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南方,靠近古埃及与努比亚
作者:薛芃
司机一直地问我,“是这里吗?是这条路吗?”我被拉回现实。拐出大路,车开进河边的小道,平整的马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扬尘的沙石路,一路颠簸,破败,混着丛杂的热带植物,像是看不到尽头。
司机是本地人,但他也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努比亚餐厅。“我们不会专门去找努比亚餐,也不会有人去分辨哪些是努比亚菜、哪些是传统埃及菜。它们在卢克索,就是卢克索菜。”他说。一路上我不时向司机询问,南方埃及人爱吃什么,跟北方人有什么不一样,他觉得我的问题匪夷所思——埃及人吃的都一样,没那么精细的区分和讲究,顶多就是离海远,不太吃得到海鲜,但总吃尼罗河里的鱼。来到埃及之前,我一直好奇努比亚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印象里,他们给古埃及人做过奴隶,进入近代以来,又经由埃及的运输通道被送往西方成为奴隶。这也只是一段的历史,努比亚的库施王国是一个由黑人建立的王国,约在公元前2000年兴起,曾经是非洲大陆上举足轻重的王国。到了卢克索,就能看到很多卷毛肤黑的人种,他们基本都是努比亚人。再往南走,到了阿斯旺,就到了他们的家园。
努比亚之家本不是餐厅,就是主人穆罕默德的家,他们一家八口人生活在这里。五六年前,为了多挣些钱,穆罕默德带着家人投入到旅游业,在小院里多支几张餐桌,就开起了努比亚餐厅。正宗的努比亚餐厅非常少,也都是为旅游而设,真正的努比亚人不会去这样的餐厅吃饭。
穆罕默德把菜单拿给我看,这是典型的努比亚饮食,一水的塔吉锅。在努比亚人的餐桌上,几乎所有食物都是可以用塔吉锅做的,鸡肉、牛肉、鱼肉皆可用塔吉锅来炖煮。塔吉锅其实就是小砂锅,多用陶土烧制而成,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餐饮器具,制作起来方便,成本也低。有的有双耳,有的锅体更扁平一些。等餐间隙,穆罕默德带我参观院子,讲起了他的故事。他的祖上是苏丹人,正宗的努比亚人种。80多年前,他的父亲从阿斯旺搬过来,因为旧有的阿斯旺堤坝几经加高,但依然挡不住洪水,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几乎漫坝,周边的居民不得不多次搬迁。大多数人搬到了阿斯旺周边的村子,而他们一家则是搬到了阿斯旺下游一些的卢克索。然而,这个举家搬迁的故事,当我在后来又与穆罕默德父亲闲聊时,他说是他的祖父辈就因洪水搬来了,大约是一百二三十年前的事。这“口供”对不上,但总之,他们是因洪水而迁徙的家族。几乎与每个努比亚人闲聊起时,都会听到与“阿斯旺大坝”相关的移民故事。
内院种着几棵柠檬树和芒果树,养了几头牛和几只鸡。穆罕默德说,在卢克索西岸更远的村子里,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农场,种着些蔬菜,养了牲畜。大多数努比亚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食材都是各家自己生产,所以很天然健康。
外院的角落里,有一个由砖石和泥土夯出来的土灶,像一个半密闭的小房子,类似于烤比萨饼的炉坑,这里就是努比亚人做饭的地方。所有食物调味后,倒进塔吉锅里,再放到炉坑里加热,就这样半烤半煮的,食物很快就熟了。穆罕默德从灶上扒了几块残余的碎饼渣,是烘烤过的,让我尝尝,很脆,也香。他说通常他们不会把不太新鲜的饼扔掉,要么给动物作饲料,要么放到炉坑里烤了吃,这东西泡在牛奶里给孩子吃是一绝。“我们什么都得节约,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穆罕默德说。
