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上的第N代导演们

（文 / 马戎戎）

( 《走路上学》导演彭臣（左）和彭家煌 )

彭臣有一个小本子，本子的第一页，列下了许多导演的生日和他们的年龄：张艺谋，58岁；陈凯歌，56岁；陆川，38岁……宁浩，32岁。最后一栏，他写下：彭臣，41岁。

彭臣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导演的年龄，都是他从网上找来的，列在这里，是为了提醒自己，时不我待。

6月21日落幕的上海电影节上，41岁的彭臣，和来自韩国、印度、伊朗、新加坡、菲律宾、日本等地的9位导演，共同角逐第12届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9位导演里，彭臣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和丹尼·博伊尔一样，到了这个年纪，他的第一部电影《走路上学》才有了第一次和观众见面的机会。

《走路上学》的故事很单纯：生活在怒江边上的傈僳族小姐弟娜香和瓦娃，每天要溜索过江去上学。一天，姐姐娜香在溜索过江的时候不幸坠江身亡，瓦娃希望，能够有一座桥，让孩子们可以走路上学。

故事来源是《南方周末》的报道《飞索求学》。为了求学，云南福贡县马吉乡的很多孩子，每天都靠一根尼龙绳、一个自制的滑轮，从200米长的钢索上滑过日夜奔腾的怒江，去对面的学校开始一天的学习，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葬身怒江。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够早日离开飞索，从2008年开始就有25家之多的媒体共同发起募捐，计划为怒江边上的孩子们建造一座桥。

( 电影《走路上学》剧照 )

彭臣和哥哥彭家煌提到，拍摄电影的时候，到实地去看景，发现那里的孩子们，大冬天依然穿着塑胶拖鞋。这个细节，被他们忠实地记录在了电影里。

彭臣的小本上还记着这样的一句话：“与今天发生的新闻保持距离的电影是最好的。伟大的电影很少把报纸的头条撕下来，而是更朦胧地、下意识地折射它们的时代。”

( 《扎赉诺尔》导演赵晔 )

彭臣告诉本刊记者，决定拍这个题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自己的女儿。女儿已经10岁，但彭臣发现，市面上并没有多少适合给孩子们看的电影。另一个想法，是想让在城市长大的女儿受到一定的教育，让她看看，在中国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群把走路上学当做梦想的孩子。

“现在的电影，一个是嘻嘻哈哈，一个是叽叽喳喳，一个是打打杀杀，我们都没有做。我觉得电影除了娱乐之外，还是要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彭臣说。在创作初期，《走路上学》本来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向，然而在听取了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中国人生活中的苦难已经够多，没钱上学，没钱看病……所以电影反而要更加阳光一些”的意见时，彭臣最终采取的角度还是“阳光下的苦难”。

( 电影《岁月》导演邝子君 )

上海电影节上，彭臣很认真地在看电影，听论坛。像一个真正的学生一样，他还做笔记。

开幕式上，彭臣带着小演员们走上了红地毯。他说，那一刻他非常开心。然而当他看到幕后明星们想尽办法争镜头的场面时，他也感到了一些不习惯。电影节的第二天，彭臣去参加了一个由记者们组织的活动“铁象记者之夜”。活动举办地是一家泰国餐馆的后院，地方紧凑，人和人都贴得很近。彭臣在那里看到许多人，陈可辛、韩三平、章子怡等等。彭臣说那天晚上他很感动，他觉得，只有电影，才能这样把人和人都拉在一起。

( 电影《岁月》剧照 )

《走路上学》的投资是1000万元，全部出自彭臣和哥哥彭家煌自己的钱包。不同于拍摄《浅坟》时的丹尼·博伊尔，在深圳，彭臣和彭家煌兄弟拥有自己的广告公司——深圳新经典广告制片厂，客户包括招商银行、三鹿集团、海王药业、远大集团等等。这个背景让彭臣和彭家煌在这个年纪，已经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并可以用这些财富，来满足自己人生的一些梦想。

提到“玩票”一词时，彭臣的眼睛中，掠过了一丝受伤的神色。他说，他已经报名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进修班，希望能认认真真地学习电影，“如果仅仅是玩票，我会把那么大的生意放下不做，去上学么？”

彭臣告诉本刊记者，他对于电影的热爱，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上世纪80年代，彭臣也曾经是文学青年，当时他在湖南一家报社做记者。

“在我看来，那是中国电影和文学最繁荣的时代，新电影、新作品层出不穷。”彭臣说，“那时看到一本新的小说，我的眼睛都会发光。” 80年代末90年代初，彭臣和彭家煌投身广告业。

“你知道，广告业是一个没有尊严的行业。”彭臣很认真地说，“电影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干净的东西。”

结果，《走路上学》没有拿到奖项。6月19日晚，亚洲新人奖揭晓，最佳影片是韩国电影《超速绯闻》；最佳导演是中国赵晔的《扎赉诺尔》；评审团特别奖是伊朗导演拉姆汀·拉瓦菲波尔（Ramtin Lavafipour）的《嘘……数到七》。

