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司顿的远大理想

“我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我要改变美国的时尚。”电视剧《侯司顿》（Halston）的预告片一开始，设计师侯司顿踌躇满志地站在位于曼哈顿奥林匹克大厦21楼的工作室里，落地窗外，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哥特式尖塔触手可及，他的目光投向远处的纽约天际线，说出这句豪言。

侯司顿确实改变了美国的时尚，改变了全世界女人的穿衣习惯和风格，他为时装业引入名人文化，让时尚和娱乐紧密纠缠在一起，改变了服装销售的某些规则，同时把自己也打造成第一位偶像化的设计师。1990年，侯司顿因艾滋病去世，30年来，除了时尚界、沉迷于纽约夜店生活，或者研究俱乐部文化的人，世界几乎遗忘了他。就连电视剧主演伊万·麦克格雷戈接到片约时，都不知道侯司顿是何许人也。这部五集的电视剧让他又回到聚光灯下，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他生前最为享受的状态。

侯司顿改变了美国时尚

侯司顿是少有的仅靠一个单名就闻名世界的设计师，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个名字成为迪斯科时尚的核心、纽约风格的灵魂。

侯司顿的明星设计师生涯，起点是一顶帽子。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31岁的杰奎琳·肯尼迪没有像当时上流阶层的女性那样穿皮草，而是穿了美国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Oleg Cassini）设计的羊毛连衣裙和大衣，搭配一顶圆盒式平顶帽。帽子便是侯司顿设计的。杰奎琳具有电影明星的气质，她的帽子也引起了轰动。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侯司顿说：“那天的风很大，肯尼迪夫人用手压着帽子，结果在帽子上压出了凹痕。以至于后来所有的仿制品上都有了凹痕……”

侯司顿原本是个帽子匠。1932年他生于爱荷华州，工人阶级的父母为儿子取名罗伊·侯司顿·弗罗威克（Roy Halston Frowick）。他从小展露出对美的高度敏感性，和他的出身格格不入。20岁时，侯司顿来到芝加哥，白天在百货公司当橱窗装饰工，晚上去芝加哥艺术学院上夜校。这个漂亮的男孩吸引了一位富有的年长男同性恋，给他投资，帮助他在芝加哥时髦商业区的高级美发沙龙里开了帽子精品店。很快，侯司顿的女帽设计被当时著名的女帽设计师莉莉·达什（Lilly Daché）相中，达什邀请他来纽约曼哈顿自己的工作室工作。纽约让侯司顿迅速发生了蝶变，不到一年，他便加入奢华百货公司波道夫·古德曼，成为首席女帽设计师，有了一批忠实客户。

杰奎琳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戴了侯司顿设计的帽子后，他的作品登上了所有主流时尚杂志的封面，《Vogue》杂志时任主编戴安娜·弗里兰称赞侯司顿“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制帽匠”。但侯司顿敏锐地意识到，时代在变化，越来越多的女士外出不再戴帽子和手套，这一礼仪正在式微，着装风尚必将彻底发生变化。1966年，在波道夫·古德曼的支持下，侯司顿为百货公司推出他的第一个成衣系列，职业生涯迎来关键性转折。

侯司顿看到，60年代兴起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唤醒了女性的身体意识：女人们希望穿上更舒适、行动更自由的服装，即便是出入社交场合的上流阶层女性，也想脱掉僵硬的高级定制时装，厌倦了它们对身体的挑剔和束缚。侯司顿设计服装时首先考虑的是面料和人体的贴合，抛弃了所谓的合身轮廓。他借鉴古希腊人长袍流畅的悬垂设计，用当代的斜裁手法，选取柔软的面料——因为柔软可以放大性感，比如针织真丝混纺面料、羊绒、丝缎，把简简单单的连衣裙、传统式样的毛衣、睡衣款长裤，变成了当代都市希腊女神可以穿着外出的摩登迷你裙、紧身针织衫、阔脚针织裤和露背装、颈部系带的长裙。他还鼓励女性穿他的服装时不必穿内衣。

他认为服装应该是女人的“舞伴”，要与身体的律动相协调。在侯司顿起步时就为他做模特的帕特·克利夫兰（Pat Cleveland），在电视剧《侯司顿》开播后接受The Cut网站采访，描述当年穿上侯司顿的设计：“你想象自己有了蝴蝶的翅膀，你降落在一大朵馥郁多汁的花上。你觉得飘飘然，布料就这样从你身上飘下，适得其所。天哪，你觉得自己就像女神！”

进入70年代后，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美演变为“超苗条才是理想体形”，但侯司顿的垂褶服装对身材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女人却很友好，迎合了所有的身材。他说：“我没有专门针对所谓有理想体形的女人设计衣服。对每一种体形的女性，我都有自己的想法。”

1972年，他设计出一款时装史上前所未有的裙子：用超麂皮（Ultrasuede）制作的衬衫式连衣裙。超麂皮实际上是一种合成氨纶面料，柔软得像麂皮，亲肤性好，可以扔进洗衣机里洗涤，很容易打理；衬衫拉长变成裙子的设计，适合办公室氛围；下了班配上首饰，又可以直接去派对或商务晚餐。由此，这款裙子打破服装分日装和晚装的界限，开创了日夜通用服装的先河。此时，职业女性的数量急剧增加，超麂皮衬衫裙既方便又时髦，方方面面都满足了职业女性的需求，而且适合每个人，因此即便售价贵到每条180美元，仍然大获成功，从《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到低级职位的秘书文员，人皆一件，成为美国销量最大的服装之一。侯司顿的时代来临了。

