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里的故事

一

从我第一次踏足吴哥窟的那一刻起，我就发现自己被淹没在故事中。一开始我对此感到困惑，但现在，几个月后再回头看，我觉得这其中似乎有某种必然性。因为吴哥窟首先是一座蕴含故事力量的历史遗址。

从字面意义上讲，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这座宏伟的12世纪柬埔寨的寺庙中，游客每走一步，都会发现自己仿佛是在一个巨大的叙事算盘上移动着算珠。它的布局极其宏大——据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单一宗教建筑——它不仅提供了自己的演出布景，还拥有银河系般浩瀚维度的演员阵容。它的布景就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圣山须弥山（Mt. Meru），其精心分级的七层为庙宇的外观提供了蓝图。演员们则是万神殿中的一众神灵、印度教诸神、贤者和先知，他们安然居住在宇宙中。

但是，任何故事，无论它多么高深宏大，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起源：和所有最棒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也是自传，是一个关于其自身创作过程的寓言。在这个故事中，主角是帝王，比如苏耶跋摩二世国王（King Suryavarman II），他主要负责建造了吴哥窟；还有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这个妄自尊大的统治者曾试图建造吴哥窟附近的通王城建筑群，却因此毁掉了自己的帝国。这座寺庙凭借其坚不可摧的宏伟规模，不仅守护着这些帝王的传奇，还守护着许多其他类型的自传性历史记载。

我从一个名叫孔-萨里斯的柬埔寨文物保护工作者那里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下午，他向我讲述了吴哥窟宏伟的浅浮雕中描绘的一些传说：搅乳海（Sea of Milk）的原始神话；毗湿奴（Vishnu）化身为乌龟的传说；注定要失败的激昂（Abhimanyu）被困在战阵中，他学会了进入这个战阵却无法逃脱，死神阎摩（Yama）统治着他备受折磨的亡魂。当然，这些故事我都耳熟能详，有些是老祖母曾讲过的模糊缥缈的故事，有些则是我在老师教鞭的威胁之下学习但很快就忘了的课文。但对孔-萨里斯来说，这些故事栩栩如生。他用一种深情倾诉的、迫切的方式讲述着这些故事，就像人们描述无意中听到的邻居争吵的情形一样。他是一个瘦弱的男人，四十出头，留着一撮稀疏而很不协调的、看起来有点邪恶的小胡子。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声音急促而沙哑，时不时地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他烟不离手，说话的时候烟头在空中划动，似乎在用那炽热的尖端在空气中作画，用袅袅的蓝色烟雾勾勒出一幕幕幻景。接着，他谈起了那些雕刻板上错综复杂的图像，他翻了一页，我们顿时陷入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故事中。

二

如果说萨里斯的故事让我大吃一惊，那是因为它太出人意料了。

因为在柬埔寨的那段时间里，我对吴哥窟有了一个发现：我发现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建立在一种悖论之上的。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吴哥窟是一个独特而有力的符号。它象征着失落的文明的浪漫；象征着被时间吞噬的古老的辉煌。但对柬埔寨来说，它是现代化的生动象征。

吴哥窟的图像在柬埔寨是如此常见，如此不可逃避，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会对游客的感官构成一种侵扰，就像公共场所用大喇叭播放的电台音乐一样。数量如此之多，无处不在，以至于乍一看，这些图像似乎铺天盖地，遍地都是。但这种印象是误导性的，这些图像并非无处不在——事实上，它们从未出现在人们预期的地方。比如说，吴哥窟是一座寺庙，这无可争议，但它从未出现在任何与宗教有关的场合，或者任何可能被称为“传统”或过时的语境中。相反，它的形象出现在某些工厂生产的商品上，比如啤酒；它被印在民用和军用制服上；它出现在银行等大公司的标志上：事实上，前柬埔寨航空公司甚至为这个最接地气儿的建筑安插了一对儿翅膀，成功地把它改造成了飞行的标志。

最重要的是，吴哥窟属于旗帜——这个国家的国旗和政党的旗帜。几十年来，柬埔寨一直深陷党派纷争之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见证过比这更激烈或更暴力的政治冲突。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柬埔寨的国旗随着每一个新政权的更迭而变化，但其设计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不变的特点：它从未停止过印上吴哥窟的图像。

