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在中国

一九二九年秋，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费正清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穿越大西洋航程中“啃完了”原中国海关职员、美国学者马士（Hosea Bal lou Mor se，1855—1934，旧译摩尔斯、摩斯、迈尔士） 的三卷本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Chinese Empi re，（以下简称《关系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途中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阅读关于‘鸦片战争’的部分章节，不由得心里开始有点惴惴不安。”当时牛津大学尚未开设中国语言和历史的正式课程，在费正清看来，“根本不是开始研究中国的好地方”，但那里的环境教会他“不要墨守陈规”，“要像西方在十九世纪所作的那样，主要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了解现代中国”，这成为他“走向中国的最初经验”。

这一经验的最重要来源即为马士。费正清专程前往马士位于伦敦郊外的寓所，拜访这位哈佛前辈、国际公认的“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史学家”，他看到“一位衣冠楚楚、睿智豁达的老绅士”，后者刚完成《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五卷，“这是一部把东印度公司档案材料加以浓缩的著作”。以上经历意义非凡，费正清后来说：“我感到我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亲，或许还是祖父。他告诉我许多有关海关和中国的各种事情，我简直难以全部记住。”（《费正清自传》）

“马士在中国”话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马士在中国度过的职业生涯。自一八七四年他以哈佛毕业生来华，被中国海关录用，先后供职于天津、北京、上海、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处地方海关，一八九六年升为税务司，一九0三年任总税务司统计部秘书，至一九0九年因健康原因退休，定居英国，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时间横亘三十多年，作为总税务司赫德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多项外交活动。有学者很早就指出，以上马士“服务中国的历史”，也构成“他一生学问的背景或出发点”。

二是马士著述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马士晚年产出的几种重要著作，《中朝制度考》（ 一九0八）、《中国公行考》（一九0九）、《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太平天国纪事》（ 一九二七）、《远东国际关系史》[ 一九二八，与宓亨利（Harley F.MacNair）合著]，无一例外偏重于中外商务与交涉诸问题。尤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被后世视作“在中国外交史的撰著方面，最早推动其提高水准的划时代著作”。长期在海外教书的唐德刚，注意到“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他对比同一课目中、西著作，感慨“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甚至说：“就谈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不是个娃娃呢？”（《晚清七十年》）某种意义上，马士著作也可谓一种强大的西学“冲击”，由此引起中国学人多方面的“反应”。本文所言“马士在中国”，即在此端。

“应当把它拿来作座右铭”

《关系史》第一卷（一八三四至一八六0）于一九一0年由上海别发书店（Kelly&Walsh）出版，至一九一八年，又推出第二卷（一八六一至一八九三）、第三卷（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马士本人虽然不能阅读中文文献，但凭借丰富的西文史料、严谨的著述态度，将中国外交史研究推上新高度，“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这部著作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参考书”，深刻影响了蒋廷黻、罗家伦、郭廷以、陈恭禄以降数代学人。马士去世后，知名外交学家、武汉大学教授郭斌佳撰文纪念，推崇其人为“一位博硕的学者”，并给予《关系史》高度肯定：“在博士著作这部书的时候，关于清朝的外交史，并没有一种整部的书籍可以做参考的。所以他就捜集了英美各国的档案以及各种有关系的西文书籍，著成此书。用一人的功力，做这件巨大的事业真有惊人的地方。书中搜罗材料，非常广博。直到现在，研究中国外交史的人，时常要借助于这部巨著。”

