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中的阅读与人生

“历史在加速”“时间在加速”，这是近年来时常听到的说法。对时代变迁稍有敏感的人都会意识到，历史或时间加速最直接的效应是面对过去时产生的陌生感。例如，今天数字媒体时代的读者，已经很难想象十九世纪法国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工人或农家妇女的阅读生活。幸运的是，英国阅读史研究者马丁·里昂以其独特细致的触角和晓畅的叙述，为读者展示了那个已然逝去时代的普通民众的读书生活。

对于西方世界的阅读史而言，十九世纪的独特之处在于印刷文本占据了绝对优势，那时印刷文化已经广泛深入识字民众之中，而且其地位尚未受到广播、电影或电子传媒的挑战。因此，正如里昂所说，围绕印刷品和书籍阅读的辩论，便是对社会本身的性质及其运作方式的辩论。从这个角度来说，界定好书坏书、推荐特定的读物、鼓励或压制特定群体的阅读意愿，都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因此，当时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对民众的读书生活的介入，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十九世纪的法国，按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的见解，依然处于大革命的延长线上，那些根本性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共和派与亲君主派的天主教会的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时代。不过作者指出，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天主教会，都对民众自发的阅读心怀恐惧，而且他们对这些新读者持有相同的偏见：民众心智脆弱、冲动无知，需要听取专业的建议，以防止思想堕落或陷入狂热的政治幻想。里昂借用法国史家路易斯·舍瓦利埃（Louis Chevalier）的说法，称十九世纪法国的工人、妇女和农民读者是“危险的阅读阶级”。他们未加甄别的阅读——如乔治·桑（Georges Sand）和欧仁·苏（EugèneSue）写出的“坏书”——会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父权制的稳固以及教会的精神权威。里昂在书中揭示了各方关切和介入下层民众阅读的种种努力。天主教会对阅读民主化的焦虑反应最为明显，目标和行动可能也最具连贯性。法国大革命及其导致的各种失序都是“伏尔泰的错，卢梭的错”，所以应该让法国人重新基督教化。十九世纪初，教会曾以仪式化的焚书行动向那些不敬宗教的作品宣战。尽管这种偏执做法根本不能奏效，教会设立的借阅图书馆网络却无疑在影响十九世纪法国读者方面占得先机。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主张对抗教权主义的影响，但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使得他们对民众阅读的介入经常有多重的考量，尤其是既要抑制教会影响力的扩张，又要防范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潮的传播。德尼·普洛这样的资产阶级雇主则尤其关心培养工人劳动纪律，这就需要让工人了解，《伊加利亚旅行记》之类的作品营造的是骗人的幻觉，人们在小酒馆中宣读和讨论的文本会导致道德腐化。

而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自以为是的引导者也认为，良好的阅读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美国内战期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稳定、在法国流传甚广的富兰克林的成才神话，似乎都为他们提供了灵感。于是旨在指导工人阅读的各种“人民图书馆”就应运而生。一般来说，为了培育工人阶级“高尚的道德感”，资产阶级和教会的阅读导师们喜欢推荐古代与十七世纪，即“古典主义时代”法国的经典作品。相比之下，十八世纪则是渎神作家们煽动革命的时代，而对于十九世纪，小说则是另一个让导师们急切想要规范的新读物。从里昂的分析来看，不能说这些努力没有效果，特别是在图书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不过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到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典型的城市图书馆借阅者并非工人，而是可被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中产阶级，因此，各类阅读机构和协会的努力，主要是将小资产者而非工人阶级整合进法国的主流文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人读者完全排斥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的推荐读物，有些人甚至愿意宣称他们与当时的中产阶级共享着某种文化遗产。但在里昂的著作中，最动人的篇章大概是工人读者在阅读中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了。同样是在这方面，作者展示了其材料使用和分析的特色。众所周知，打捞较远时代普通人的阅读生活，对于史家而言并非易事，因为他们留下的痕迹极少，尽管有勒普莱的社会学调查可资利用，但主导这份资料的仍然是自上而下的“他者”视角。为了弥补这些缺憾，里昂查阅了二十二部工人自传，通过细致的文本爬梳，以若干案例研究再现了十九世纪法国工人阅读和文化生活的独特面貌。四个自学成才的工人——特鲁昆、戈尼、迪迈和热努的故事尤其能展现工人阅读所具有的自主性和解放性质。

