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乱之书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周作人作文《〈思痛记〉及其他》，刊于同年五月十日《谈风》杂志第十四期，未收入自编文集。此文开篇写道：“中国近世的丧乱记事我也曾搜集一点来读，可是所见很不多。”随后列举了道光壬寅“英夷”犯江南，有上海曹静山的《十三日备尝记》，丹徒法又白的《京口偾城录》，杨羡门的《出围城记》，朱月樵的《草间日记》等；又列举太平天国的相关记载，有山阴陈昼卿的《蟊城被寇记》，会稽杨华庭的《夏虫自语》，鲁叔容的《虎口日记》，强调这些书都是关于绍兴的，而李小池的《思痛记》则是关于江宁句容金坛一带，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一也记江宁破城事。以上诸书，周作人说他“最有情分的要算是《思痛记》了”。随后写他买有此书三次的经过，并强调说：“我看这本书前后凡四十年，大有韦编三绝之概，每看时或不看而想起时辄发生许多感慨，因为太多而且深切了，所以觉得无从说起，只好不说。”又说这本书的内容，他无法做文抄公，应该整本读下去，并希望有“志士仁人”出资刊印，认为此书可以与《扬州十日记》和《南渡录》相媲美，且认为这三部书值得合刻，“给中国人读一遍的”。

有趣的是，四月十三日作文《〈思痛记〉及其他》，同年六月一日的《青年界》十二卷一号刊文《四月十四日》，也就是作《〈思痛记〉及其他》第二天的日记。此日的日记写得颇有意味，上午写其给《谈风》社寄关于《思痛记》的文章，下午则写他得杭州拜经堂书店寄来的《西湖梦寻》五册。一天中涉及两本书，都是他十分看重的，故而此日的日记尤为特别。而上午写他寄 《谈风》 社谈《思痛记》文章之后，又记了一件事，读来更是意味深长：“得仙游陈啸高君来信，云将为其族人丙中立纪念堂，嘱为文并书额。丙中系燕京大学旧学生，在校时常晤谈，文章思想均好，十五年投国民革命为仙莆属政治检查员，次年四月死于清党之难。当时在《语丝》上曾说及此事，倏忽十一年矣，感念今昔，能不怃然。字不能写，文颇想写，但不知如何下笔。至哀极乐，文不能达，不如弗作；其次情意虽本可达而笔不能符，则亦难免失败，余于此未能自信也。”上午的日记又记了一件看似并不重要的小事：“宋君来访，赠雨花台小石子及小白瓷盘。”南京的雨花石，有很深的佛教寓意，不知周氏是否深藏自己的这番寄托呢。

日记记叙的《语丝》文章，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刊于《语丝》第一五一期的《怎么说才好》，其中写到他在《世界日报》上看到湖南省考试共产党的新闻，又谈他听闻的东南清党时的虐杀行为，周作人说：“这些故事压在我的心上，我真不知怎样说才好，只觉得小时候读李小池的《思痛记》时有点相像。”这里谈到的清党之难，其中就有他在燕京大学的旧学生。他说自己读晚清陈锦论太平天国的诗，对同情太平天国妇女的态度很是欣赏，以为“诗虽不佳，但其论是非不论顺逆之仁恕的精神却是甚可佩服的”。由此，他十分厌恶“中国人特嗜杀人”的劣根，并沉痛地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乱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 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必不如此，但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绝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

一九四0年四月十八日周作人再作短文《〈思痛记〉》，后收入《书房一角》。此文开篇写道：“李小池著《思痛记》，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 于今已四十余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周作人写作此文，契机是在前三次得书的基础上，又新增一册，此本之特别在于有光绪十三年黄思永序文一篇。周作人读此序文后写道：“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黄氏自称固身遭大痛而未忍言者，序云，今读是编，语语酸楚入心坎，不觉旧痛触发，涕泣交流，良可悲矣。”又说自己过去读《虎口日记》《夏虫自语》《乱后记所记》等丧乱之书，都不甚奇，只有这本《思痛记》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随后他又写自己对此书的珍爱，收藏四册，“本意拟分给他人，惟解者不易得，故至今未损一册”。又写：“前曾借给胡适之君一读，不知其印象如何，当时不愿追问，适之亦是识者，想亦以此不曾给什么回答也。”这里写他对于胡适，也只是借其一读，而胡适作为高明的人， 却没有对他进行回应，故而颇感一些寂寞，因此也就有了他后来不再有“分给他人”的想法了。