餐食端上来了,也是浩浩荡荡的内容,土豆、洋丝瓜、牛肉和一条尼罗河里的罗非鱼,各自在塔吉锅里焖烧,因为是明火烤的,烤鱼表面黑乎乎的煳了不少,再加上埃及传统的baladi饼和芝麻酱、沙拉,就是我们这一顿午餐。做法都很简单,没什么讲究,主要调味就是放足了番茄酱和香料,他们可以用自制的番茄酱烹饪一切。“努比亚人会加入自己独特的草药和香料,这些草药和香料都是在当地环境中种植的,最终使他们的食物与其他埃及菜肴完全不同。”看起来原始、粗暴,可很好吃,就是食物原始的味道加简单的调味。吃完这顿饭,我们一路南下,想去努比亚人的家园看看。越往南方越热,即便现在是最冷的冬天,气温十几摄氏度,但暴晒的太阳依然在告诉我,2月一过,阿斯旺将逐渐迎来高温,到了最热的时候,气温在40到50摄氏度。阿斯旺比想象中更加破败落后,交通也很不方便,到了这里,阿拉伯世界的精致与傲气已不再存在。从这里开始再往南方的苏丹去,都是努比亚人生活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城市,却有着一座全球顶级度假酒店,也就是《尼罗河惨案》的取景地老瀑布酒店。酒店的里里外外都维护如新,很难想象它始建于19世纪末。酒店走廊的墙上,挂着一张百年前员工的合照,酒店中庭最好的就餐位置只留给住在酒店的客人,这些年来老瀑布“打卡”的人太多,在这个老派英式的酒店里,给客人足够的优越感是它的生存之道,贫富与阶级的差异始终刻在这家酒店与阿斯旺城之间的那道围墙上。
在阿斯旺,我认识了阿罕默德·加麦勒(Ahmed Gamal),一位生活在努比亚村的外族人,现在是Kato Waidi餐厅和民宿的主管。阿罕默德曾经在尼罗河上的游轮工作,他说从阿斯旺到开罗顺流而下,游轮要开12天,回来是逆流,要14天,就这样他每年在尼罗河上漂流,工作了15年。一直以来,努比亚人的生活都不富裕,他们是埃及政府大饼补贴政策的重点对象。从1902年开始,两座阿斯旺大坝的不断修建与翻新又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努比亚人的生活,阿罕默德所在的努比亚村是个旅游村,因为高坝的修建,村民陆续从不同地方搬迁而来。阿罕默德告诉我,努比亚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也听不懂,而且这套语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破解,在此之前,努比亚人是更加自成一体的群体,努比亚语甚至也被埃及军方用作一些加密信息的处理中。
在过去的70年多里,埃及的人口从1950年的2100万增加到今天的1.15亿,为了应对20世纪后半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埃及政府实施了不可逆转的农业改革来养活其公民,而随着集约化耕作的进行,许多如油莎豆、马齿苋和无花果这样的传统作物的产量也随之减少,埃及的餐饮结构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土壤侵蚀、过度耕种和过度使用化学品正在影响着埃及的生物多样性,沙漠化的加剧也使得可耕地变得越来越稀缺。意大利美食保护组织Fondazione Slow Food发现埃及大约有36种不同的作物、食谱和牲畜可能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灭绝。这个现象在努比亚族群中更加明显。努比亚有一道有趣的菜,用骆驼肝制成。将生骆驼肝切成小块,加入用醋腌制的洋葱丝。然后将这些原料与辣椒、孜然和香菜混合着生吃。这道菜在努比亚人中很受欢迎,他们说它营养丰富,有益健康,但现在几乎见不到了。
从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是一部努比亚人流离失所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逐渐脱离蛮化的历史,他们进入文明社会,但社会经济和政治被更加边缘化,最近些年,当地和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努力挽救流失的努比亚文化和饮食传统。那天在阿斯旺,晚上跟阿罕默德聊了很久。聊到尽兴,他问我现在中国人来埃及旅游的人很多,但为什么中国人都不信任他们?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于是跟他说了说我在卢克索被“宰”的经历。
