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为加强都江堰管理首设“堰官”的意义

摘 要：对都江堰的维护，诸葛亮最有护堰之功。诸葛亮在都江堰管理上的突出贡献，就是最早以国家的名义，建立起一整套具有典范性的工程管理制度，这成为后世管理都江堰的卓越范本。

关键词：诸葛亮；都江堰；堰官；护堰

关羽失荆州后，刘备倾蜀汉国力讨伐孙吴，结果是“夷陵惨败”并病死于白帝城，蜀汉元气大伤。接过治国之权的诸葛亮“开府治事”，惨淡经营。为逐步增强国力，诸葛亮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如与孙吴重新和好，平定南方叛乱等；还有一项就是为加强都江堰管理首设“堰官”。关于诸葛亮首设“堰官”，许多论著都对其进行过阐述，但对其重要意义似乎认识不够，故特再予以论述。

一、都江堰对蜀汉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农业发达，社会基础才能稳固，经济才能发展，国家实力才能不断提升。诸葛亮早年饱读经典，对社会形态有充分的认识；又曾在隆中“躬耕陇亩”，深知农业是富国强兵之根本。为尽快巩固蜀汉政权，恢复和发展蜀地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始终坚持“务立其本”，提出“务农殖谷，闭关息民”[1]，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在蜀地要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对都江堰的管理和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是一个完整、科学并且极具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它正确处理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泄洪道、宝瓶口引水口这三大主体工程的关系，使其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巧妙配合，浑然一体，形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联合发挥分流、泄洪、排沙、引水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水不淹，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不仅消除了水患，而且其自流灌溉的方便极其有利于农业生产，使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2]，适应并满足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成都平原在短期内便跃升为秦国的重要粮仓，巴蜀真正变成了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战略要地，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在秦末暴政及楚汉相争时期，都江堰又发挥了稳定蜀地、稳定统治的巨大作用，帮助刘邦重新造就了统一、强大的汉王朝。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都江堰就没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成都平原，也就不可能有蜀汉的稳定，所以诸葛亮对都江堰的管理特别重视。

《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3]。《水经注》的这条记载非常重要，说的是在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即将进行第一次北伐。他深知，由于曹魏多年的经营，北方实际上已经比较稳固，北伐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可能需要较长的时期；在北伐期间，稳定后方很重要。他深知都江堰乃“农本，国之所资”，于是，对都江堰采取了重要措施，专门设置了堰官，主持都江堰的管理与维护，并征集兵丁1200人常年驻守。诸葛亮对都江堰予以了有效的管理，首创了若干后来坚持施行的措施，保证了都江堰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二、开创专职官员管理都江堰的先河

自都江堰水利工程创建后，其作用越来越显现，秦汉开始设置县级管理机构“湔氐道”负责管理和维护。

西汉文帝时期，文翁任蜀守，史载他“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4]。“穿湔江口”的工程不仅使都江堰的灌溉面积扩大，保证了成都平原西北部的灌溉水源，而且也使处于岷江的都江堰内江水系与沱江相联，都江堰的作用由此得到进一步提升。

自东汉灵帝时起，朝廷又设置了职位低于太守的“都水掾”，负责管理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不过，灵帝时，国家已经由宦官、勋戚轮流专政，皇权旁落，军阀混战，虽然都水掾的设置显示出国家有直接参与都江堰管理的愿望，但在当时情况下，都江堰及灌区的维持与发展并不能得到保证。

东汉末期，益州豪强“货赂为官，割剥百姓”[5]，致使贵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也有许多农民失地破产。诸葛亮深知豪强们的“剋食于民”会导致社会不稳乃至发生叛乱，在入蜀后便制定“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6]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赋税。同时，为防止官吏对百姓过度勒索，又采取打击、抑制豪强势力的措施，颁发“丈田令”，核实土地田数，增加赋税，稳定益州社会。

诸葛亮认为，往昔由于都江堰的重要性，虽也曾任命管理都江堰的官员，例如都水掾，但是，他们“仅仅是负责工程技术方面的指挥，而筹集经费、征调民夫来进行深淘滩碛、修建堤岸，则是由都江堰所在地的县级地方官负责”[7]，这样的官员，很难对都江堰的管理真正发挥作用。他认为，国家治理者，包括君臣，都需要职责分明，“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8]。所以，作为专职管理都江堰的“堰官”，只有直接受蜀汉朝廷管辖，不受郡、县地方官府干扰，才能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