着眼于“中国和西洋各国近百年来的交涉”，马士将中国近代史划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冲突时期”，第二期“屈从时期”，第三期“被制服时期”。郭斌佳揭出这种言论是其“观察中国的中心论调”，进而评论道：“这部整个的历史是一出悲剧。直捷爽快地说，西洋各国的地位是帝国主义者的地位，我们所处的地位，简直是殖民地的地位。彼此互相在挣扎，他们要想增加他们压迫的力量，我们力求摆脱外力的束缚。”在郭斌佳眼中，马士这一派是“只认得实际的人，对于中国的观察，立论很严厉，又因为他们本身是西洋人，议论就无形中和他们本国的官商取同一方向”。值得细味的是，虽然马士“论到清末的许多问题，自然不免有诋毁的地方”，但郭斌佳仍相信“博士的言论，确是根据事实而发挥的，如果偶有言论偏激的地方，我们只要想着他的环境，就会明了他的立场，而知道他批评我们的地方并非恶意”，甚而为其若干“学问错误”辩护，以为瑕不掩瑜：“我们如果静心一想，所谓不利于中国的批评实在是语语中的。所以人们往往指斥摩斯学问错误，实在是不对的。亦许在琐碎的地方，叙述失实，或考论的锋芒有时太嫌露骨，但是就大体讲起来，博士对于中国所发的言论并没有错误的地方，并且我们应当把它拿来作座右铭。”

郭斌佳将马士与另一位当年去世的“西洋博学之士”马丁（WilliamMartine）并论，后者“目光比较阔大”，以“世界文明”为立论前提，主张“国际合作”，“对于中国的态度就要乐观得多”，他总结说：“摩斯是保守，马丁是进步的。马丁教授的主张根本上和蒲安臣相同，而摩斯的见解则和一般保守的商人教士一样”；“马丁教授的进步的言论，可以作我们努力的南针，同时摩斯博士对于我们的批评，更可以使我们猛省”。（《纪念马丁与摩斯二先生》）

以上观念，似为蒋廷黻、陈恭禄等受西学影响的一代学者所共有。有论者指出，蒋、陈诸人以中西关系为中心， 以近代化为主题来建构他们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这套中国近代史话语， 就其语源来说， 主要来自马士的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王家范讨论陈恭禄、萧一山笔战时，以为陈的科学史学观念“受蒋氏影响，属同一系统”（《萧一山与〈清代通史〉》）。就学术谱系中的位置而言，蒋廷黻有海外留学背景，在国立大学执教，陈恭禄则出身教会大学，距离较远， 所谓“同一系统”，主要应就理念接近而言。凡重视“原料”的史料观，“历史化、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旨趣，以及在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时那种“反求诸己”的心态，都是二人观念契合的表征，尤其对于马士学说的吸收和发挥，在各自著作中均极突出。

当然，马士更正宗的学术继承人还在海外。余英时论及影响费正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三个最重要人物，马士是第一个（另两位是拉铁摩尔、蒋廷黻），正是在马士直接影响之下，“费正清决定研究海关的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费正清与中国》）。一九五三年，费正清在修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四）》，卷首表达对马士的“感恩与怀念”——“尽管他生活的时代跨越两个世纪，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时代与中华帝国的覆灭，然而，他的历史著作避免了当时西方人在通商口岸严重的沙文主义。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怀有严谨、公正、准确陈述事实理念的学者。对我而言，如同其他入门者一样，马士为我们提供了莫大鼓励和博学的忠告。而他的著作则为我们微不足道的贡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费正清通过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一代雄主”，开辟了东亚研究“帝国”的广阔疆域。一九九一年去世时，“他所留下的未完成之作，乃是存放心中将近六十多年的马士传记”，后来由其门人完成《马士——海关税务司和中国史家》（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一书，“后记”写道：“马士在被忽视的历史研究领域认真地训练出了一个士兵——费正清，但是费正清在这一领域建立了一支完整的军队……马士对于中国研究的持久贡献就是他自身的学术再加上一个费正清。”

“看见一件事的半边”？

关于马士学说的渊源，郭斌佳总结说“博士观察中国，可以说完全用着海关上外籍职员的目光”，“博士结交的朋友，大都是英人，学问的来源，亦大都从英国方面得来”，以上两点“定夺了他的思想的途径”。事实上，马士着手写作《关系史》之际，“最初的念头就是想使赫德爵士和他所组织的那个伟大的中国海关成为全书的核心，并且就拿他们作为线索来编写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历史”。虽然赫德在一九0六年给马士的回信中用了“车轮上面的一只苍蝇”这样表现个性的“谦逊字眼”，但明确指引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途径——“我的名字和经历或许可以做成一种适当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你把中国的以往五十年的国家生活中的作为和运动，以及她从闭关和排外向着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将要承认是世界强国和势力的那种演进，作成合理的、逐年的和艺术化了的分类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到的。”

