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中的文学艺术——别样的《陈情表》

李密的《陈情表》历来被后世学者解读为“孝情”的抒情文典范，其传达出的孝更是被世人所赞赏、感动。然而笔者认为，作者在抒发孝情的背后透露出的事实真相往往被世人所忽略，《陈情表》满纸“情语”的背后实则是晋武帝和李密智慧与智慧的政治较量，是李密始终无法摆脱的权力游戏中不得已的“真情流露”，是晋武帝借助权力对自己统治的一种巩固，更是晋武帝借此征服天下名士的权力手段。而在这场文学艺术与政治权力的较量中，从始至终，真正的赢家一直都是晋武帝。

一、历代名家对《陈情表》的评论：多谈“孝”情而忽略其他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一作旹）在其著作《宾退录》中曾引用青城山隐士安子顺的言论，对三篇古文发表过这样的评论：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一评述精准把握了忠、孝、友这三项儒家核心价值，其以情鉴德的解读视角被后世奉为理解三篇经典的核心范式。于是，后人对《陈情表》的解读便多汇聚于“孝”这个主旨点，甚至现用教材参考用书也同样建议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习感人至深的“忠孝文化”。可见，大多数人对《陈情表》的认识和评价都局限于这些权威的评论之中，囿于名家的评论而不敢有所批判。

然而，当我们借助陌生化理论，不借助任务参考教材，不受任何人的引导，原汁原味地进行阅读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陌生化”理论是俄国艺术理论家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一种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它强调的实质就是要把人们从狭隘的日常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人们摆脱习以为常的惯常性的看法，摒弃自动化、习惯化，主张采用一种创造性的独特方式去面对新事物，感受新事物，发现新事物。如果让读者置身于这样的一种“陌生化情境”中，就可以激发新的思维方式，就可以体会到李密和晋武帝两个人实则各怀心术，暗斗心机。一个心知肚明，却还在悲情乞求；一个貌似被真情感动，大度恩准。两人一个愿“输”，一个愿“准”，可谓相互玩弄权术罢了。只有当读者置身于这样陌生化的情境中，才能读出经典文章的魅力所在。

二、权力中的文学艺术—文字技巧之下的政治“博弈”

以往评论总是过多解读其“孝”之下的情语之时，往往忽略了陈情之事背后的历史真相。作者李密为何要写下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这些由“孝”而发的情语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历史真相。要想知道历史真相，就需要借助作者李密的所陈之“事”作为切入点。

中国现存最早的古诗文总集《昭明文选》中对表这种文体做过这样的解读：“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因此，我们不妨从《陈情表》所陈情的“事”为切入点换个角度来做解读。初读完《陈情表》，笔者发现作者李密满满的“情语”之下所陈之事也不过是“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卑微乞求，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何况又是在晋武帝所宣言的“以孝治天下”的时期？李密的这份乞求怎会不被应允？但细读《陈情表》会发现作者李密心思之细微，构思之缜密，用情之深，满篇“情语”背后真正所陈情的事却是以“乌鸟私情，愿乞终养”为充分理由而造就的“辞不就职”。李密为什么辞不就职，祖母刘氏需要照顾只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李密辞不就职的充分理由。试想，李密大可以将祖母带到自己所任命官职的地方供养，或者接受晋武帝的任命找个可信的婢女来照顾祖母等等。但是李密没有这样做，李密在给晋武帝的表章中开头就把自己和祖母刘氏的处境写得极其孤苦凄凉，营造了“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悲悯处境，让读者觉得李密确实不能远离祖母刘氏而前去赴命就职。但这样的理由真的能打动晋武帝吗？或者说晋武帝难道就真的看不出李密当时的心思吗？回顾当时两人所处的时代境况：晋武帝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即位称帝。虽然晋武帝称帝之初也曾有所作为：承袭曹魏，革新政治，重视生产，劝课农桑，任用谏官，广开言路，一度出现了历史上号称“太康盛世”的局面。但这些都不足以抹杀掉一个实质，那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当初是凭借阴谋和杀戮，掌权篡位，称帝立晋。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由此，我们可以说魏晋时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天下名士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当时，司马氏家族为了登上皇帝宝座而变得穷凶极恶，他们党同伐异，一批又一批的天下名士先后被杀，那是一个万马齐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黑暗时期。名士代表嵇康便因不合作而被杀害，阮籍为了自保，虽接受了司马氏家族的任命却天天借醉酒来消解心中的块垒。如嵇康那般能够慷慨赴死的名士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名士对司马氏家族都怀有不满和恐惧，但为了保全自己，必须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做出明确的表态。我想此时的李密对晋武帝应该亦如此。“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论语》），这便是李密不愿意就职的真正原因。但李密的这个心思晋武帝岂能不知？按照司马氏家族党同伐异的做派，面对不合作的名士大可找个借口进行杀戮，但当时的晋武帝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巩固皇权，笼络人心，提出了以孝治理天下，对当时以“孝”而闻名的蜀汉旧臣李密就只能采取频频传召的态度，于是才有了文章中的“拜臣郎中”又“除臣洗马”的语句。晋武帝这样做只是为给天下名士一个态度，一个交代，而当时的李密不过是晋武帝觉得最能够对天下名士的归顺起到预想效应的一颗“棋子”而已。不管李密是否接受晋武帝授予的官职，晋武帝“矜悯旧臣”“矜育故老”的旗号已经发出，已经让天下名士所知道，已经完成了晋武帝预想的笼络人心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上讲，李密面对晋武帝的任命，受与不受，晋武帝都已经赢了。

