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的炉、霞谷的盾和藤树的矛

阳明学在明代中叶的兴起，是思想觉醒与社会变革相互交织的产物。在十五世纪的欧洲见证文艺复兴浪潮引发的思想活力与文化创新时，中国的工商业蓬勃发展，王阳明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理念，建立了一种激发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他主张“人人皆可为圣贤”，“良知”如“万古一日”，不分贵贱地外化为人的“日用常行”。他还提倡“亲民”的理念，主张朝廷应关注百姓的生计与尊严，在“安民”的基础上“化民”。

尽管阳明学因其对既有体制的潜在挑战未能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却成为中国千年文化传统的一座熔炉。它部分熔解了儒家礼学中繁琐束缚人性的部分，融合了佛教与道教对内在修行的关注，锤炼了实践与内省并重的思想精髓，并通过其学生和后学的传播得以体系化、平民化与政治化。

这座思想之炉升腾起的烈焰并未止于中国，而是跨越山海，烧向了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

霞谷的“盾”：融理于气，承道守“心”

朝鲜儒学在接受阳明学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防御与吸纳的双重特质。被称作“朝鲜大儒”的李滉（号退溪，一五0一至一五七0）是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他将“心”视为人类认知和道德行为的核心，主张通过“居敬穷理”进行自我修养，以维护儒家理学的正统性，为朝鲜社会的思想秩序提供稳定支撑。他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持批判态度，认为该学说虽在矫正时弊上有一定价值，但可能导致道德上的放纵，与朱子学所强调的“理”的超越性相悖。因此，李滉明确主张“知就是知，行就是行”，坚守“理”与“行”分立的体系，这反映了朝鲜儒学对阳明学的谨慎态度。

郑齐斗（号霞谷，一六四九至一七三六）是朝鲜中期著名的阳明学者，他通过提出“良知体用论”，实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创新性融合。他强调“气”是生生不息的，心既是气也是理，理气非二。这一观点批判了朱熹“即物穷理”可能导致“心”与“理”割裂的风险，同时吸收了阳明学“心即理”的内在修养与实践精神。在保留朱子学秩序观念的同时，他借鉴阳明学的灵活实践性，构建了“良知”与“理”的独特“体用”关系。他在江华岛秘密发展阳明学，形成“江华学派”，为朝鲜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确立了朝鲜阳明学以“心”为核心的特点；通过对内的修养与对外的调和，增强了其应对思想冲击的适应能力。

进入朝鲜末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国家危机使得阳明学焕发出新的实践价值。朴殷植（一八五九至一九二五）以“大同教”为依托，赋予“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以现代意义。在《孔夫子诞辰纪念会讲演》中，他提出通过依据“本心之明”恢复“心、体之同然”，可以实现“人人同归于仁，天下共享太平福乐”，而这正是“大同教”的宗旨所在。他还曾提倡通过“爱国热心”实现国家独立自主。朴殷植的努力使阳明学从理论学说转化为抵御侵略的实践工具，成为在国族危机中维护民族尊严的重要思想资源，体现出了“盾”的特质。

藤树的“矛”：锐意突破，实践铸锋

阳明学之“炉”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中熔铸出了一柄锐利的思想之“矛”，从社会伦理到政治实践，展现出强烈的突破性和实践性。从中江藤树到明治时期的学者、活动家，他们尤其重视将阳明学的义理向外扩展，试图通过阶层之间的互动，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与诸多行业的行为规范。

十六世纪初，了庵桂悟（一四二五至一五一四）在浙江宁波偶遇王阳明并携《送日东之僧了庵和尚归国序》返日。他虽然未系统研习阳明思想，却为其进入日本留下了火星。进入十七世纪，江户初期思想家中江藤树（一六0八至一六四八）点燃了这团火焰。他受《王阳明全书》启发，将“知行合一”的思想融入孝道，并强调因时、处、位而变通，将阳明学发展为实践性极强的“藤树学”，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奠基者。他的弟子熊泽蕃山（一六一九至一六九一）等人进一步深化了阳明学的社会化应用，强调“致良知”的实践性和职业伦理的整合，为江户时期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思想资源。

钱明认为，同为“实学”，中国阳明学偏向于道德行为之实学，而日本阳明学则偏向于治术技艺之实学；阳明学日本化的过程，实即武士化的过程，也是将心学化的阳明兵学思想或“心外无理”与武士化、禅学化的兵学之道或“心外无刀”相融合的过程。熊泽蕃山是这一交融过程的代表性人物，其思想融入了武士道的尚勇精神与禅学的内省特质，将阳明学的“致良知”思想拓展至社会治理与民众教化。他曾出仕冈山藩并推动改革，开创了“事功派”的实践路径，使阳明学成为武士阶层巩固社会秩序、培养行业操守的工具。江户著名刀工井上真改（一六三0至一六八二）在熊泽蕃山的影响下从“和泉守国贞”更名为“真改”，表明工匠应摒弃虚名，专注于自身本职，追求匠艺极致，通过制刀体现“知行合一”。这种更名与制刀实践体现了阳明学的分量观。

