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什么让我们走出家门?
作者: 赵慧《人本主义:一位匠造者的世界建设指南》出版后的第三年,英国设计师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Heatherwick)仍在为这本书忙碌。它已经被翻译成5种语言,接下来即将在日本、巴西、意大利、哥伦比亚和法国这5个国家出版。哥伦比亚有一所大学甚至计划成立一个同名的可持续设计与数字制造学院。
大部分人会以为这是一本大师作品集,但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会发现赫斯维克没怎么提他做的项目,没有展示图纸,而是向我们介绍他喜爱的建筑师、建筑、艺术史、业界的利益关系,试图讨论他深信不疑的设计理念。
赫斯维克出生于艺术之家。少年时代,他总是在设计和制作东西。从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HeatherwickStudio。他因承接过不少地标建筑项目而闻名,但他的自我认知一直是“设计师”—在建筑之外,他的团队还承接过城市雕塑、教堂内部设计、伦敦巴士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主火炬等委托。
这些经历也给赫斯维克带来了有别于传统建筑思维的视角。他名下的大多数知名建筑,体量巨大、造型夸张,讲求创意工艺能力,在城市中非常惹眼。但他提倡设计以人为中心的空间,热衷于思考如何在巨大的建筑中创造宜人的尺度。
赫斯维克的许多作品都曾引发争议—不光是美学上的,还有实际的用户体验。一些大型项目被认为不够实用、容易迷路。借着《人本主义》这本书,赫斯维克建议大家重新思考人类和建筑的关系:以人为本,用建筑对抗无聊,创造能存在更久的建筑,关注访客的感受。
当建筑设计者对建筑倾注了感情,设计了令人动容的细节,才能让建筑为人所爱—人们会愿意走出家门,愿意保护和修缮建筑。他相信,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为99%的日常建筑设计细节,能让它们变得出彩。
D:未来预想图(DreamLabo)
H: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Heatherwick)赫斯维克工作室(HeatherwickStudio)创始人、设计总监
D:是什么让你决定出版这本书,向大众宣传“人本主义”?
H:经历了疫情、数字革命以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我认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在线下(现实社会中)相聚。我完全可以在卧室里开会,而你也可以躺在床上工作,甚至可以躺在床上写博士论文,或者做任何想做的事。但人们在线上对彼此的态度很恶劣,匿名性让人们得以在网络世界中肆意伤害他人。
工作室的一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叫作《孤独的世纪》(TheLonelyCentury),这个书名让我心碎。过去,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去商店采购,或者乘坐公共交通通勤,但现在,人们不必出门,在家里就能购物和工作,这就产生了社会科学中的“动机”问题—是什么在激励人们出门去见彼此?

人们在线下相聚时,往往会更加遵守社会礼仪。一旦在现实中拉近距离,人就不会对彼此太刻薄。街道在人少时更危险,在人多时大家实际上会互相保护,让街道变得更安全。我热爱公共生活,热爱公共交通。我希望在我的生活中—无论是个人的设计工作还是我所倡导的(设计理念)—都能专注于为“公共性”注入爱。当我看到一个优秀的公共空间,看到很多人开心地参与其中,展现出创造力,我就觉得这是最美妙的事情。人工智能无法做到这点。因此,我们需要珍惜人性,设计出一些建筑和空间,让人们展现这美妙的一面。
D:按你的说法,各方都对“人本化设计”有共识,但人们并不公开谈论它,那么很多人未必会自动接受这种观念的转变,你如何说服他们?
H: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从合作伙伴那里学到了“视距”这个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开发商。真正优秀的开发商不仅仅停留在建筑理论中。
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开发商。有些开发商是在塑造他们将长期持有的地方,旨在创造长期价值。另一些开发商则只是快速建造一些东西然后卖掉。那些试图创造长期价值的开发商教给了我最宝贵的经验。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在项目完成后立即得到认可,而是在5年、10年、20年后,他们建造的项目仍然被重视,最终仍然会继续回报投资者。
创造人们会喜爱的地方是合理的。这类地方通常都充满吸引力、令人动容,同时具备财务可行性。比如,你需要花多少钱才能创造出一个足够打动人的地方,让人愿意一再光顾?一些开发商让我学会通过公众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D:在建筑界,人们通常会简化想法、挖掘概念,但你总是具像地展现一些事物,比如你在新加坡给南洋理工大学造了“蜂巢”,给西安种下了一棵“树”。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它们难实现吗?贵吗?
H:如果我的项目成本真的有那么高,它们是无法实现的。你觉得它们很贵,其实是件好事。设计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英国馆时,我们的预算其实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一半。我缩小了建筑的规模来节省预算,然后(用设计)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和力量。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无聊的展馆,那就是浪费了英国纳税人的钱。
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做梦。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思考资金问题,思考如何让这些创意变得可实现,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内找到实现创意的办法。没有哪个设计师拥有无限的预算。(预算充足就能把事做好)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经济观念。
如果你造了一座建筑,35年后又把它拆除,那将是巨大的浪费。这么做不仅对地球环境不友好,成本也实在太高了。聪明的城市市长、官员和开发商知道,建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从财务角度看是更划算的。
我和我的团队所做的就是,尽量找出(建筑项目中)哪部分具有最佳价值,因此我们总会把一些部分的设计做得简单,另一些部分做得更加有意义、与人们生活的关联性更强,而不是让所有设计都稍微“有点意思”,但放在建筑里又太过分散,那最终不会吸引任何人。我们总是尽量保持专注。西安项目除了“生命之树”,还有4座非常简单的高层塔楼,但没有人谈论这些塔楼,你也根本没有问我关于塔楼的事。