在1994年联合国主持的选举中，有几个参选政党千方百计把吴哥窟画进了他们的党旗：仿佛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就取决于吴哥窟。其中最怪异的一面旗帜属于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柬埔寨裔商人创建的小党派。它的旗帜看起来和星条旗非常相似，只不过上面星星的位置被吴哥窟的五座塔的图案所取代。

旗帜、制服、银行、航空公司、啤酒，不难预测，它还会继续出现在香烟、剃须膏、化肥、个人电脑、冲锋枪等产品上，虽然目前这一延续尚未实现。寺庙和寺院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系列中，事实上，在柬埔寨，没有什么比佛教寺庙或佛塔更适合作为吴哥窟的参照，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这些寺庙和佛塔都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地标。这些造型优美、装饰华丽的神祠，其蜿蜒曲折的木雕工艺，与吴哥窟那些庞大而幽暗的植物的造型截然不同，简直无法想象会有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建筑风格。

没有什么比吴哥窟本身更能淋漓尽致地体现这种反差了。在寺庙的第一个大庭院中，两座不起眼的小佛塔隐藏在成排的树木后面，与通往寺庙遗址内部区域的石板堤道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游客和考古学家们手持相机和卡尺，沿着堤道直奔寺庙柱廊的回廊；而当地人、朝圣者、虔诚的信徒等则手捧供品和鲜花，转身走向佛教神殿。

三

一天早晨，我选择改变一下，跟随香客们前往其中一座佛塔。

这座神殿供奉着一尊色彩鲜艳、比真人还大的佛像，由一位年迈的佛教僧侣照料。他身材高大，鹰钩鼻，藏红花袈裟挂在他枯瘦的身躯上，就像铁丝网上挂着的床单。我到达的时候，几户人家正坐在神殿擦得发亮的瓷砖地板上。他们有的是坐拼车来的，有的是从几英里外的暹粒镇一路骑自行车过来的。他们都在等着接受祝福。僧人依次为每个家庭诵经祈祷，然后把他们领到外面，用圣水为他们洗礼。

轮到我时，我问他是否介意通过翻译和我聊聊。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如果他的信徒中有特别着急的人，我们的交谈就得中断。

他说，他被尊称为梁春法师（Ven. Luong Chun），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吴哥窟。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进入了吴哥窟的寺庙，并且他还记得当时寺庙庭院的布局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一座宝塔就坐落在寺庙柱廊的正前方（这在世纪之交的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座凌乱不堪、茅草屋顶的建筑，矗立在石板铺就的堤道两侧）。他的祖父也曾在寺院里待过一段时间，曾给他讲过宝塔是如何被迁移的故事。

修复吴哥窟的法国考古学家决定，这座佛塔必须被拆除：在他们对吴哥窟的原始想象中，不应该有一座真实存在的、正在运转的佛教寺庙的位置。他们希望将佛塔从吴哥窟中彻底移走，但被僧侣们拒绝了。几个世纪以来，吴哥窟内一直有一座佛教寺院，他们无法想象要完全放弃这个地方。

最终，辈分最高的僧侣率领一行人前往拜见了当时的柬埔寨统治者莫尼旺国王（King Monivong，西哈努克亲王的前任）。在国王的调停下，僧侣们获准留在吴哥窟内，但可以说是被遮蔽起来了——条件是他们必须将宝塔从旧址移走，并在一个合适的距离处重建。梁春法师小时候就为法国考古学家工作过。他与其他数百人一起，被雇来粉碎来自吴哥窟和吴哥城的石头，以便修建连接古迹和暹粒的道路。

1975年4月，梁春法师正居住在吴哥窟里。当时，寺院里大约有400名僧侣，其中有几人被杀害，有些人甚至是在宝刹的门槛上被杀害的。他和其他僧侣一起被带到很远的一个劳动营。他的僧袍被剥去，剪碎后做成了裤子，随后的三年里，他一直在稻田里劳作。

1979年1月，他所在的劳动营宣布吴哥窟亟需清理，欢迎熟悉该遗址的人回去。不久后，他便动身前往寺庙，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和其他几位僧侣竭尽全力清理这座遗迹。