阳明学传到日本后还催生了本土的石门心学。町人思想家石田梅岩（一六八五至一七四四）将阳明学的道德观念扩展至社会经济领域，提出“四民职分平等论”和“商人商业有用论”，这种实践进一步将阳明学扩展至庶民社会，推动了职业伦理和经济道德的重构。到了十九世纪，农政改革家大原幽学（一七九七至一八五八）主张的“性学”直接展现了阳明学的动态实践精神。他将《中庸》里“之”字训读为“ユク”，赋予其“去”“往”的动态意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社会协作的重要性，并创立“先祖株组合”，这被誉为世界最早的合作社。江户末期的“新阳明学者”中，与佐藤一斋、大盐中斋以及佐藤一斋的门人相关的为多，他们以讲学明道来应对国难（岡田武彦：『江戸期の儒学』，明徳出版社二0一0年版）。山田方谷（一八0五至一八七七）生于半农半工之家，在幕末维新之际学习王朱之学后，主张“真知实行”（亦被称为“经济实用学”），提倡“义利合一”，在家乡松山藩发展炼铁业、生产农具、开发特产、推动财政改革并获得显著成效，后还曾引进西式枪阵法。

被视为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先驱的横井小楠（一八0九至一八六九）私淑熊泽蕃山，主张重视亮天工的格物、大胆接受西方文化，提出通过实业发展和仁政实现“天下公共之大道”。他以“知行合一”指导实践，曾在《感怀》中写道：“何以应无穷，灵活方寸中。”展现出阳明学思想灵动而犀利的实践性。曾开“知行合一塾”教化地方子弟的尾高惇忠（一八三0至一九0一）则将实学精神应用于明治维新后第一个官营现代制丝厂——富冈制丝厂——的管理，以“至诚如神”理念进行管理，尊重工人的平等地位，强调技术革新与教育，这一“模范工厂”成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近代日本的三宅雪岭、井上哲次郎等学者参照西洋哲学的理论、形制与方法，或从国粹主义的立场将阳明学重构为“东洋哲学的权威”（三宅雪嶺：『王陽明』，明徳出版社一八九三年版），或强调“日本化”阳明学以国家为本的精神及其陶冶国民道德的功能（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学派之哲学』，冨山房一九00年版）。在这一过程中，阳明学与朱子学、“日本式”阳明学与“其他”阳明学之间逐渐形成了割裂，正如井上哲次郎所云：“武士道的精神就在于实践……它与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一致，这正是称之为日本式的证据。”（井上哲次郎：『武士道』，兵事杂志社一九0一年版）随着军国主义的抬头，阳明学的实践性逐渐被重新定义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行为规范，“致良知”理念被挪用为强调忠诚与奉献的政治教化手段。这一过程过度强调“日本特殊性”和“日本优越论”，割裂了阳明学与其他哲学体系的对话空间，也使其在扩张主义的氛围中被利用为缓解自我认知焦虑与支持扩张野心的工具。

阳明的“炉”：回归本源，锻造新生

阳明的炉、霞谷的盾与藤树的矛，象征了儒学思想在东亚的跨文化再造——阳明学在中国曾实现思想的突破性重塑；在朝鲜，它内化为一种防御性、自守性的道德修养体系；在日本，则被熔铸为锐利的实践之“矛”，既推动社会变革与阶层整合，也曾被利用为简易直截的国家主义利器。

近年来，阳明学在中国大陆的热潮与国际学术界的冷却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钱明所指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阳明学国际热潮已渐趋平淡，这与国际学术重心转移、中国崛起及地缘政治变化密切相关。这种“温差”现象不仅反映出阳明学在国际语境中的新意不足，也揭示了其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表达困境。

阳明学或许已到了“回炉再造”的时刻。只有博采众长、回到本源，才能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焕发新生命力，再度成为思想解放的熔炉。阳明学的核心理念如“知行合一”“致良知”，与现代伦理学、实践哲学等思想体系深刻共鸣。阳明学的思想探索与全球化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度结合。在日本，正如沟口雄三与冈田武彦所言，阳明学的发展历程极为重视“心”的修养；山村奖将此视角延伸到近代，指出近代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依然是重视内在修养的，并持续到当今（山村奨：『近代日本と変容する陽明学』，法政大学出版局二0一九年版）。作为一种可以陶冶品性的教养之学，阳明学要在国际舞台上焕发新生，可以尝试将“致良知”阐释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体责任意识，结合当前的伦理挑战，重新定义其时代价值。阳明学的“民本”思想也可以重新被赋予时代意义，成为探索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阳明学的“回炉”与再造，不仅是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更在于文化载体的创新和国际交流的拓展。比如贵州省的“阳明·问道十二境”项目所串联的阳明文化体验路径和相关网络纪录片的播出。而《牡丹亭》作者汤显祖（一五五0至一六一六）是阳明后学、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主将罗汝芳（一五一五至一五八八）弟子，《牡丹亭》主题思想提倡个性解放、人性自尊亦是阳明学题中之意。在《牡丹亭》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通过相应戏曲、影视等多样化的艺术形式来展现阳明学的哲学精髓，能够有效地吸引包括年轻人和国际观众在内的广泛群体，让他们与阳明学的思想产生共鸣，体会到其深远魅力和现实意义。

吴震认为，阳明学作为一个蕴含各种解释可能与思想张力的系统，具有开放性与多元性，其根本归趣在于由改善人心推进至社会秩序乃至文化世界的重建。要让阳明学重新融入国际话语，应从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角度展开跨文化的重新审视（吴震：《阳明学再读》，商务印书馆二0二四年版）。这正是阳明学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回归故里、锻造新生的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