如果你是游客,总要在卢克索被“宰”一道的。在有关卢克索旅游的传言中,“被骗”大概排在第一。与其说是骗,倒不如说是“宰”,他们的骗术都是明晃晃的,直接开高价,直接不找钱,直接要小费,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的骗术,都是用他们有限的英语找准一切机会直接多要钱。如果你吃了一顿850埃及镑的晚餐,给老板1000埃及镑,他会拿着钱冲你笑笑,意思就是“多的这150要不就给我当小费吧”。这种时候,心不能软,脸皮不能薄,直接要回来,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会发生。遇到不讲理的人,那就直接骂回去。在卢克索,可以完全实现你的“吵架自由”,也包括阿斯旺。被“宰”了几次之后,我甚至觉得跟他们斗嘴挺有意思。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在当地人的介绍下,我要去找一家叫作Oum Hashem的老餐厅。夜幕降临,我按着导航找过去,路过月光下的卢克索神庙。我无法形容第一次在夜晚看到这座神庙时有多激动,那是2024年到2025年的跨年夜,穿着时髦的细腿牛仔裤的卢克索年轻人们全都涌上街头,在东岸的河边大道上狂欢,他们身后就是建于中王国时期的卢克索神庙。在神庙的一端,一条长长的大道通向北边,连接着另一头的卡尔纳克神庙,大道两侧原本有1000多尊狮身人面像,现在还剩下一部分,在古埃及时期,人们通过这条通道在这两座大型神庙之间运送祭祀物品。现在它依然可以供人行走,走在上面,像是走在铁道上、走在隧道里,想象着三四千年前,这些巨大的神像也走这条路。
是的,我只是穿过这条路要去找个餐厅。到了导航指示的位置,马路这边有个大的门脸,门头上写着Oum Hashem,马路对面有个小门脸,也写着Oum Hashem,在转角的大路上有一个写着“New Oum Hashem”的餐厅。我以为是同一家餐厅,但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相互争抢着客人,都说自己是最老最好的那家店。实在没法判断,我们便随便进了一家,虽然烤肉是好吃的,可我被真假Oum Hashem搞得哭笑不得,难道这就是当代卢克索的乱象吗?
可即便如此,如果有机会再来埃及,我还会来卢克索。卢克索以尼罗河为轴,分为东岸和西岸,开车的话要绕很远的路去过桥,日常生活里,就坐公共的渡轮通行。渡轮大概每十分钟一班,很方便。在卢克索的三天里,我们经常坐着渡轮穿梭在东西岸之间,很少有旅游的人坐,这是当地人的交通工具。对于当地人来说,票价是三五埃及镑,但外地人是20埃及镑一位。当游轮驶向河中央,望向西边,隐隐的一座远山是帝王谷所在地,望向东边,是灯火通明的闹市区和卢克索神庙。
埃及很多地方都有马车,起初我以为只是为游客设计,后来知道这也算是一种出租车,当地人也会坐,但价格便宜得多。有天晚上,我在卢克索街头拦了辆马车,去当地最豪华的酒店冬宫,想去看看卢克索最好的餐厅。由英国人1886年修建的冬宫,气质与老瀑布差不多。晚餐需要提前预定,在最正式和老派的餐厅,客人们穿着精致,我们背着一身行囊,穿着十几天没洗的冲锋衣显得格格不入。我想来冬宫看看,是因为看到菜单上有海鲜汤,不知道最好的餐厅里海鲜汤是什么味道。但当汤端上来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家正宗的西餐厅,没有我想象中装满海鲜、如佛跳墙一般丰富的埃及海鲜汤,而是将鱼肉打碎煮成一碗泥一般质感的浓汤,这一碗汤花了四五百埃及镑我实在是颇为心疼。
吃饭间,我又想起那辆马车。师傅要收200埃及镑,我说太贵,只给100埃及镑,师傅说成交。下车时我付200埃及镑,指望找零,但师傅只找了50埃及镑,我气冲冲地问:“说好的100的,那50呢?”大叔指着马儿说,“给它买草料”。再次哭笑不得,也罢,这钱也是该给马儿。在卢克索的最后一晚,我住在西岸靠近山里的Marsam民宿,这里曾经是芝加哥考古团队的工作站,上世纪30年代,工作站搬到了河对岸。1939年,当地的阿卜杜勒·拉索尔(Abdel Rassoul)家族接管,家族的谢赫·阿里将这里改造成了一个民宿,给当时聚集在这里的考古工作者居住或聚会,发掘图坦卡蒙陵墓的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曾经住在这里,如今还保留着他的房间。如今,这里是面向公众开放的民宿,提供农场自己生产的食物。
夜幕降临的时候,突突车往帝王谷的方向开去,路过巨大的两尊门农雕像,拐个弯到雕像背后,就到了Marsam的小院儿。Marsam所在的库尔纳村,在考古史上赫赫有名。穆罕默德领着我在周边逛了逛,他指着眼前半山腰破败的一片居民房,说这里曾经是另一个村子,村子建在了古埃及的贵族和官员墓群上,墓里早就被盗得一干二净,后来政府将他们迁走;又指着更远处,在那个山谷的深处,就是埋葬诸多古埃及国王的帝王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