诸葛亮设立的堰官制度，是历史上的首创，开创了任命专职官员管理都江堰的先河，从法理上保证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对都江堰的日常维修维护。

三、堰官有权带领武装保护都江堰

《水经注》关于“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的记载，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堰官带武装的确切记载，这也是诸葛亮设立的“堰官”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都江堰管理者的重要区别。

蜀汉政权建立时，西蜀豪族各有武装，为自己私田的用水问题时常发生争水事件。而都江堰的堰官因为没有兵权，就很难对付当地豪族势力，不利于国家水利资源的保护；同时，又要预防西边民族势力的骚扰。在都江堰之西，就是大山，就是羌人和僚人的所在地。羌、僚部族中的一些人时常骚扰湔氐道一带，对都江堰的安全威胁甚大。

都江堰保护需要军队，都江堰维修也需要人夫。如果堰官没有能够直接指挥、调动的人力资源，每当需要人夫时都要去与地方官商量或者借人，非常不便，甚至可能耽误维修时机。所以，让都江堰堰官有固定的随时可以调动的人夫，是保证都江堰安全的最佳选择。

传说，为保护都江堰，诸葛亮曾派在蜀汉政权中郁郁不得志又在羌人中极受尊重的马超带兵前往驻守。出兵前，诸葛亮与马超对这次出兵策略进行讨论，一致以为“和”是最佳策略。所以马超到达后，礼遇羌、僚首领，允许自由通商，贸易往来，受到羌、僚广大群众的欢迎，从而不仅搞好了民族团结，还保证了都江堰的安全。“湔堰”于是改名“都安堰”，湔氐县也更名为“都安县”。此后，马超驻军之地被称为“马超坪”，沿用至今，近两千年了。

诸葛亮派马超驻军都江堰很可能不是事实，因为马超是在章武“二年卒，时年四十七”[9]，那时诸葛亮还没有执掌治国之权。难道是刘备委派的？或者是《水经注》记载“诸葛亮北征”这个时间有误？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纠缠，有的历史真相，永远是搞不清楚的。重要的是：三国时期的蜀汉国由于要大力发展经济，掌权者对水利的重视尤其体现在加强对都江堰的管理上，不仅在都江堰置堰官，而且还派军队驻守，以保证对都江堰的有效控制。这与诸葛亮执政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举措是完全一致的。这1200人的堰军，一边护堰，一边垦殖，夏秋巡防，冬春岁修，遂使都安堰岁岁平安。

四、堰官制度是后世管理都江堰的卓越范本

众所周知，诸葛亮治理蜀国，首先是从建立法治开始的。蜀汉政权建立之初，益州的地方豪强恣意妄为，国家政令根本无法实行。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厉行法治，赏罚分明，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不久就改变了刘焉父子统治时期政治腐败的局面，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为了恢复国力，进一步安定人民生活，诸葛亮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奉行“法治”，不仅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也在实行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方针政策时强调按规矩来。他说：“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10]诸葛亮的治理，使蜀国的经济力量得到很大增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

诸葛亮在都江堰管理上的突出贡献，就是最早以国家的名义，建立起一整套具有典范性的工程管理制度：一是专设一位承担全部管理责任的“堰官”；二是在堰官之下，特别征调选拔1200名护堰的壮丁；三是堰官和征丁两者的责任，明确规定为“护堰”。所谓“护堰”，就是在堰官的带领下，率领他独自管辖的1200名士兵，常年保护堤坝，淘浚河道，维修堤堰，以保证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营。诸葛亮不仅颁布了保护都江堰的政令，还对都江堰岁修的日期、掏挖、清淤深度等都作出明确规定，并专门制作了用于清淤的石标尺。诸葛亮当年用于清淤维护的石标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原样仿制的不锈钢标尺替换。

诸葛亮当初立下的都江堰维护法规，被严格执行了近两千年。在都江堰离堆公园，有“都江堰十二功臣”雕塑，其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开堰之功在李冰，护堰之功在诸葛亮。

注释：

[1]（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66页。

[2][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第141页。

[3]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三《江水》，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73—274页。

[5]（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43页。

[6]（三国）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之六《治人》，载《诸葛亮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7]唐光沛：《关于〈李冰〉石像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8]（三国）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之二《君臣》，载《诸葛亮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9]（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02页。

[10]（三国）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之十二《治乱》，载《诸葛亮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冰研究中心2024年度开放课题“诸葛亮对都江堰的治理研究”（LBYJ2024—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