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故乡叙事中对存在的多维度书写

坚持书写故乡是刘震云的特色之一。“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张英《刘震云：兜兜转转，故乡就是世界》），从世界回望故乡与通过故乡看世界，故乡叙事是其哲学逻辑的出发点。以《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为代表，刘震云故乡叙事呈现出对存在的时间、话语、他者的多维思考。首先，在可能性境遇中的存在，具有超越时间实现精神游走的可能；其次，话语不能通达存在，此在置身于话语延宕的精神困境之中；最后，在这样一个他者构成的世界中，追求本真性自我只能是一个悖论。刘震云关注的是民间存在，他塑造的民间个体具有“另类现代性”的觉醒意义。

立足故乡、守望故乡，刘震云力图以文学的方式探寻故乡存在的哲学意义。他曾多次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文学的底色是哲学”，文学的背后是关于世界、人生的哲学认识和思考。他认为好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好的哲学家，其作品《一地鸡毛》是学界公认的充满存在主义哲学意味的小说。

“存在”是哲学的起点和原点，而在所有的存在问题中，人的存在是首要问题。直接讨论人的存在问题的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流派，他们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处于一个永远无法理解的荒诞世界，人生是荒谬的，人面对的是忧虑和恐惧。不少作家曾受到该流派的影响，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是从时间角度来思考存在。刘震云具有“福克纳式宏大的文化抱负”（程光炜《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论刘震云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这与刘震云的哲学思想有关，他始终关注个体小人物的生存状况，他的小说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孤独和恐惧，从时间、话语到他者，他对存在的探讨随着故乡叙事的流变而逐渐深入。从《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到《一日三秋》，刘震云从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相通，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民间特色的精神体系。

一、存在的时间之维：可能性境遇中的精神游走

海德格尔是真正从时间维度思考存在的哲学家，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专门考察了时间对于存在的生存性和本体性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出现在人类此在中，人类此在承担时间之时间”（海德格尔《时间概念》），他重新思考时间是为了考察唯一能找到存在的此在的生存结构。在他的时间结构里，此在始终面向未来，面向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境遇。

人是在境遇中存在。所谓“境遇”，表示一种特定的境况，或事件发生条件和环境的总和。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境遇’是有自由意义的范围或境界，也就是人进行自由选择的场所”（罗国祥《萨特存在主义“境遇剧”与自由》）。按照萨特的理解，“境遇”还是具有“真实性”和“超越性”的一种模糊混合，即具有已知事实的限制，但同时又可以做出选择，超越这些限制。人类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不确定和可能性的境遇中生存的。已知事实的“真实性”根源在于时间对存在的限制，而“超越性”就是要通过自由选择来突破限制，超越时间就是要实现人类始终面向可能性境遇的生存。

刘震云的小说《故乡面和花朵》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序列，揭示了人在可能性境遇中的精神飞跃。小说整体叙述顺序打破了线性的时间结构，小说前三卷分别是前言和结局，而第四卷才是正文。这一安排，正是刘震云哲学思想的表现，他曾说：“我想表达我对世界的整体感受，以及对生活、历史整体的把握……以前我写的作品属经验领域内的事，《故乡面和花朵》写的是非经验领域和世界。”（刘震云、张英《刘震云：写作向彼岸靠近》）他明确想要书写的是超验世界，所以前三卷对卷四来说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前文”关系，而是比“正文”更接近作家的思想表达。与时空错位拼贴的叙述方法相结合的是人类精神的游走和飞跃。在时代丽晶广场上，过去与未来、现在被随意地叠加在了一起，乡土与城市肆意混搭，孬舅与“我”侃侃而谈，两人的语言沟通总是从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从个人说到他人、从现在说到历史，从笑说到哭、又从哭说到愤怒等等。语言冗长枯燥、词语重复失序，毫无逻辑和频繁地切换叙事镜头，这些语言几乎算得上胡说与胡思乱想。而这正是刘震云所要表达的，他认为“我们每人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占时间的95％，具体做事却只占5％”（刘震云、张英《刘震云：写作向彼岸靠近》），这在刘震云看来才是世界的真相，才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在物理世界中，人类沉重的肉身只能被各种外在条件所束缚，这样的现实禁锢了人类的生存，将人类拘束于时间的有限性之上。在洞察了人类身体与精神的两极性后，刘震云同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找到了人类存在敞开的境遇和自由存在的方式—突破时间的可能性以及可能性境遇中的精神飞跃。存在主义的存在指的是“精神的存在”，这也是人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只有一个精神空间，即人间世界”（梁鸿《“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读〈一句顶一万句〉》）。所以刘震云两百多万字的滔滔不绝和后现代手法的装腔作势，本质上是要揭示人类可以通过精神飞跃时间限制，从而进入一个自由的精神之地。

