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笔处与无字书

黄裳因藏书事业、杂文笔法而广为人知，但其作为史家的一面少有论及。其“文章”内外，还有“史识”。一九八八年，黄裳的《笔祸史谈丛》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初版，后经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丛书收入再版，旧书新刊。《笔祸史谈丛》收有一系列谈清代文字狱、禁书的杂文，虽不免讥弹时事，但其中抽丝剥茧、入于心曲者，亦足称精当。这些带着“血”的无字书，与“墨”未干的停笔处，构成了一条阅读历史的线索。由此呈现的“阴面”的历史与并不“淳厚”的古人，或许能够提供在“现代”理解“中国”历史的另一个向度。

文字“罪”如何“罚”？

黄裳谈文字狱，首取雍正一朝，除《清代文字狱档》外，亦兼采《大义觉迷录》。清代的文字狱，盛行于乾隆时。但这仅仅是以数量而论。就程度而言，雍正“出奇料理”的手段之恶辣、精细，后人大概望尘莫及。曾静投书案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三处：一为满汉之间，汉臣岳钟琪每次审问逆犯，都要满洲大员随公陪同，雍正亦深悉此意；二为君臣之间，雍正赌咒设誓，收买臣心，岳钟琪更是“感泣悚惶，惊喜交迫”，要百叩恭谢以待“君父”；三为官民之间，雍正、岳钟琪一面要挟，一面引诱，终使所谓“忘命闵不畏死之徒”欣然招供。黄裳在《雍正与吕留良》一文中，对这三处均有评议：在满汉之间，以为曾静投书一案中，雍正得位的资格问题，“到底还是次要的”，首要的问题在于夷夏之防。雍正将少数民族问题说成籍贯问题，在当时是不得已。举出圣经贤传，说明天下有德者居之，并且指天发誓，“挥泪书此”，又更加说明其“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在君臣之间，以为无论雍正的大灌米汤，还是岳钟琪的撇清嫌疑，都反映着“君臣之间的猜疑、危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与合流”。在官民之间，则以为破格宽恕现行的曾静而严惩死去的吕留良及其宗族，其实是看出了“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的行动尤为危险”，结社讲学，俨然为一方宗主的吕留良不过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靶子，一个“通盘政策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治的契机”。

然而，对于这些“文艺政策”，文字狱也只是消极的一面，编书定本，则又是积极的一面。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著作无不取舍，有涉金元之处者皆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说“七经”“二十四史”，就连和尚的语录也不放过。清朝君主以“稽古右文”之名，行统一思想之实——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也是文字“罪”的一种“罚”。

黄裳这些有关笔祸、禁书的闲谈，固然零散，但就“观风察俗”的方法而言，又始终如一。他的谈版本、讲权术，所重均在文字背后的世情与人心。在这一点上，他并未脱开“书生论政”的老路。不过，他的史论、政见少有迂阔之言，究其缘故，或在以实然而非应然理解政治，理解政治中的人。他想要提示的，毋宁说是一种在名实之间，有关世俗人心的读书法。但是，无论《清代文字狱档》还是《大义觉迷录》，材料的编纂、出版都具备官方的背景，虽不可为“正史”，也难脱窠臼。在此之外，民间还存有大量的野史、方志、笔记，这些历史资料要么归入长期被史家忽略的集部书，要么以题跋、插图等各种形式散落四处，话里的停笔处，还得接着话外的“无字书”。

解“人弃我取”之书

黄裳买书，用的是“人弃我取”的方针，这样做一则为免去高价的麻烦，二则为其数量往往巨大，新鲜的书本出现的机会也就更多。其中占据最大比例的就是不为人所重的“集部”书，尤其是非“名人”的作品。选取集部作为“史料”，其实有悖于治史的惯例。《通鉴》编修就不载文人，“诗赋等如止于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直删。所采文人之文，亦不过辟佛、论兵等“有用”之文。以集部入史，其实是“近代”以来史观变迁在资料上的一个反映。

