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独特的“助译者”

一

十九世纪初，随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新教传教士浮槎来华，中国沿海和南洋地区曾经活跃着一个“助译者”群体，或曰“秉笔华士”（Chinese assistants）。这批文人在士人圈子中地位不高，多未考取功名（或仅为秀才），但对中国古代典籍较为熟稔，常以助手身份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或编纂词典，在近代中西跨文化传播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其社会地位颇为尴尬：传统士大夫视其为附逆洋人的异类，嗤之以鼻；传教士则以宗教信仰画线，亦不视其为教内“弟兄”（少数皈依者除外），而仅仅是雇来帮忙的“助手”而已。故此，汉译《圣经》大都只独署传教士之名，“助译者”们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好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能留下。

在这些所谓“助译者”中，拉沙（Joannes Lassar，又译拉撒、拉萨尔）则是一个少有的例外。各种介绍新教汉语《圣经》的书目里，其名字通常列于英国赴印度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之后，被视作马士曼的重要助手与合作者，共同翻译了第一部汉语《圣经》。

但长期以来，有关拉沙的生平，始终是云山雾罩，神龙见首不见尾。由于第一手材料的缺乏，很难追踪其生活经历及译经过程的细节，也很难见到他自己的发声，他基本上是作为马士曼的配角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甚至连拉沙究竟卒于何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只知道他大概逝世于一八三五年之前，那年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曾经报道：“我们曾在某处看到过拉沙先生的讣告，但却记不起确切的地点和时间了。”

依据零星记载，我们大致知道：拉沙于一七八一年出生于澳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商人家庭，家境优渥，雇有一男一女两名中国仆人。拉沙自幼便跟随这两名仆人学习华语，耳濡目染，已能沟通无碍。及至十三岁，又受父命前往广州跟随两名华人老师分别学习粤语和官话，对后者尤感兴趣。成年后，拉沙一度受聘于澳门葡萄牙当局，负责翻译与清廷之间的官方往来文书。可能正是由于这些早年经历，拉沙曾被称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a nat ive of China）。后来，拉沙又转而经商，自澳门运送了数百磅茶叶前往加尔各答出售。不巧恰逢该年印度茶叶价格暴跌，拉沙的生意亏损严重，在狼狈不堪时有幸结识加尔各答威廉堡学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副院长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1766-1815），转为从事中文教学和《圣经》汉译，命运由此彻底改变。

然而，毕竟有关拉沙的资料十分有限，且多是来自马士曼、布坎南等人的二手资料，因此，拉沙的生平行事仍有许多疑窦，至今未解。

一是拉沙作为一个亚美尼亚商人的后裔，为何与中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其实这同长期定居澳门的亚美尼亚族群历史密切相关。十六至十九世纪，澳门的外国人中，除作为主体的葡萄牙人外，尚有许多来自欧洲和中亚的外国人，其中就包括亚美尼亚人。有文献记载，拉沙的父亲即于一七八一年（拉沙出生那年）携妻从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移居澳门，从事英属印度与澳门之间的贸易，并因此而致富。马士曼曾提及，拉沙在加尔各答有一些很富有的亲戚，基本上都是做生意的。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拉沙后来要前往加尔各答销售茶叶，在他看来，有亲戚作为奥援，加尔各答应当是一个很有机会致富的地方，只是最终天不遂人愿罢了。

二是拉沙究竟是何时来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大致有两说：一为一八0四年，一为一八0五年。甚至也有记载认为拉沙早在一八0二年便离开了澳门赴加尔各答经商。拉沙是何时到达加尔各答并拟被聘为中文教授，直接牵涉他到底是在哪一年开始将《圣经》译为中文的，因此，应当有个确切的说法。综合多方资料，大致可以断定，拉沙是一八0四年为推销茶叶，搭乘货轮从澳门来到加尔各答，并于当年结识了布坎南，后者有意聘请拉沙担任中文教授，为汉译《圣经》预做准备，但正式聘请拉沙，则应是一八0五年稍晚的事。也正是在该年底，布坎南将拉沙介绍给马士曼，开启了二人长达十五年的合作汉译《圣经》的历史。能够证明拉沙系于一八0四年来到加尔各答的关键证据，是一八0六年八月二十日马士曼在写给恩师瑞兰德（John Ryland）的信中明确提到，“约二十三岁那年，拉沙的兴趣转向了商业，他的同胞们多在经商中大获成功。他搭乘一艘载有好几百磅茶叶的货船自澳门抵达加尔各答”（J. Marshman to Dr. Ryland，Aug. 20th， 1806）。拉沙出生于一七八一年，他二十三岁那年应正好是一八0四年。