D:我根本没注意到塔楼。
H:完全正确。这正是我想说的。当你谈到英国馆时,你只到提了“种子圣殿”,并没有问场地的事—实际上,整个场地都是我们设计的景观。
我们可以通过简化某些部分来节省资金,专注于把那些特别符合人本主义、能对更多人产生最大影响的部分做得更加用心。这正是优秀的房地产开发商非常擅长的—找出价值所在,弄清楚哪里值得投入爱。
这实际上是我们每个项目的核心商业逻辑—思考如何分配预算,使其仍然能吸引人。人们太常把预算当作借口,比如“我没有足够的预算”“他肯定有无限的资金”。但这并不是真的,你必须非常坚定地相信,即使预算有限,你也能做出既特别又可负担的设计。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建造了数百万个盒子形状的住宅,但它们有着人本化的细节。这些房子是盒子状的,现在却颇受喜爱,因为当时的设计师精心设计了门窗的细节。你不需要宏伟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历史与我的作品并无直接关系。地标级别的大型项目只占到(全球所有建筑的)1%,而人本化关乎剩余99%的日常建筑。我的作品可能会让人有所误解。那些作品给了我一个表达“人本化”理念的平台,但实际上我也努力参与了那99%的日常建筑的设计。
D:你过去的很多作品都是壮观的地标建筑或奇观,它们看起来更像是针对人本化设计的视觉解决方案。你如何处理它们的功能性?
H:世上曾经有很有吸引力、足以被称为地标的一些公寓楼,但如今人们已不再对这些日常建筑投入足够的关爱。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非常昂贵,也不意味着它们必须是怪异的几何造型或滑稽的设计,但当一栋建筑具有细节和视觉复杂性时,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魅力。新加坡城市设计的负责人曾说过,新建筑已不再讲故事。
建筑曾经是会讲故事的。所以我关注的是如何让日常建筑重新成为地标,但显然很多人已经放弃这种追求。人们仍在建造大体量建筑,这本身没有问题,但这些建筑没有融入我们的文化,就好像我们亲手把自己的文化抹去了。一个世纪前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提倡“少即是多”“形式追随功能”“装饰即罪恶”。但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丢弃的其实是真正的人性本质。人类需要文化来定义自我,这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

《人本主义》这本书并不是关于创造地标建筑的。我知道我的部分项目的确是地标,但实际上,这本书真正关注的是那99%的建筑—不是歌剧院、艺术画廊,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建筑。例如我们在东京麻布台之丘项目中设计的可容纳千名儿童的学校,那个就是日常建筑,但我们依然可以注入关怀和创造力。我认为,当前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创意建筑师,如果社会给予他们机会,他们能够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创造力本就存在,它只是被功能主义束缚。多年来,我常常听到别人对我说,“托马斯,你做的是艺术项目,我做的是功能导向的项目。”但我想说:如果没有人关心,你的建筑就谈不上功能性,因为如果没人关心它,它就会被拆除。
建筑行业有一个令人痛心的丑陋的“秘密”:人们并不喜欢那些枯燥的建筑,它们被拆除的速度远超那些有魅力的老建筑。建筑业碳排放之所以是航空业的5倍,正是“建造—拆除—再建造”的恶性循环导致的。
在韩国首尔,商业建筑的平均使用寿命是30年,在中国大约是35年,在英国是40年。如果我是一座英国商业建筑,我大概在15年前就被拆除了。这太疯狂了。当建筑还有一定价值时,我们应该修缮、调整、改造它们,并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建筑需要拥有一些独特的品质。看看中国有多少百年历史的仓库、四合院正在被改造更新—这些文化遗产如此珍贵,我们绝对不愿意摧毁它。
D:中国在此前高速发展的时期也建了很多“无聊建筑”。20年前你第一次来到中国,你觉得现在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