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人步上楼梯时》:一位传统女性的被动成长
作者:孙雅兰
圭子出身穷苦,早年丧夫,在繁华的东京银座酒吧里打拼多年后,成为一位带领年轻陪酒女的“妈妈桑”。30岁时,她面临人生抉择。一边是事业进入瓶颈期,行业竞争激烈,酒吧业绩不佳;另一边是年龄焦虑带来的婚恋压力,为自己觅得一位良人变得越来越紧迫。对当时的圭子来说,是冲事业还是退回到家庭,是一道难题。圭子接下来的经历,几乎是传统社会里,典型的女性会遇到的波折。
圭子一开始把重心放在了事业上。既然原来的酒吧经营不好,那就自立门户开个新酒吧。她拒绝了来自大阪的有钱老头和她提出的条件,她不愿靠情妇身份轻松换来开店的100万日元。她决定向不同的顾客筹措资金,每个人募集10万到20万,相当于是合伙入股。这个办法无比艰难,愿意大方出钱的男人并没有那么多,想去银行借贷又找不到担保人。
身边的“前车之鉴”,也给圭子的独立计划泼了冷水。百合是圭子以前带过的一个女孩,她最先独立出来开店。她比起圭子更加敢冲敢干,屡屡挖走圭子的老顾客,大手大脚地扩充门面。最终,因为贷款太多无力偿还,百合佯装自杀来躲避追债,不料却因此真的丢掉性命。圭子在她身上看到了女性独立的艰难,诱惑百合不断借贷的男性是她们共同的客人,也是真正掌握社会权力和规则的人。百合死后,圭子开酒吧的脚步就此停了下来。
事业一路受挫,圭子内心未曾放下的,对感情的渴求逐渐上升。从业五年以来,她坚持洁身自好,从不跟顾客过夜,总是以一身和服的端庄形象示人,只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终生的男人。
她一直用审慎的目光打量出现在身边的男人。大阪的老头有钱,但轻佻地视女性为可以交易的玩伴。出手阔绰的大金主对她有利,但为人冷酷无情,亲手逼死了百合。她一直暗恋的银行家,不过是个既给不了她婚姻,还若即若离的懦夫。心灰意冷之际,她接受了一个其貌不扬的胖子的求婚,原以为可以找个踏实忠诚的好人过日子,不料却掉入了最大的陷阱。胖子早已结婚,多次打着求婚的幌子到处诱骗女人。最后,一直默默守护着她的酒吧经理小松,在发现她坚守五年的贞节已经委身于人后,大骂她不知廉耻。原来,她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轻易能被戳破的美丽幻想。
希望在感情里寻求慰藉的圭子,终于迎来了最终的幻灭。她意识到良人难觅,不再期望得到家庭的庇护,于是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回归事业。当她再次回到工作的酒吧,内心的独白多少有些向命运宣战的意味:“这是一种严酷的考验,就像寒冬腊月一样,但是不管寒风多么凛冽,街树还能吐出新芽。”
圭子的故事有意思就在于,她并没有一开始就抱有自我独立的愿望,而是一直对婚姻心存向往,甚至是在事业和感情之间来回游移。当她发现事业越走越窄时,逃回家庭的愿望就更强了。然而相比于事业,她发现感情是更不可靠的东西,当把所有选择都尝试一遍后,圭子对自己最后的抉择就变得坚定不移了。
作为成濑巳喜男晚期的集大成之作,影片对女性心理的把控极尽细微。因为圭子工作的酒吧在楼上,电影里一共拍过四次圭子上楼的画面,每一次拍摄的方式都不一样,以此展现圭子在不同阶段的内心变化。这也正是《女人步上楼梯时》片名的由来。第一次,圭子去酒吧上班,镜头采用了俯拍的手法,圭子脚步沉重,边爬边想:“我最讨厌爬这些楼梯了,但只要我在一天,就得逆来顺受。”第二次,她已经计划自己开酒吧,当看到百合的酒吧生意兴隆时,她爬上酒吧楼梯的脚步一顿一停,此时镜头选择了仰拍,圭子暗自思忖:“怎么办,是时候下定决心了。”第三次,是她答应胖子的求婚后,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爬楼梯时脚步前所未有的轻快。最后一次,圭子不再对婚姻心存幻想,回到酒吧工作时,脚步坚定,气势昂然,片尾镜头定格在她那张释然的笑脸上,随即说出那句她重复了无数遍的:“欢迎光临。”圭子所处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日本战后的变革阶段,社会加速了现代主义步伐,经济迎来复苏。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有所提升,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开始变多。与此同时,历史的传统包袱仍然沉重,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要求还是集中在家庭内部,女性的职场选择少之又少。圭子的进退两难,正是产生于这种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中,而她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个人内心的摇摆——既憧憬自我独立,又渴望家庭归宿;既追求充分的情感自由,又无法摆脱社会的规训和期待。