但作为臣子的李密则不同，尤其是对既做过蜀汉旧臣而今又是晋朝臣子的李密而言，晋武帝的传召和任命则尤为特殊。李密若不接受，就可能会被人理解为心怀二心，眷恋旧主，就给了晋武帝一个光明正大杀死自己的理由；李密若接受，晋武帝的圣心圣意难测，何况以李密耿直方正的性格出来当官难免会说出惹怒晋武帝的言论，容易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当时的李密内心应该是极其复杂而无奈的。晋武帝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已经赢得了结果的同时还逼着李密必须做出言语上的表态。于是在文章中我们便看到了李密称晋武帝所建立的朝代是“圣朝”，自己是“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且承诺自己“生当陨首，死当结草”来回报晋武帝。一个天下名士，把自己说得如此卑微，甚至称自己的旧朝为“伪朝”，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李密的内心一定是流泪、滴血的。因为士是“可杀不可辱”的，名士是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的，名士是宁死而不屈服的。但是此时的李密为了祖母，为了保命，只能匍匐在地，只能低头求情了。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以下简称福柯）提出过一种权力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权力并非一种实体机构，也并非只是单纯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关系和作用。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它不仅仅是一种暴力和强制，更多的是通过规划、监控和监视等手段来塑造个体的行为。它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内化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在这一理论的框架之下，我们再来审视《陈情表》中李密与晋武帝的政治博弈，会发现这场博弈远非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简单。

李密，作为蜀汉旧臣，面对新朝晋武帝的征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必须表现出对新朝的忠诚，以保全自身及家族的安全；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割舍对年迈祖母的照顾责任，这是儒家伦理赋予他的道德使命。于是，李密以一篇《陈情表》为媒介，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家国大义相结合，向晋武帝表达了自己的困境与忠诚。在《陈情表》中，李密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悲惨遭遇，以此作为自己不能立即赴任的理由。他的言辞恳切，情感真挚，成功地引发了读者的共鸣。然而，在这场看似以情感为主导的博弈中，权力的阴影始终笼罩其上。李密深知，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晋武帝的手中，因此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运用文字，既表达出自己的困境和忠诚，又不至于触怒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君主。

晋武帝在阅读《陈情表》时，他的内心世界同样充满了权力的纠葛。他既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不容许臣子轻易违背自己的意志；又要展现出新朝的宽容和仁慈，以笼络蜀汉旧臣。因此，他对李密的陈情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准许其在家侍奉祖母，并赐予侍从和钱物。然而，这一决定并非出于单纯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晋武帝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政治决策。他通过这种方式，既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又赢得了人心。

在这场博弈中，李密看似通过文字的力量赢得了晋武帝的同情和宽容，但实际上，他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掌控。晋武帝的宽容和仁慈，只是他在权力游戏中运用的一种策略。当李密的祖母去世后，他再次出仕晋朝，但官职很小，且很快就被罢免归乡。这一切都在晋武帝的掌控之中，李密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这位君主的手中。

因此，从福柯的权力理论来看，《陈情表》中的政治博弈并非简单的胜负之分。李密虽然通过文字的力量赢得了暂时的宽限，但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真正的赢家是晋武帝。他通过巧妙的政治决策，既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又展现了新朝的宽容和仁慈，从而在权力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陈情表》作为一篇经典的文学作品，其内涵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李密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古代社会中权力与情感交织的生动写照。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古代社会中权力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以及个体在权力面前的渺小和无力。同时，李密的文字艺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文学中政治与情感的交织与碰撞。

三、《陈情表》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通览《陈情表》全文，我们仿佛看见身处强权阴影下的李密，正以最谦卑的姿态向晋武帝作出保全性命的承诺。当“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的语句落墨成书时，字里行间浸透着士人在皇权威压下的生存智慧。而晋武帝读到“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的剖白时，这位深谙驭臣之术的帝王，定然读懂了李密自贬名节以求自保的妥协—这种臣服姿态，恰恰印证了皇权对士人精神世界的绝对掌控。最终，李密侍奉祖母刘氏终老的愿望达到了，请求被准许了，但李密后来还是兑现承诺回来就职了。而晋武帝早在对李密下诏，授予李密官职的时候就已经赢了，所以，《陈情表》的“情语”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皇帝对臣子的“征服”，对天下名士的“征服”，我们在被李密孝情感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此时的李密已经彻底被晋武帝所掌握的权力所“征服”，李密在哭的同时晋武帝一定是自信地笑了。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来看，《陈情表》中的政治博弈，实则是一场权力的较量与展示。李密虽然通过文字的力量，暂时赢得了晋武帝的宽容与理解，但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他始终处于晋武帝的凝视与控制之下。晋武帝通过巧妙的政治决策，既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又展现了新朝的宽容与仁慈，从而在权力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

综上所述，《陈情表》不仅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更是古代社会中权力与情感交织、个体与集体冲突的生动写照。通过福柯的权力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场文字博弈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权力运作，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陈情表》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