二

威廉堡学院拟聘请拉沙为中文教授，是希望他能将《圣经》译成中文。而且，最初在马士曼还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只能是由拉沙自己单枪匹马地翻译。

拉沙究竟何时开始汉译《圣经》？根据海格斯（John R.Hykes）开列的新教中文《圣经》翻译顺序表，拉沙最早是于一八0四年节译过《创世记》和《马太福音》，但仅仅是几页样稿（John R.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6， p.2）。有关这几页样稿的来源，推测有可能是一八0四或一八0五年布坎南拟聘请拉沙担任威廉堡学院中文教授时，作为尝试，让他从亚美尼亚语《圣经》转译成中文的。

不过威廉堡学院聘任拉沙为中文教授却并不顺利。当初约定其薪金为每年四百五十英镑，后却因该学院扩展计划受阻，拉沙的薪金并未落实，遂于一八0六年初变通为以布坎南私人资助方式，将其派往塞兰坡（Serampore）从事中文教学及汉译《圣经》。约在一八0七年，拉沙便以亚美尼亚语《圣经》为底本，初步译出了《新约》中的第一章《马太福音》。据海格斯的说法，有两个版本：一是一八0七年拉沙手抄本；另是一八0八年孟加拉工匠用雕版工艺印制的木刻本。关于前者，布坎南在其《亚洲基督教研究》一文中有明确说明：“一八0七年，一本中文的《马太福音》寄送给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由兰伯斯宫图书馆（the Lamberth Palace Library）收藏，这本福音书是由拉沙所翻译，并用漂亮的字体亲自抄写。”

而就在几年前，伦敦兰伯斯宫图书馆收藏的拉沙一八0七年中文《马太福音》手抄本终于被日本学者永井崇弘所发现。据笔者所获该手抄本复制件，可以确认系拉沙用毛笔抄写，中文题名《嘉音遵菩萨之语》，共一百二十六页，扉页有布坎南亲笔书写的赠送题签。这应是目前所见新教最早的《圣经》单册中文译稿。这部手抄本的发现，在新教《圣经》汉译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拉沙在没有参照任何其他《圣经》中译本的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力译出的，尽管翻译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但其原创性却无可替代，可借此观察中国文人最初是如何运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来诠释《圣经》的。譬如，拉沙初译《圣经》时的许多词语，便来源于佛教和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典型如将“圣徒”（saint ）译作“菩萨”或“佛者”；“圣灵”（Holy Ghost）译作“神魂”；“教堂”（church）译作“庙堂”；“地狱”（hell）译作“阴间”或“阴府”；“牧师”（priest）译作“禅师”；等等。

至于拉沙所译《马太福音》一八0八年中文木刻版，迄今未见。学界熟知的拉沙中译本有两个早期版本（均为木刻本）：即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一八一0年版《马太福音》（中文题名《此嘉语由于（口+孖）（口+挑）所著》），以及分别藏于剑桥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八一一年版《马可福音》（中文题名《此嘉音由（口+孖）（口+挑）所著》）。 相较一八0七年手抄本，这两个译本总体风格上并无大的变化，均采用文言翻译，书中人名、地名、基督教神学专名等一如既往地生搬硬造，以致不堪卒读。但若仔细对照译文，则会发现若干颇堪玩味的细部变化。如书名上，一八一0年版和一八一一年版都去掉了“菩萨”称谓；章节结构上，按照《圣经》编排习惯，开始以“章”代替“编”（不完全），将“节”号标记于每页顶端，以便查找经文；文体上，“深文理”（文言）色彩更加凸显，如将“不胜烦恼”改为“懂然栖惶”，将“亦同怒也”改为“无一不恼懊耳”，如此等等。更为显著的变化，则体现在基督教神学用语使用上，如将原先译得很难懂的“下水”（baptize 或baptism，“施洗”“洗礼”）一词，改译成“蘸”或“蘸淬”，强调受洗过程中“浸泡”的含义（后又被其他浸礼会传教士改译为“施浸”或“浸礼”，沿用至今）；又如将佛教用语中的“喃经”改译为“诵经”，使之更易于理解基督教“读经”（Biblereading）与“祷告”（pray）的含义。