二、存在的话语之维：权力延宕下的精神困境

“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直指存在。他指出人类要对语言保持警惕，既是一种解蔽也是一种遮蔽。话语是人类的天赋，人类在使用话语时，实际上是要通过操控话语以达到彼此理解。说话依赖于稳定而确知的意义，但是话语运行的规则是差异性原则，真正的意义永远都在差异意义的延宕之中。话语一旦解蔽，即沦为被差异延宕的遮蔽之中。

《一句顶一万句》指向了人类身处被语言围困的存在主义危机，这一“延异式的叙述”，指出了话语“顶”的背后是权力的延宕与精神的困境。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小说人物时常面临一句话被顶成其他话的情况，事情就从一件事变成了其他事，也就完全违背了说话的初衷和事件的原样，人物命运也就因此而走向不可控的境地。杨百顺变成杨摩西、吴摩西，最终以罗长礼之名去流浪的悲剧，就是在话语及事件的延宕中实现的。而这种事与愿违的产生，根本起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传递出现了脱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真实的世界了，它转换成了说话的世界”（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但这种话语的尴尬，一方面是话语本身的困境。话语以传递意义为根本目的，但是话语实际上是差异意义的组成，因此话语背后其实是无限的差异涌现。

另一方面，在人际交往关系中，话语背后是权力的流动。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时常因权力的不平等而导致关系的崩溃和瓦解。首先，话语是说话行为人之间的权力博弈。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吴摩西一旦面对父亲老杨、师傅老曾、教父老詹、妻子吴香香等人的质疑时，不管他说或者不说，他作为儿子、徒弟、上门女婿，是身份卑微的受话人，他只能在说话人强权下懦弱不堪。其次，一旦说话人与受话人被纳入话语的循环交替进程之中，话语会因权力对抗而陷入僵局。吴摩西与人吵架，每到对方戳到了他的痛点之时，他的语言就停滞了。最后，话语的背后也是权力的延宕，精神的困境是话语停滞后的悲剧。一句话带出一件事、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人背后又是不同的权力的博弈，因此交织在话语的背后是无限流动的权力。在话语权力之下，没有人是永远的上位者，吴摩西、牛爱国等人，虽然在“喷空”话语中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知己，但也时常因为一句话而“沉沦”到他人话语的陷阱之中。

话语是存在的他者，“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流动的权力和恒变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存在现状，而这就是“顶”的生成性力量和人的真正精神困境之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刘震云是人类存在的“忧郁者”，忧郁者通过“死亡原则”来探寻自我存在之意义。

三、存在的他者之维：荒谬世界中的本真性悖论

本真性，是海德格尔创造出来的概念，即“是其所是”。他认为此在在世是“沉沦”的，“沉沦于世界中是诱人的……这种诱人的沉沦是很有安抚作用的。而在这种安抚中，它把此在驱赶向异化”（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此在的生存是一种可能性境遇的存在，在面向世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时，只有按照他者的方式生存，此在才能找到一种回家的安全感。这里所谓的“异化”就是非本真性存在，即此在按照他者的方式而存在。这种颠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话语思考路径具有某种“反现代性”。