在里昂选取的上述案例中，主人公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这或许符合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大多数工人的状况。诚然，“在困境中追求知识”的“自修”工人的阅读，因为缺少专业指导而必然具有某种盲目性，例如对书籍缺少必要的鉴别和筛选，但特鲁昆等人的传奇人生表明，困顿中的工人仍然能够通过阅读获得自我表达的能力，并且因此而萌生自立的渴望；工人中流传的社会主义读物，还培养了特鲁昆的批判和解放意识。这个过程同样展示了工人阅读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特鲁昆在十三岁之前还不会读写，他最初的阅读经历是听工友朗读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这表明口头传播在工人阶级阅读中的重要性，也意味着独立的默读能力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仍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特鲁昆掌握读写能力很可能是在四十岁之后，他完成自己的回忆录时则已年逾半百。他大半辈子都在为谋生而颠沛流离，其阅读生涯一开始就偏离了精英阶层的规尺，并且为终于可以撰写自己的著作而倍感自豪。这样的经历或许可以解释，何以这些被剥夺了教育机会的工人并不认可正规教育，甚至认为学校提供的是虚假无用的知识。有理由认为，这些自修工人的阅读实践和观念，可以视为十九世纪法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关系在文化中的浓缩。

妇女阶层阅读的危险与工人阶级有所不同。对现有秩序的卫道士来说，女性阅读会危及延续已久的父权制。在关于女性阅读的质疑声中，充斥着各种关于性别差异的陈旧偏见，如妇女的理智更脆弱，她们更易受引诱，更喜欢沉溺于幻想和情感世界。从阅读史的角度来说，由于十九世纪女性读者群体的增长，针对这一目标客户的文本生产很多时候的确是为了“赚取小资产阶级女读者的泪水”。不过，与今天的肥皂剧相比，当时人认为女性的小说阅读具有难以控制的社会风险，因为此类阅读中的情感刺激会导致女性读者歇斯底里，进而危害社会肌体的健康。里昂在这里选取了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作为分析素材，在他看来，福楼拜以惊人的洞察力和冷静的表现手法，再现了“小说的欢愉”给烦闷的艾玛带来的幻觉，以及她如何在阅读时营造出的从虚妄激情中走向毁灭。里昂认为，艾玛是个具有原型意义的读者，并称这种女性阅读效应为“包法利主义”。

或许可以说，包法利主义佐证了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秩序派对女性阅读的焦虑。教会的确有针对包法利主义的女性阅读纲领。迪庞卢主教这样的有识之士已然意识到，阅读和学习如今是培养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必由之路。有趣的是，在他推荐的女性读物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十七世纪的经典。这些读书指津，还有像马奈这样的艺术家对十九世纪的女读者的再现，都可依稀见到“轻浮的女读者和博学的男读者”的古老偏见，就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阅读的负面想象一样。

但包法利主义只是女性阅读的一个方面。十九世纪的法国妇女，就像工人阶级一样，也在受监控和管制的阅读中展示了自己的主动和创造精神。里昂再次使用了一些私人性质的材料，如日记、通信和口述素材，以个别化的案例讲述了不同阶层女性的阅读与生活。欧仁妮·德·介朗称得上是迪庞卢主教希冀的典范天主教女读者，她的阅读涉猎很广，艾玛·包法利读过的一些浪漫主义小说她也读过，但这对她毋宁说是一种信仰历练。《巴黎圣母院》中的埃斯梅拉达和山羊让介朗一度沉迷，不同的是她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她必须拒斥“撒旦的诡计”。这种宗教气质既与家庭氛围有关，更来自欧仁妮的阅读经验，在各种宗教读物的滋养下，她已经筑就抵制各种邪恶诱惑的信仰堡垒。这一点也许最符合教会对女读者的期待。埃莱娜·勒格罗的阅读更像是一种社会经验，阅读是她的社交网络和情感生活的支柱。埃莱娜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她的阅读受到父兄的监控，她自己看来也很认可父权制的道德说教，但她也能规避这种监控，读过不少被认为不合适的书籍。埃莱娜的阅读有包法利主义和女性阅读的特征，同时她也是有批判力的读者，比如她反感叔本华的厌女症，对歌德的浪漫主义渲染也不是很赞许。