周作人屡屡称赞的《思痛记》作者李小池，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此君清道光二十二年（ 一八四二） 生于江宁，咸丰十年（一八六0）被太平军所掳，充“司笔札”，管粮食收发。同治初，遁至上海，追忆太平军中生活，撰《思痛记》二卷。后赴英人戈登军中办理文案。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被宁波海关税务司、英人好博逊（H. E. Hobson）聘为文案。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赴费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来去环行地球一周，归来后写成《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书中对美国邮政做了详尽的记述，并建议开办中国邮政。李小池的见解得到了李鸿章的赞许。一八八五年，在葛显礼主持下，他将英文《香港邮政指南》译成汉语，同时又拟写了《译拟邮政局寄信条规》。《思痛记》之外，《环游地球新录》和《鸦片事略》两书亦颇有名，但对于《思痛记》周作人尤为青睐，屡屡作文提及，《鸦片事略》也有专文介绍。对于前者，钟叔河编选的“走向世界丛书”曾收录，而后者近年来亦有整理出版。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刊于《宇宙风》十七期的《谈鸦片》，开篇写到戊戌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 江宁李圭小池撰，洋一角。”对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这次购买此书的日记记事，周作人亦多次作文提及。在《谈鸦片》一文中，周作人写李小池于咸丰庚申被虏，“在长毛中凡三十二月，此书即记其事，根据耳闻目睹，甚可凭信，读之令人惊骇，此世间难得的鲜血之书也”。又说他民国十九年八月曾在卷头题字：“中国民族似有嗜杀性，近三百年张李洪杨以至义和拳诸事即其明征，书册所记录百不及一二，至今读之尤令人悚然。今日重翻此记，益深此感。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乎。”对于《思痛记》中令人悚然的杀人记录，周作人在《〈思痛记〉及其他》中强调他无法抄录此书：“单抄出几节杀人的记事也不是好方法，这岂不是与节抄《金瓶梅词话》的淫事相似么？”他说《思痛记》所记杀人事很可观，自有原书在也，并再次强调此书须得是全读的，部分的选抄不适宜也没有用。实际上，在一九三五年九月所作的《关于活埋》一文中，便抄录了一段李小池所记咸丰十年七月间金坛所见的十分残忍的杀人事。

一九四0年八月周作人作文《蔡文姬〈悲愤诗〉》，由蔡文姬诗中第一章的乱中惨状，诸如“斩截无孑遗， 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 马后载妇女”等句，发出感慨：“董卓之乱至今已历千七百五十年，但读此诗似无甚远隔之感，仿佛才如百年前事而已。太平天国之役去今不过八十年，其时情形恐未必有异，记录留存，今尚不少，亲历惨痛，而记述最详者，或当推李小池的《思痛记》， 其所言悬男头载妇女之状，何其与《悲愤诗》相似，所不同者唯易韵言为散文耳。我们读此等诗文，固然第一为作者个人悲哀，但此事民族的悲剧，受害者其不知凡几，有一二人独能发为音词留在纸上，则虽是个人的说话，实乃代表无数人的苦痛，对于此第二点又不能不表示尊敬，此盖近于献给为公众幸福而横死者之一种尊敬矣。”

周作人所想表达的，其实是更深层次的意见，中国历史上的丧乱之事“不知反复若干次”，若只是留下记录而“读之徒增叹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唯有能惧思者，即是关心国家民族的事的，觉得不能放过，此正如摸背上痛疮，因只苦楚，乃可望治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