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红利”消失后

2018年新生人口“水落石出”，1523万，比2017年整整少了200万，二孩的红利彻底消失了。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可二孩红利只维持了两年，贡献了约500万的人口，“70后”“80后”乃至极少数“60后”中堆积的生育愿望便一次性兑现了。未来即使全面放开，恐怕也效果不彰，唯有激励。而恢复到美国那样的自然更替水平几无可能。

当人类摆脱了马尔萨斯描述的挣扎于生存线上的“零和”增长模式后，大数量繁殖以保障种族繁衍的模式被高质量模式取代，人类倾向于少生优生。少生优养则带来高昂的养育成本，从而进一步抑制家庭繁育的数量，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趋势于是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全球发达国家几乎都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后，步入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阶段。当社会进入这一状态，相当长的时间内新生儿下降趋势都难以改观。故而，颇有人口学家预测，2018年新生儿数量虽少，可这将是中国未来100年内最多的新生儿，未来的数字只会越来越少。原因很明显，如今处于最适宜育龄的女性为“85后”和“95前”，正是共和国第三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未来10年则是“95后”到“05”前，却是婴儿潮后期生育低潮的人口，彼时新生儿数量由每年2500万的高水平逐步滑落到1700万～1800万的水平，此后便“波澜不惊”，再也没有形成过高潮。

全球经历过计划生育并放开管制的先例只有韩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生育率降低至更替水平以下，政策导向出现转变。可尽管政策的导向改变了，但生育率却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2年的1.17，2005年生育率更下降至1.08，创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最低水平。此后韩国政府制定了《低出产高龄社会基本法》，开始鼓励多生孩子，有了经济刺激，父母们的生育意愿才稍有改观，2010年的生育率升至1.22。

恢复到自然更替水平并不是没有希望。人口逆趋势增长，全球唯一可资借鉴的先例来自美国。当人类富裕到一定程度，摆脱了每日奔波劳碌的工薪生活模式，还是有可能唤醒深植于基因中的生育本能的。有一组数字显示，1995年，美国有26%的婴儿是这个家庭的“第三胎”，到2004年，这个比例达到28%。这种全国的数字似乎平淡无奇，但生3个以上孩子的母亲大量集中在那些学历高、收入高的妇女之中，一些优质学区，也就是富人区的景象更是红火。与贫困中作为“生育机器”的母亲们不同，她们大多有极高的学历和工作背景，生活优渥，因为热爱家庭生活而生育，做了全职主妇。可惜，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资源劣势，不得不靠着过高的劳动强度获得竞争优势的我们，还是很难晋身到如此优越的生活状态的。

美国的多子女家庭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收入者回归家庭，保守主义回潮是一方面，另一面则是移民带来的，多子多福的西班牙裔和非洲裔则已经占到了美国人口的1/4。双重合力下，美国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由1990～2005年的1.5～1.8之间，上升至2011年的1.89，2012年更达到2.06，达到了自然更替水平。而同期工业化国家平均每个育龄妇女只生育1.5个孩子。

我们没有移民国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但乡村农业社会的多子遗风，或可在计划生育完全放开后对生育率稍有提振。可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城镇化数字却并不支持乡村的人口“红利”，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9.58%，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1790万，乡村常住人口减少了1260万。乡村人口急剧凋零，留守的多似老年和儿童，人口城镇化的大趋势持续发酵，提高人口数量，靠的只能是鼓励和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