对于《扎赉诺尔》，由韩国老导演林权泽担任评审团主席的新人奖评审团给出的评语是：“评委会将最佳导演奖授予中国影片《扎赉诺尔》的导演赵晔，以表示对他的导演技巧和拍摄技术的赞赏。影片虽然取材位于荒漠的中国北方边境城市，但是影片画面平淡之中却饱含沧桑，给人以遐想的空间。而演员自然纯朴的表演，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平淡生活的不平凡之处。”

《扎赉诺尔》的故事灵感，来自于《华夏人文地理》的一篇报道《最后的蒸汽机车》。导演赵晔说，这是一个“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故事：“蒸汽火车司机朱老头和他的徒弟火车信号员李治中是本片的两位主人公。朱老头在退休前突然决定离开这个他工作了30多年的地方，去找他住在边境部队的女儿一家。就在朱老头上路的时候，他的徒弟李治中一直默默地跟在身后，为他送行。”

影片着力于描述这两个人物，故事结构很单纯，没有戏剧化的冲突设计，重点在于捕捉细腻的人物情感和心理活动上，让人感受到“时代变迁，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淡淡伤感：蒸汽机车即将退出时代，传统的“二人转”也不再能吸引工人们的注意力。

颁奖的前一天晚上，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赵晔和制片人崔红表示，他们非常希望能拿到奖项，因为亚洲新人奖是设有奖金的，最佳影片的导演和最佳导演都能得到15万元。而对于赵晔和这部小成本影片而言，这笔钱十分重要。

不同于彭臣和彭家煌，1979年出生的赵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用“很穷”来形容自己的生活处境。对一个新人导演来说，赵晔的经历也许更具有普遍性。

2004年自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毕业后，赵晔没有像同学们一样进入大工业体系成为一个零件，而是铆足了劲要做自己的电影。

第一部电影《马乌甲》讲述了一个涉及伦理的故事：弟弟马乌丁得了肾病，需要定期换血，哥哥马乌甲就为他提供血液、提供手指，甚至要提供一个肾脏。这个故事找不到投资，赵晔就自己筹集了20多万元，用一架DV完成了拍摄。

赵晔的家庭只是普通家庭，这20多万元，很多都是赵晔自己借来的。《马乌甲》拍摄完后，赵晔想办法挣钱把这些钱还清。

赵晔自嘲说，自己正处于“李安前期”。随即旁边的制片人崔红加上一句：“无数的独立导演都认为自己正处于‘李安前期’。”崔红认识赵晔，是2007年在南京举办的第四届独立影像展上，南京的独立影像展，是中国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独立影像展，在这次影像展上，《马乌甲》拿到了最高奖。之后，崔红决定给赵晔投钱拍摄《扎赉诺尔》。

崔红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硕士，她的公司天琳文化有香港地区和美国的资金背景。崔红对于艺术片有投资热情，是因为她觉得：“我担心，在中国，去电影院看大片的一些观众已经忘记思考了。”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那么多成功的娱乐大片，我希望天琳北京能够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中低成本的项目运作上，以回收投资成本为目标，如果能有利润那就是大欢喜，要大庆祝了。”崔红说。她认为，她坚持的原则是：“非主流但不要刻意边缘化。”

不论是《马乌甲》，还是《扎赉诺尔》，都参加了许多个电影节。崔红给本刊记者的资料上显示，《扎赉诺尔》自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参加过12个电影节或者影展。

本届电影节开幕式上，代表金爵奖评委会致辞时，丹尼·博伊尔非常诚恳地讲了他个人对于电影节态度的变化：“我想向中国的观众朋友坦白一件事，其实，我不怎么喜欢电影节也不喜欢参加电影节。但在这个如此华丽的电影节上，我必须承认我错了。我的电影《贫民富翁》首映于美国的一个电影节，然后在多伦多电影节上获得了最受欢迎电影奖。……现在，我最想写一个100英尺高的Sorry，向我之前所有没有去参加过的电影节道歉。电影节真的非常重要，它让在人群中默默无闻、可能被忽视的电影有了站上世界舞台的机会。它也是一个电影人汇聚一堂的盛典，让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一个地方。”

对年轻的电影人来说，电影节就像一架独木桥。“从前，对于中国年轻电影人就只有电影节一条路，只能是拍了电影送电影节，因为根本就没有给新导演投资的，会给年轻导演300万元、500万元拍电影，老板也不是傻子。很多导演像我，像盛志民，我们都是从电影节出来的，拍完了以后都要去电影节，只有在电影节拿到一张门票，才能回到中国重新拍电影。”在电影节圆桌论坛第四场——“市场与立场：年轻电影人向左走，向右走，亚洲新人奖特别呈现专场”上，也是在上海电影节上被人认可的宁浩，这样向本刊记者谈他的切身体会。

宁浩认为，电影节成为独木桥，归根结底还在于市场。“它反映出来的不是电影节的问题，是中国本身市场的问题，是你自己本身没有培养新导演的机制，为什么没有给新导演机会拍电影，而逼新导演跑电影节。最近两年好一点，随着市场扩大，老板觉得有赚钱的余地和可能了，但我觉得还不够好，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市场强大了，才不会说一定要拍什么样的电影迎合电影节的口味，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路可以走。”