三

上述变化，尤其是神学用语方面的变化，估计多少同马士曼的介入有关。因为一八0九年左右，在跟随拉沙学习了三年汉语后，马士曼的中文水平已有显著提高，不仅将半部《论语》（前十章）译成了英文，还撰写了《论中文之汉字与发音》的专题论文。根据马士曼本人的书信和日志，他在一定程度上已开始参与《圣经》的汉译，以其丰富的西方语言和神学知识，为拉沙的译经把关。这可能也正是一八0七年版《马太福音》尚仅署拉沙之名，而一八一0年版《马太福音》和一八一一年版《马可福音》则同时署马士曼、拉沙两人之名的原因。

就马士曼、拉沙合作译经而言，一八一三年《若翰所书之福音》（即《约翰福音》，系最早采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籍）的出版，构成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分水岭。

此前，主要由拉沙依据亚美尼亚语《圣经》翻译的《马太福音》（一八0七、一八一0年版）和《马可福音》（一八一一年版）均很难释读，文不通、理不顺之处比比皆是。但自一八一三年版《 若翰所书之福音》开始，马士曼和拉沙的翻译水平突然有了明显提高，甚至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不仅文笔忽然变得通顺流畅，而且人名、地名和神学专名也多半与以后通用的汉译名相一致起来。如“嘉音”“嘉语”改译为“福音”；“意稣”改译为“耶稣”；“ （口+记）（口+利）（口+时）喥”改译为“记利斯督”；“咽”改译为“若翰”；“天主”改译为“神”；“神魂”改译为“圣风”；“噫（口+路）唦啉”改译为“柔撒冷”；等等。

为何短短两三年间马士曼、拉沙的译文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呢？原因之一，乃是因为马士曼在一八一0年左右收到了马礼逊寄给他的天主教白日升（Jean Basset，1662-1707）《新约》译稿的抄本（中文名《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正是这部出自天主教的早期译本，不仅使远在中国的马礼逊，也使在印度的马士曼和拉沙跨越了语言的鸿沟，能够更准确地将《圣经》里的人名、地名和神学专名转化成中文表述。《圣经》汉译史上天主教对基督新教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除得到白日升译本作为参照外，影响马士曼、拉沙译风丕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从一八一一年左右开始，塞兰坡《圣经》汉译改变了过去主要依赖拉沙独立译经的状况，更多具有了“合作译经”的色彩，其译经方式和文本追求都有了明显变化。首先是《圣经》汉译的底本，已从拉沙依据的亚美尼亚语《圣经》换成英文《钦定本圣经》（KJV），同时参照希腊文《圣经》及白日升《新约》汉译本进行修改和润色。对此，马士曼在一八一三年致瑞兰德的长信中有明确说明：“如同我已告诉您的那样，翻译的第一步，是拉沙坐在我身旁——日复一日地，将英文《圣经》译成汉语，其间也会用到他的亚美尼亚语知识……这时我会手持格里斯巴赫希腊文《圣经》，逐节诵读中文的译文——有时仅仅提出建议，有时会提出不同意见”。

第三个原因是已具备一定中文水平的马士曼开始具有更大的主导权，有时甚至亲自动手将英文《圣经》译成汉语。如一八一二年十一月，马士曼写道：“已同拉沙两次核对过《约翰福音》中的前六章，逐字逐句依据希腊文本进行修改。”他还在一位中国助手的协助下，利用《康熙字典》亲自翻译了一千多字，“其中有五分之四的内容没有咨询过拉沙”，完全是独立翻译。他坚信，如此不出三年，便“可将《新约》全部译成中文”（J. Marshman to Mr. Fuller， Nov. 23rd， 1812）。

职是之故，一八一三年《若翰所书之福音》的出版，实则暗含两重转变：一是从过去相对独立的“自主型”翻译，向借助于天主教译本的“外助型”翻译转变——后来还参照了马礼逊《新约》译本；二是从过去主要由拉沙个人翻译，转为由马士曼主导的分工协作的合作翻译模式。伴随时间的推移，这两重转变逐步构成塞兰坡《圣经》汉译的传统和特色，也是其能够率先于一八二二年首次将整部《圣经》译成汉语并出版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