堂的一件元代青花瓶以1300万元左右的价格成交,就是机构购买。
李移舟告诉本刊记者,瓷杂这一块原来说是国际化,现在变成卖方市场国际化,买方市场中国化。欧美喜欢中国艺术品的很多收藏家如今都老了,再接着收中国古董的外国年轻人很少。随着老藏家们的去世,会导致更多的一批中国艺术品流向市场。
李移舟的同事、古代书画部的经理左昕阳正准备出差,为2011年春拍征集古画。与其他艺术门类有所不同,想要收到精品中国古画,还是需要从相熟的收藏家手中征集。2009年尤伦斯收藏的35件艺术品在保利春、秋两季拍卖中共卖出5亿多元,算得上当年中国书画拍卖里最大的一单生意。而2010年保利春拍中,中国书画更是凭黄庭坚的《砥柱铭》在拍场上创造了惊人天价,这件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以4.368亿元成交,创下中国书画最新的成交纪录,也成为当时最贵的中国艺术品,这一纪录比2009年11月明代吴彬《十八应真图卷》拍出的1.69亿元整整高了接近3倍。
在这次的拍卖中,新的买家差不多买走近一半的拍品,对他们而言,价格不会产生太大的心理影响,只是一个买和不买的问题。大量机构进场是左昕阳最大的感触。他告诉本刊记者,这里面有投资基金、私募基金、银行以及江浙一带出现几家企业老板按比例出资共同购买的局面。他们有完善的分工,有专门看预展的,有专门负责现场举牌的,还有专业的财务、法律顾问。左昕阳用了一个金融术语“超净值”人群来概括这个群体,他说,藏家看到市场行情好愿意出手是古画井喷的一个因素,但同时也与当前的收藏热有关。高价格的不是整个中国书画板块,类似一些二线中国书画就没有涨。目前艺术品市场存在投资、保值心理,投资中国古画应该是藏家选择的结果,因为这部分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因此在众多收藏品中它的价格也是最保值的。
经纪人
艺术品经纪人,在欧美有很长的历史。他们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眼力好、经验足,还有对艺术市场敏锐的判断力。在中国近一两年才开始兴起,但多由古董商充当,他们的身份相对比较模糊。像2010年香港宝龙的鼻烟壶拍卖,其中一些价位极高的精品鼻烟壶,就是由行家所充当的经纪人为藏家所选择。
钱伟鹏原是扬州文物店的经理。1993年,国家文物局在英国伦敦设立了专门的办事处,用来搜寻和征集失散海外的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钱伟鹏作为首批专业人选派驻海外,此后找回了大批填缺空白的宝物,现存放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时期的“子仲姜”盘和元代的一批五彩瓷就是通过钱伟鹏等人从海外找回。1997年,国家文物局工作期满,钱伟鹏开始完全投身于艺术品市场成为艺术品经纪人。
2010年7月份至今,钱伟鹏为一位新入场的收藏家进行陶瓷收藏。用差不多两亿元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购买到了400多件官窑瓷器,范围上至浙江青瓷,下至清代官窑。对于这些瓷器的选择,钱伟鹏有自己的设定:中国历史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漆器时代,直到两汉三国才出现陶器时代,所以我重点是从浙江青瓷开始。我们看待一个文物,首先要站在世界的高度,要从历史的高度来审视它。比如元清花的名贵,如果不从历史和世界的高度来看,它也就是一个艺术品。如果从历史、艺术和世界的高度来看,在十四五世纪的欧洲,达·芬奇还没出生,而中国就已经有这么精美的艺术品了。刚开始,西方人认为这么坚硬、这么优美的瓷器完全是一种神话,是“点金术”下的产物。因此,无论是从工艺上还是绘画上,中国瓷器对全世界的震撼和影响力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钱伟鹏看来,今天购买艺术品的人大部分以投资为主,这是一件好事。他告诉本刊记者:艺术品一定是富人参与的游戏,它不与老百姓抢资源,这样社会才会安定。假设这个钱不放在艺术品市场,而是拿去抄大蒜、抄绿豆,那会直接影响百姓生活。另外即便是以投资为目的的购买,他一定会去学习,不然怎么知道谁涨谁跌呢。如今在台湾地区收藏成为一种时尚和有文化的象征,所有的企业家会认为郭台铭土,是因为他没有收藏艺术品。
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受拍卖影响很大,从1993到2003年的10年间,艺术品涨幅不明显,2003到2008年的价格是比较正常的翻一倍,到2008年秋开始至今,价格迅速翻至10倍、20倍甚至更多。钱伟鹏说了一个故事,1946年,一个英国家庭的老人在去世前,将一对明代成化青花碗,其中有一只有一点儿小伤,作为遗产分给两个儿子,老大拿到了那只完美的,1990年的时候拍卖,约500万港元成交。到了2003年,小儿子手里那只有伤的碗也出现在拍卖会上,价格到了1000万港元。纵观亚洲地区,当有通胀出现的时候,艺术品一定是上涨的,上世纪80年代日本艺术品的增长超过国家经济,韩国也曾经创下一个纪录,一件17世纪韩国太子所使用的衣包罐在美国拍出800多万美元的天价。
不过钱伟鹏认为,清代官窑瓷器被过于高估。他举了一个例子,曾有一张1917年内务府的清单,上面清楚写有,明万历五彩瓶750大洋,乾隆粉彩碗20大洋,现在的价格,万历瓶40万元人民币,乾隆粉彩碗高达1000万元。钱伟鹏认为,明代瓷器被低估,他说:“真正成功的收藏者,往往领先于大众,即要在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就有了收藏的意识。”所以他现在会让自己的客人大量购入明代瓷器。2008年11月,他在上海嘉泰拍卖,以26万元拍得一件明嘉靖蓝地白花灵仙祝寿纹大盘,2009年4月21日,香港佳士得出现一只尺寸纹饰相近,口沿有一处小崩的大盘,190万港元成交。2009年钱伟鹏以39万元,拍得嘉德拍卖的一件乾隆青花双龙药壶,后来得知送拍的人是早年以1万元的价格从南京文物商店买下,由于器身上有冲,拍前估计在5万元,39万元的成交价让送拍人着实高兴了一阵。钱伟鹏得意地卖了一关子说:“这个瓶子有伤,我为什么买呢?因为现在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可知的相同器形的,仅有两件。”■(文 / 李晶晶) 2010人在江湖他们拍卖公司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