圭子的迷茫和无助,首先来自实现经济独立的艰难。作为底层出身的女性,进入风月场所几乎是圭子唯一的选择,但在日本传统观念里,这份工作需要委曲求全的地方太多,实在算不上一条好的人生道路。她打心底里看不起自己的职业,所以,当酒吧的营业额下滑时,她依然不肯放下身段去拉客,“谁想到酒吧工作,我从来没有开心过”。身边人的态度,也在强调她的职业耻感:母亲靠拿她的钱生活,却还要指责她在银座过着奢靡的生活,罔顾这是她工作需要的事实;顾客以她取乐,却也要教育她这不是正经女孩该干的工作,好像她还有其他选择似的。
圭子年纪轻轻就开始守寡,身后还站着一个不停掠夺她的家庭:母亲每月向她索要两万日元的生活费,以及哥哥摊上官司的律师费和侄子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手术费。对背负着巨大家庭责任的圭子来说,婚姻不是自我愉悦的感情游戏,而是能够躲避风雨的港湾。她与男性的纠缠,总是世俗化多过理想化。当她终于鼓足勇气跟倾慕的银行家表白,两人经历了一夜温存,醒来时她眼角带泪,因为梦到了死去的丈夫。梦中丈夫出差回来,手里拎着礼物,里面全是蔬菜。那是圭子曾经的生活,在战后缺衣少食的年代,丈夫曾给予过她最大的幸福。于是,她对银行家说:“我爱你,可我更需要一个丈夫,在我身边照顾我。”
为了能够符合当时社会的规范,成功结婚,最终通过婚姻从窘境中走出来,她一直告诉自己:“女人不应该放纵”。寂寞的时候,“喝点白兰地就睡过去了”,时刻不忘自我规训,以免毁掉清誉。但也正是这份郑重的期待,最终将她推入慌不择路的境地。在她被家人逼到崩溃时,轻易就被骗子的小小安慰打动,以为终于抓住一个可以依偎的肩膀,在根本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答应了求婚。
跟圭子的纠结相对应,片中另外一个女性角色纯子就拎得清。她对婚姻几乎不抱任何纯真的理想,利益才是她任何时候都要捍卫的存在。面对把她当成圭子替代品的酒吧经理,她大方坦然,主动向他要钱:“我是职业小姐,对喜欢的人也收钱。”比起圭子,纯子想开酒吧的愿望也更加坚定。为此,她干净利落地从圭子手中“挖走”大阪老头,自愿以情妇的身份换来100万日元,最终开成了圭子没能开成的酒吧。
成濑巳喜男一贯擅长描写庶民阶层的感情生活,在他的镜头下,时运不济的底层男女总是陷入生活的泥潭,在互相伤害的同时又互相依赖,在无尽的烦恼里看透人性的本真。日本电影史学家岩崎昶曾这样评价成濑巳喜男的作品:“根据他的厌世主义,成濑对人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不仅是夫妇之间的关系,凡是所谓男女的爱情,都是既不神圣也不崇高的。男人们就像动物一样没有骨气,只顾自己,而且是好色之徒。而女人们尽管明知这样的男人是庸俗之辈,可还是要爱他们,照顾他们,或是因为性的关系而使他们凑在一起。”
圭子最终抛舍感情、回归事业,与其说她实现了女性独立,不如说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虽然不喜欢酒吧的工作,但那是她在动荡生活中唯一能抓住的依靠,于是留下了这样一个哀而不伤的结局。在还没有出现女性主义思潮的年代,圭子并不是在一种自觉的意识下成长起来的,而是在经历了各种生活无可避免的磨砺后,一步步被动地走向清醒而自决的状态。不同于如今大量影片对性别议题的先入为主和不断放大,成濑巳喜男无意制造男女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而是极其克制地呈现出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困境和挣扎,感情生活不过是她们众多处境中的一角,是她们对抗严峻人生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