对于中国这个电影市场，似乎目前所有的人都抱着非一般的信心。电影节开幕第一天，保利博纳的酒会上，主办方竖起10部电影的海报招贴，曝光了2009年公司将出品的10部电影的片花，宣布二轮融资超过了1亿元。保利博纳的老总于冬信心十足地宣布，到2009年底，中国的电影总票房将达到55亿元。而韩三平的信心比于冬更足，他宣布10年后中国电影总票房将达到350亿元。

在那场酒会上，导演陈大明感叹：“现在钱都在这里。”

钱在成倍增长，人看上去却似乎还是那些。开幕式上走红地毯时，由于演员要代表剧组走红地毯，很多演员不得不反复走了几遍。赵薇同时要代表《锦衣卫》和《花木兰》走红地毯，为了谁都不得罪，她走在两个剧组之间。

电影节第一天，酒会连酒会，几名重要的大导演、大制片人，不得不“赶场”，韩三平和几位大导演刚在博纳的酒会上发完言，立刻赶往“铁象奖”，下台之后再迅速赶往外滩，为王中军、王中磊兄弟的“华谊之夜”捧场。

电影节上，韩三平说：“中国电影已经迎来了黄金10年。”

某种角度上看，中国的电影人似乎生逢其时。

彭臣将自己称为“第N代导演”，他在本子上记下了一个“第N代‘三有’导演”的概念：有良好的市场意识，有丰富的融资渠道，有较高的艺术自觉。

“我也不知道我们是第几代，但肯定不是第五代，算是第N代。”彭臣告诉本刊记者，“第五代导演刚开始的时候不用担心市场，都是电影厂投钱；第六代是在国外找些小钱。但目前国内的电影环境完全不同，中国电影现在每年的市场有几十亿元，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大的蛋糕，为什么弃之不顾，而去迎合国外的电影节？中国观众喜欢什么，我们知道。”

《走路上学》目前还没找到发行方，然而彭臣对此并不担心。这部电影结尾打上了“纪念希望工程20周年”的字样，片中一位重要角色——到乡里小学支教的志愿者女教师，被安排成来自深圳，这部电影因此得到了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此次电影节上，姜红和赵晔还有另外一个任务：他们带来了赵晔新筹备的电影《汤》，希望能在电影节举办的“创作投资见面会”上，找到乐意合作的人。

以《岁月》一片参加新人奖角逐的导演邝子君，来自新加坡。《岁月》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经济繁荣，中产阶级的子女们无所事事，以参加帮派来度过青春岁月的现象。片中男主人公的故事，来自于邝子君自己的弟弟。

邝子君告诉本刊记者，新加坡人口少，因此罕有职业导演。邝子君自己，平时的身份是大学教师，拍摄《岁月》，是准备多年，利用业余时间才得以完成。邝子君说，在这次电影节上，他才找到了做导演的感觉：观众，鲜花，掌声，采访。

《岁月》是2008年新加坡本土独立制作影片票房第一名，但是影片依然未能做到盈利。邝子君说，电影的台湾地区代理权已经售出，但还没有上映，对于台湾地区的电影票房如何，他心里也没有底气。“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借电影节，认识更多中国的电影人，找到更多合作的机会。”他说。

似乎是为了配合当下主题，本届上海电影节，展映了多部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彭臣认真地观摩了影片，也参加了论坛。在笔记本里，他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新浪潮是一个社会现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现象。”

黄金10年就在眼前，机会的大门正在敞开，所有人都在等候入场，并为此欢欣鼓舞。亚洲新人奖颁奖仪式上，林权泽却以自己的经验告诫所有想要获得亚洲新人奖的电影人：“不要以参加电影节为目的地制作艺术片，或者带着某种获奖的心理参加电影节。一部电影，首先是你的作品，导演要深深陷入其中，这部作品才能成功。”

也是在电影节上，当韩三平兴致勃勃地宣布了“350亿元”的数字后，香港地区电影人陈嘉上却泼来了一盆冷水。陈嘉上本来被邀请谈的话题，是以《画皮》的成功来谈合拍片的经验，然而他却表示，对于未来10年的中国电影竞争力感到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不能拍出真正被观众喜欢和接受的电影，合拍片在5年、10年后也会失去市场。

陈嘉上说：“我作为一个制作人，作为中国的导演，真要想一想我们的电影真受欢迎吗？我们的满意度达到了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吗？我们不停地发展我们的市场，可是我们的制作、我们的创作，老实说还是达不到我们观众所要求的。到现在为止，观众看合拍片还是带着很兴奋的心情掏钱去买票，出来后却不是很高兴，有时候还大骂。在这个状态下的合拍片再做下去，5年、10年我们的市场开发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市场拱手送给人家。”陈嘉上说，他仍然认可韩三平预估的10年后350亿元票房，只是希望在赚钱的同时，整个行业不要被冲昏头脑，如何让中国电影保持可持续发展，才是当下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