为了唤醒沉沦中的此在、让此在是其所是，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只能向死而生。在他看来，死的确知而不确定，具有本体性意义。死不可经验，只能自己独自去经验，任何人都要死的，只是死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死是一种确知而不确定的可能性，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始终以向死存在的方式存在着”（余平《论海德格尔的死亡本体论及其阐释学意义》）。只有向死而生的存在才能激发此在的责任，面向自我而筹划自身，这才是此在的本真性存在。

《一日三秋》是一则有关“向死而生”的“常人”哲学寓言故事。花二娘象征着死亡，它逼迫人们直面死亡、应对死亡。她的存在首先就是警示着所有人都是要死的有限存在者，所有人都是向死而在的。小说以花二娘暗示了死的存在性在场，如此，如何应对花二娘索要笑话的文学故事，就转换成了如何应对死亡的哲学寓言。刘震云重在揭示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的本真性存在的一种可能。追寻本真自我，首先面临着常人的诱惑。常人的存在状态呈现为一种“在家”的生存样态，他们惯于通过“闲谈”来构建对世界的表面化理解。这种非本真的言说方式使个体沉沦于他者建构的意义世界之中，在群体意见的裹挟下逐渐丧失自身的主体性，最终异化为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常人”存在状态。这就具象化地表现在小说中有不少爱讲笑话和听笑话的人群，他们扎堆讲述他人的笑话，时常将一个人的死亡转化成一个笑话。羊汤馆的众食客聚在一起探讨吴大嘴的死因，并不是真正的“关心”和“照料”，这只是常人的“好奇”。以笑话的轻松性来对待死亡的严肃性，使得隐藏在常人之中的个体，在虚幻的集体认同中暂时得到放松和安慰。实际上，死的严肃性并不会因为笑话的荒诞而消解，人自始至终都具有必死性。其次，本真的存在是无依无靠的。本真性存在将此在置身于面对无的恐惧和不安中，这样的无依无靠对一直寻求认同的此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是人类的本性。刘震云及存在主义哲学家，揭露了人类存在的真相，人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世界始终是荒谬而永远充满无限可能性。在这样荒谬的世界中，追寻本真性存在就要直面人类本性与荒诞世界的冲突，这不仅是本真性存在的悖论，也是人类理想与世界理性的冲突。

此在具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选择本真地存在，也可以选择非本真地存在。此在能够是其所是，此在是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樱桃直面死亡，甚至还超越了死亡，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而进入了历史，超越了虚幻的空间而真正成为白娘子，她在书中最有可能实现本真性地存在。刘震云十分尊重个体，他重视从个体生活窥视整个社会，他更加关注个体如何做出自由选择和突破外在的枷锁。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他切身地关注每个小人物，尽可能地给予人物自由选择的可能。《一日三秋》揭示了荒谬世界中本真性存在的悖论，但是也从尊重个体的角度上赋予了此在自由选择的可能。

四、民间的存在与另类的现代性

刘震云始终关注的是民间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民间”是他的又一个特色。他深入民间生活的现场，充分调动自己的民间记忆和资源，对民间世界进行了还原，揭示了民间社会的自我逻辑。这样的民间书写在刘震云的故乡叙事流变中，随着他的创作越来越纯粹，尤其是《一句顶一万句》及其之后的作品，人物生存依据民间特有的道德法则和行事逻辑。故事遵循了小说内部的逻辑，看似偶然，实则是浑然而成，这正是民间世界的生成逻辑。

学者陈晓明在《“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一文中指出，刘震云对民间世界的还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回应，“他要写作一个更为纯粹的乡村的现代史”。去历史化的写作，就是要回到乡土本身、回到民间本身、回到民间的个体本身。在其自成体系的世界里，刘震云写出了“现代中国农民另一种觉醒意识”（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即个体精神的独立意识，以及个体自我需求意识的突出，显示了一个民间的“现代”的人的觉醒。他将民间个体存在放置到时间、话语、他者的维度的思考路径，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不谋而合，但刘震云始终面向的是中国社会，他说出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震云故乡叙事的书写，不仅具有民间世界个体觉醒的另类现代性意义，而且关涉中国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系齐齐哈尔大学2023—2024年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刘震云故乡叙事流变研究”（项目编号：QUZLTS_CX202306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