梁春法师在打理寺庙的那段时间里，做着像他这样的僧侣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有证据表明，即使在吴哥时期（Angkorian Period）之后，当整个建筑群全面衰败时，仍有僧侣继续生活在吴哥窟内。

因此，关于吴哥窟最著名的神话——19世纪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Henri Mouhot）意外发现吴哥窟的传说——并不比其他刻在寺庙上的神话更真实，也不比其他神话更虚假。因为，如果吴哥窟确实已经为佛教僧伽和柬埔寨、泰国的贵族们所熟知——或许并非作为一种拜物教，而是以中世纪遗迹通常融入活生生的历史的那种日常方式——那么穆奥和法国人的确有所发现也是事实。他们为自己发现了一面镜子：帝国国家的镜子，一个强大而辉煌的帝国国家。

梁春法师从祖父那里听来的故事就是吴哥窟如何被重塑成此般模样的众多版本之一。重塑过程首先是尽可能地将吴哥窟从当前居民对其凌乱不堪的利用中分离出来，然后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修复”。

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因为在本世纪，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见证了它们的当下被过去的历史遗迹在技术和象征意义上所取代。但在柬埔寨，这一进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走得更为深远。对于整整一代柬埔寨人来说，吴哥窟成为了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象征。它变成了它自身的对立面：不再是过去的象征，而是代表着与过去的决裂——它是一个国家归属的标志，标志着柬埔寨不再属于中世纪，而是属于当代世界。

因此，它出现在啤酒、银行、航空公司，当然还有国旗上。

四

与我刚结识的梁春法师不同，烟不离手的孔-萨里斯虽然现在在吴哥窟工作，但他之前与吴哥窟毫无关联。萨里斯的童年是在柬埔寨的另一端度过的，在金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父亲在那里做生意。完成学业后，他搬到了这座城市，并就职于金边大学的法律和经济学院。

他在内战期间开始了大学生活，当时金边正遭受炮火攻击，而该国的部分地区则遭受着美国B-52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疏散城市居民的第二天，他就被转移了：先是被送到了马德望市（Battambang），然后又被送到了西北部的一个小镇——诗梳风（Sisophon）。从那里，他与其他一群“新人”一起，被徒步押送到几英里外的一个劳动营。他们抵达劳动营后不久，就有人开始审问他们的生活背景。与其他一些囚犯不同，萨里斯很早就意识到，如果说出自己真实的身世背景那就无异于签署了死刑判决书。他非常仔细地考虑了这件事，最终编造了一个故事，把自己说成是金边路边餐馆的一名服务员。

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构思他的故事，尤其是在晚上。白天还好，因为你在稻田里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白天的时候，你感觉自己相对安全。真正恐怖的是晚上：“那是死神阎摩（Yama）的时间。”那就是他们来抓你的时候。你会躺在蚊帐里一动不动，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走向另一张床，然后把某个人带走。你不会问，也不会看；但有时候，到了早上，你会看到一个土堆，那是受害者被埋的地方。

在那些漫长的夜晚，萨里斯花了很多时间来仔细构思他的故事。也幸好如此，因为有一天，当他在稻田里劳作时，有人把他拉了出来，带他去见一个新的审问者——一个看上去有些面熟的人。

萨里斯照例讲了他的故事，但当他讲完后，审讯者问道：“那么，你当时在哪家餐馆工作？”

萨里斯早已准备好了答案，他脱口而出：那是一家他再熟悉不过的餐馆，他学生时代经常去。

审问者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愣住了，这时萨里斯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看起来面熟。“我以前经常在那里吃饭。”他说，“我认识所有的服务员，但唯独不记得你。”

萨里斯不得不随机应变。“您在那里吃饭是哪几年？”他问道。

那人提到了一些日期，萨里斯立刻回答道：“那时候我在里面工作，在厨房里。所以您没见过我。后来老板才让我开始上桌服务。”

审讯他的人不太相信这个故事，但他也无法反驳。他说：“好吧，如果你真的在那里的厨房工作过，那么让我们看看你在这里工作得能有多努力。”之后，他们让他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到劳动营的公共厨房洗盘子。不知怎的，他竟然应付过去了，好像他一生中除了这件事之外再没做过别的一样，尽管有时他觉得自己会精疲力竭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