也就是说，以赫德为中心，马士可以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世界的发展连接起来，外部不会只看到“排他性”和“自我局限”，反而看到中国自我提升的决心和重新走回世界的动力。马士生前未能直接利用赫德日记，但《关系史》确是“从能够利用到的书信里摘出来的赫德爵士的评论逐点加以说明的”，而且这一事业为费正清及其后学所接续，通过赫德一手史料的整理、编纂、校注及出版工作，从而构建一整套“近现代中国史观”。有学者循此学术脉络，揭出西方三个世代的历史学者接力从事所谓“赫德工程”，而中国方面自蒋廷黻以降一批学人也“都间接或直接参与了‘赫德工程’中的一部分”。

不过，蒋廷黻之于马士史学的姿态，吸纳而外，更有挑战的一面。他承认就英美两国的材料来说，《关系史》是“无懈可击的”， 但也有明显缺点：“事实上，仅凭两国资料是写不出杰出的外交著作的。因此，莫斯的著作观点是片面的。我想根据中国书面资料，来研究中国外交史。”（《蒋廷黻回忆录》）关于“外交史研究”特性，蒋廷黻有一著名论断：“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 不分中外， 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他不以“蓝皮书史学”（或“通商口岸史学”）为满足，立志改变此前“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证据来撰外交史”的研究状况，受惠于民国二十年代清宫档案陆续开放，得以参用中、西材料推进研究，乃至发出“《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之豪语，而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相继刊行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便是践行其学术理念的硕果。

无独有偶，罗家伦也曾“把法官断狱来比方史学家著史”，以为“一件案子的两造、三造，甚至若干造必须一齐问到才是”，“断没有仅看一造的口供，就成立定谳之理”。他对“外国文字的材料”持开放态度，但明确表示：“研究中国史，当然中国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史不能及中国学者的地方，就是中国学者运用中国材料，比较便利、比较丰富。”此处“外国汉学家”，所举的一个显例即马士：“如H. B. Morsce虽然参考了许多西洋的材料，但是对于中国材料，便无法用以佐证。无论他如何精细，但是他运用的材料，只是使他看见一件事的半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

不止于材料，罗家伦也意识到汉学家“立论有他们的眼光”，故提示“翻译的时候，最好加以考订”。稍后陈恭禄在评论马士与宓亨利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时，已具此“考订”精神，并能举出实在证据。该书民国前部分的材料与立论多据《关系史》。陈恭禄揭露“本书之纰缪甚多”“全出于牵强附会，其病在不知中国史料”。马士记述义和团事变中“拳匪在京之活动，朝廷之情状”，引据《景善日记》，陈氏考证其说“实则全不足信”，“著者本于此种误会，所叙情节既不合于当时情状，又多诬枉之辞”。《景善日记》后来被证明系英人白克浩司（E.Backhouse）“伪造”，陈恭禄早有见于此，不可不谓先见之明。他批评马士“固不能参看中文书籍”，“马克莱尔（宓亨利）于重要史料发表之后，尚抄袭其错误，虽曰不能利用中国史料，而固不能避免责任”，在所谓“原料”的重视程度上，绝不亚于西方汉学家，至于对所用材料“考证其真伪”一层，似已突过之。这篇书评也流露了民国史家与西人竞胜的一种心理：“评论其错误，目的在督促一般著作家利用可信之原料 （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不必率尔操觚，外人研究中国外交史者，非能读原文史料，不必著作，顾今外人多不可能，此书尚有存在之理由，吾人倘仍信其错误，则可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