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幽默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4）

进入90年代，刘震云就开始写长篇，不写中篇了。他写长篇，也是先回故乡。写第一部长篇《故乡天下黄花》，用了半年时间，发表在1991年第一、二期南京《钟山》杂志上，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也用了半年，也发表在《钟山》杂志上，1993年第二期，同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故乡面与花朵》，四册洋洋大观，200万字了，断断续续一共写了8年，1998年也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在《钟山》、广州的《花城》、天津的《小说家》、杭州的《江南》等杂志都选载过。华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王朔文集》，在当时很红。

刘震云说，写《故乡天下黄花》时，他还不懂长篇结构，只知道利用时间轴。因此，这部小说其实是将4个年代的4个中篇，连贯成一个整体。4个年代，分别是民国初、抗战（1940）、解放后（1949）、“文革”（1966～1968），横跨60年时间，写三代人。刘震云说，故乡是地点，天下是空间。天下之大，这里却指，空间太小。黄花呢？人比黄花瘦，刘震云说，黄花是指献血。他写的是，一代代人，轻易死于非命，命如草芥。看起来是不同社会背景造就，其实都是权重与人生的关系。刘震云的小说，主题其实都是，以悲悯心，写百姓命贱。

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人际关系基础，最简单。村里一共孙、李两家财主，李家是老户，据说村乃李家所创。孙家迁来，给李家当过佃户，故李家本应就是村长，权威。但民国改朝换代，孙家儿辈孙殿元不知天高地厚，就替了老辈李老喜，夺了权。李老喜借袁世凯复辟的机会，本想让大儿子李文闹雇外路枪手，废孙殿元一条腿，逼其让位。没想李文闹却让枪手杀了他，欠下血债，还扣了20块杀人费。枪手故意走漏风声，孙家就认清了仇家。

刘震云定了夺权就要付出人命这个基调，叙述节奏把握得极其巧妙：他先让孙家老辈孙老元很快知道杀儿子的凶手，精心物色了杀手、设计了复仇过程，时间却从过年，一直拖到端午。到了端午，杀李老喜，又一波三折，刘震云用习惯的阴差阳错，复杂了因果关系。孙老元雇了混过革命军的干儿子许布袋，派两个长工当帮手。许布袋杀李老喜，遇上李老喜跑肚子，扑空，没杀成，李老喜却自己吓死了。李老喜未死于凶杀，但许布袋与两个长工的对话，却被副村长路黑小的老婆偷听到，于是就有了证人。许布袋跑了，两个什么都没干的长工却成了替死鬼。第一部分的结尾，李老喜的大儿子李文闹本来接他父亲当村长名正言顺，却被那个少付了20块钱的枪手拿走了脑袋——枪手成了土匪头领。这就使无赖许布袋代表孙家，当上了村长。出人意外，又不意外。

这个村，反倒是两个无赖当村长的时间最长。一个是许布袋，从北洋政府时一直当到解放后“土改”，才被李家佃户赵小狗的儿子赵刺猬替代。许布袋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懂“看着谁想杀咱，咱判他个谋反，先动手杀了他”。他说，“我在队伍上干过，知道这一套”。替代他的赵刺猬是什么人？赵刺猬的娘原是李文闹的相好，有一天大白天，两人厮混，让赵小狗一帮人撞见，双方脸面都挂不住，他娘就自杀了。这就成了赵刺猬在“土改”中的资本，他从贫农团团长，自然就当上了支书，从“土改”后一直当到“文革”。

我以为，刘震云这小说，写权与人的关系，是写权害人。从这个角度读，第二部分与最后的第四部分，其实比第一、第三部分都要残酷。第二部分是，孙老元的孙子孙屎根成了八路军，李老喜的孙子李小武成了中央军，孙老元的侄子孙毛旦成了警备队的汉奸，许布袋是村长，路黑小的儿子路小秃是土匪。这五角关系是，许布袋征粮，孙毛旦带着日本人来收粮，孙屎根想打一次伏击；李小武得知孙屎根的计谋，设计黄雀在后；两人都想因此立功升迁，路小秃也想趁机渔翁得利。刘震云让情节错位：孙屎根麻翻日本兵的计划流产；李小武没捞到日本俘虏，却俘获了八路军、孙屎根；路小秃只扒到3个日本兵的衣服；许布袋躲到庄稼地里睡大觉去了。最后倒霉的是村里的百姓——死了5个日本兵，日寇前来报复，以翻倍的代价，屠杀了30多个村民，奸淫了20多个妇女。

刘震云总是有意避开直接因果。第二部分中，李小武放了孙屎根，第三部分结尾，他的残部被解放军剿灭，宣判他时，他说：“抗战时我捉过几个八路军俘虏，现在看，不该放，该杀了他们。”但整个第三部分，孙屎根在邻县当书记，与李家并不构成冤仇关系。小说中的主角，其实不是孙、李两家，而是从许布袋到赵刺猬。第三部分，带领赵刺猬与他的朋友赖和尚闹“土改”的，是外来干部老范，外乡干部才铁面无私，寒冬腊月能将李家全体扫地出门，彻底抄没了他们的家产。第三部分，孙李结构其实已经彻底铲除：赵刺猬用手榴弹砸死了李文武，李家子孙彻底被镇压。孙家呢？许布袋逃进大荒洼，被李小武关进铁笼，冻死了。孙实根（解放后，他将屎改成了实）的娘信了佛。而孙实根在第四部分的作用，也只是：成了“走资派”回乡想躲清闲，被三派争抢，因为批斗他，就体现着实力。等他成了革委会副主任，三派又抢着巴结。再两年，第二次被打倒，赖和尚就用“大字报”，将家乡的“炮弹”送到他工作的邻县，导致他跳楼自杀未遂，成了残废，用箩筐抬着四处批斗，也是权力的牺牲品。

读完这部小说第四部分，认真思考，你才会意识到，刘震云用的是解构的方式，写权力意味的变迁。这个村的权势，原来要靠资历与财富（李老喜）；许布袋颠覆了这规矩，变成有权就有了势，有势亦有了钱。赵刺猬又颠覆了许布袋，变成有权就可改变身份，有了身份便有了势。到了“文革”，卖香油的李葫芦靠着背语录的功夫，一步登天，就可另立一个山头，变成第三方，与苦心经营十几年的赵刺猬平起平坐，瓜分他的权力了。李葫芦唤醒了一直辅佐赵刺猬、甘居下手的赖和尚，提醒他完全可以替代对方。李葫芦也使卫东和卫彪意识到，他们也可以后来居上，只要打倒对手，就能成为胜利者。这就变成了：只要有野心、有手段，就可以扳倒对方。因为，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反而变成了被动方——掌权者就是“走资派”，权在手里，就得等着别人来夺。在这逻辑下，就变成你刚上台，我就要你下台。当然，夺权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这鲜血就是底层百姓。刘震云用数字说话：赖和尚与李葫芦联合，夺了赵刺猬的权，死8人；卫东与卫彪联合，夺了赖和尚的权，死5人。“文革”结束，李葫芦、卫东、卫彪都作为“造反派”被捕了，来了个外乡人当村长。然后，再闹事，又死两人，外乡人下台，最终，赵刺猬的儿子赵互助又上台了。

从李老喜到孙老元的儿子孙殿元、李老喜的儿子李文闹、孙老元的干儿子许布袋，从赵刺猬到赖和尚、卫东、卫彪，再回到赵互助，刘震云哀叹的是他的故乡，这样天下中的“黄花”点缀的，血迹斑斑的大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