所以，欧仁妮和埃莱娜的案例都表明，女性读者对于作品的反应，并不能从某些普遍的定见推导出来。相比于这两个受过教育、有通信和日记留存的女性，下层女性读者的阅读更难以再现。根据里昂提供的资料，也许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和铁路网络的发达，外省底层女性才有接触文字读物的机会，尤其是报刊连载小说。与欧仁妮和埃莱娜相比，这些隐形读者普遍把阅读视为无关紧要甚至应受谴责的无所事事。只有少数女性可以利用十九世纪中后期教育发展带来的机会，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社会突变”，从农村和工厂妇女变身为文员和服务业从业者，特别是成为小学教师。至于露易丝·韦斯这样的国际左翼运动的政治人物，则更是女性读者中的罕见的个例了，因为她出身优越，有着令人艳羡的教育经历。然而，露易丝的阅读生活和职业追求，也曾受到家庭的阻挠。里昂书中描绘的女性读者存在巨大的阶层差异，但父权制和社会偏见的羁绊，看来是所有女性读者都要面对的困境。

作者将女性读者与工人、农民读者作为三个基本考察范畴，看来是将性别和阶层视角融合在了一起。里昂对于十九世纪法国农民读者的分析，堪称全书最具法国特色、最能反映历史变迁的章节。他在这里对一些经典课题做了很好的呼应：一是近代早期法国通俗读物“蓝皮书”，法国学者罗伯特·曼德鲁（Robert Mandrou， 或译芒德鲁）对此有出色研究；二是同一时期相当普遍的流动书报贩卖（colportage）；三是美国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Weber）提出的“农民成为法国人”的著名命题。

蓝皮书和流动书商可以说是旧式法国的缩影，在十九世纪，这两个现象却逐步消失了。蓝皮书是面向大众但并非由大众创作的读物，一般由流动书商贩卖到乡间。作为传统文学的宝库，它与一系列传统民俗和阅读习惯紧密相关，例如夜间乡民围坐在一起，集体朗读蓝皮书中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并时而伴有亵渎和挑逗性的社交活动。到十九世纪，这个习俗受到教会与共和派的共同谴责。对于这一问题，里昂的分析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分析路径，他从底层视角出发，指出农民夜间集体阅读真正的冒犯之处在于一种自主的文化意识，农民不接受共和派和教会的印刷文化，因此这场斗争不只是教会与世俗共和国的角逐，也是农民捍卫自身文化实践的努力。从里昂的描述来看，很可能是识字率的提高导致这类供集体性阅读的书籍的受众减少了。到十九世纪中叶，蓝皮书的读者已经完全是农村人，流动书贩的业务范围日益缩小到文盲率更高的偏远地带。蓝皮书和流动书贩的政治效应也引起了官方的警觉，一八五二年的审查法令摧毁了蓝皮书的主要生产中心特鲁瓦的出版业。

铁路时代的到来促成了新旧法国的转变。从火车站仓库到铁路售货亭，新的书报分发渠道最终淘汰了流动商贩，《小日报》这样发行量近百万的报纸、廉价的插图小说，沿着毛细血管般的铁路网络输送到农民手中，终于排斥了蓝皮书这样的传统读物。当然，传统读物和阅读方式的消逝，也是因为政治意志的推动。一八六六年针对农民阅读的社会调查便是政府介入乡村阅读的又一明证。或许作者可以更明确地指出，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教育普及进一步推动了乡村阅读文化的变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来自农村的士兵的大量通信表明，农民不仅掌握了书写能力，而且官方话语和学校教科书已经给他们的观念世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结论似乎印证了尤金·韦伯的著名论点，即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成功地将眷恋于地方和乡土的农民改造成了具有现代国族意识的法国人。不过里昂认为，韦伯可能高估了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影响力。即使在一八七0年之前，农民对于印刷文化的熟悉也并不像韦伯认为的那样低，这当然与集体阅读、赶集日购书和流动书贩等传统相关。而且，像工人和妇女读者一样，农民在与文本的关系中体现了某种主动性。尽管农民的阅读日益具有全国性和同质化色彩，但他们也懂得从报纸上剪下连载小说制成书本，埃米尔·吉约曼甚至构建起“工农阶级文献汇编”，服务于他的工会斗争事业。

显然，马丁·里昂的分析并未涵盖十九世纪法国的全部读者。他侧重考察的是欠缺文化资本的社会底层，以及受社会偏见和父权制羁绊的女性读者。书中对个人案例的分析，多处展现这些困顿中的读者在阅读中的能动性。在回应相关议题上的既有观点时，作者的看法往往是开放的，拒绝普遍和单向的结论，屡次提醒读者，不可将个别案例视为普遍现象。例如，尽管工人读者中有特鲁昆这样有文化自觉的读者，但仍然有很多工人读者敬仰高雅文化，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资本欠缺导致的鸿沟并不容易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