以甘泉林苏门所撰诗集《邗江三百吟》（嘉庆刻本，十卷）为例，黄裳特地举出一个有关江淮俗语“一丈青”的注释——《红楼梦》写晴雯用来向小丫头手上乱扎的就是这“一丈青”。曹家在南京、扬州前后住了几十年，曹雪芹习惯使用江淮方言是毫不奇怪的，未必一搬回北京就上下一律改说“官话”。但曹雪芹的籍贯向来纷纭，说的是官话还是江淮俗语，就难免有涉著者的“把柄”了。从方言、俗语出发，为史所无者进一解，黄裳眼光确有独到之处，结论反而是其次的。

诗集之外，题跋、书印中亦有风俗人情。明代苏州吴方山藏有《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卷中的五行手跋就被黄裳作为明人藏书风气别于清人的一个例证。明人藏书仍重“当代”文献，清初却一味好古，昧于掌故，风气的变迁、政局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更为典型的是明人祁骏佳留于《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的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 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即浙人祁承（火+業），号夷度，为“澹生堂”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祁彪佳之兄。祁承（火+業）有藏书印，记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可谓爱书如命，有藏书“癖”，甚为贪惜。后祁氏诸子佞佛，曾散尽藏书，故称“不肖”。此时的“辛亥”即是指一六七二年（康熙十年）。乙酉年（一六四五）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殉国。祁家诸子图谋光复，后被告发，家破人亡，“澹生堂”藏书亦就此散佚。祁骏佳佞佛尤甚，此处的“淡话”却有隐痛，家族兴亡、世运推移系于一藏书题跋之中，这也可以说是祁家的“桃花扇”了。这些人弃我取、经籍不载的“无字书”里，竟然如此血肉淋漓，所谓有关书的“闲话”，怎么看好像也不够“闲”。

再说“闲”话

说起用笔如舌的“闲话”，向来以为，要“既有humor（ 滑稽） 也有pathos（ 感愤）”（厨川白村），政事流言，书评旧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绝非论说的文章。后人称为“美文”也好，诋为“小品”也罢，总之还是“闲话”，要的就是“闲”——或者说，不至于头痛。无论其絮语兼批评、滑稽与感愤、追怀或时论，都不过“闲话”而已。

但是，问题便在于这说话的语境。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界连续推出一系列“以小见大”的丛书，由于选题广泛、篇幅短小、书价低廉，颇受读者欢迎。黄裳书话的流行正是在这一时期。《笔祸史谈丛》亦是“大家小书”丛书中较为流行的一本。可以说，近于“小”而远于“大”，亲于“闲”而疏于“紧”，成为这一时期写作、阅读、出版上的风气。

既然这书话“闲”谈了文字的罪与罚，又谈了野史的血与泪，一个曾经蔚然成风的“闲话”传统“传”倒是传了，但纸面上和肚子里完全两样的“英雄”们的心（《榆下说书》），却未必能成“统”。此种“闲话”，倒更像是为了免于方巾气的教训，想要随便说说“阴面”的历史，说说这几千年的“衣钵”与无师自通的“法门”：一种被现实中的人“默会”的知识。古籍、时文的删削定本，“诲淫诲盗”之书的查封被禁，最终变得像要对今人的思维进行训练。

这样的“闲话”，恐怕只能在“新时期”逐渐失重。“闲话”，只要得其“闲”就可以，甚至还可以从古代就“闲”起。面对着新的也更为高速的生产节奏、效率，无论曾经多么长久、深沉的历史，最好“短”到能够慵懒而又舒适地阅读为止。“闲话”流行的背后，其实是阅读的耐心的流失——哪里听得进什么“pathos”（ 感愤），要的不过是可以随意择取的“humor”（ 滑稽） 罢了。黄裳或多或少的峻急一面，也就自然掩蔽于随便的趣味之中，就算看到也不愿“闲话”多谈了。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已经死去，也并未自视可以赖文字存活的读书人而言，被“趣味”屏蔽的一面， 也是一种历史的教诲。历史中的停笔处与无字书，一到书斋，从来就难免“说不成话”。所谓“郁郁黄花皆是法身”，设若并不总是能忘情于咿唔，这字里行间的读书法，未必不能成为参破“一切皆有可能”的禅。这杂文中的血泊与斗争，或许，也就并不断绝于“现代”了。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北京出版社二00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