1973年的“凡尔赛之战”确立了侯司顿在美国时尚界的首席地位。“凡尔赛之战”是为了资助修复凡尔赛宫而举办的一场竞赛性质的时装秀，法国和美国各派出5位重量级设计师在凡尔赛宫展示各人的新装设计。法国队由纪梵希、伊夫·圣·洛朗、皮尔·卡丹、马克·博恩、伊曼纽尔·温加罗组成，美国派出的设计师除了侯司顿，还有比尔·布拉斯、斯蒂芬·布罗斯、奥斯卡·德·拉·伦塔、安妮·克莱因。

侯司顿展示了一系列极简主义风格的服装，其中一件是无上装礼服，在模特走秀时请来明星莉莎·明尼利载歌载舞地助阵。莉莎·明尼利是好莱坞著名导演文森特·明尼利和电影明星朱迪·嘉兰的女儿，侯司顿视她为缪斯，帮她设计舞台装和日常便服，让她穿上露背晚礼服、缎面长裤套装，把她从假小子变成70年代的时代偶像。“凡尔赛之战”打响前，莉莎·明尼利刚刚凭借电影《歌厅》获得1973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桂冠，她穿着侯司顿设计的“战袍”走上奥斯卡领奖台，风头无两。这场对决，美国设计师大获全胜，侯司顿一鸣惊人，成为美国设计师军团的代言人。

他的礼服除了面料上的扎染印花、金属丝、金属片，一切不起作用的细节都是多余的，什么“没打结的蝴蝶结、没拉上的拉链、没扣紧的纽扣”（侯司顿语），统统取掉，几乎没有装饰，似乎是一整块垂挂在身上的羊毛或丝绸面料，随着人体的曲线流动，自然形成一道道褶皱，和奢华繁复的高级礼服背道而驰。他的成衣同样高度简洁，廓形纤长，线条纯粹。评论界给予这样的设计高度评价，称侯司顿的风格令时尚界从此多了“精练、纯正的美式语言”，为美式时装定下了基调。1980年，侯司顿对《Vogue》杂志说：“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清理了美国的时尚，实际上我被称为‘清洁先生’。”

70年代是时装史上相对乏味的十年。60年代早期出现了迷你裙，这是一种崭新的服装廓形和款式；后期的嬉皮士带动波西米亚风格，让松弛的印花长裙风靡一时；80年代女人们穿上了咄咄逼人的权力装，西装套裙的垫肩大得堪比古代武士的盔甲。70年代没有出现新的服装廓形，所幸有侯司顿穿插在两个年代之间，像是一段迷人轻快的插曲。

创新和现代性，侯司顿还放在了T台上。60年代，黑人是被排斥在时尚业和某些商店之外的，侯司顿是第一批启用非洲裔、少数族裔模特，让天桥多元化的设计师之一。非洲裔模特帕特·克利夫兰曾为了抗议美国时尚行业的种族歧视，寻找职业机会，远走巴黎。1973年的凡尔赛之战，侯司顿在T台秀中用了11位黑人模特，其中包括克利夫兰，数量之多在时尚史上前所未有。此役之后，非洲裔模特在美国时尚界开始有了地位，1974年美国版《Vogue》第一次用黑人模特贝弗莉·约翰逊（Beverly Johnson）做封面女郎。克利夫兰这才回到美国，职业生涯得到重生，成为“天桥皇后”。

在侯司顿之前，美国时尚潮流的制造和发布，掌握在欧洲老牌时装屋手中，无法与欧洲的时装业相提并论。美国的百货公司、时装杂志从30年代起便力推本土设计师，“二战”期间有克莱尔·麦卡德尔（Claire McCardell），战后出现了邦妮·卡辛（Bonnie Cashin），这两位女性设计师以休闲装见长，奠定了美国人整体休闲的着装模式。美国服装在20世纪上半叶都缺少绚丽多彩，比尔·布拉斯（Bill Blass）为之注入华丽浪漫的歌剧风格，但他传承的仍是欧洲的设计语言。他们都未能形成国际性的影响力。美国的百货公司从迪奥、巴尔曼、巴黎世家、纪梵希等巴黎的高级时装屋购买时装图纸和专利，获得一年的生产权，制作出高、中、低档的服装，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进入20世纪60年代，时装业发生巨变：时装一度指代的是高级定制时装，是名流精英阶级的特权，普罗大众没有胆量染指。60年代，青年学潮爆发，政治变革席卷整个西方世界，打破了阶级藩篱，也抹掉了区分富人和平民的符号；中间阶层形成，发达国家人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惊人地增长。与此同时，象征时尚业黄金时代的高级定制时装急剧萎缩，意味着旧的时代逐渐沉沦，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成衣成为主流，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欧洲一个专门设计成衣的新兴设计师群体崛起。变革时期，时尚界对设计师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像迪奥先生那样时刻摆着绅士派头、作风低调的设计师已成过去时，投资人、时尚圈需要明星做派的设计师，于是设计师们竭力将个人形象打造成品牌的代言。

伦敦有了玛丽·昆特、创立Biba的芭芭拉·胡兰尼姬、奥西·克拉克，巴黎有了伊夫·圣·洛朗和皮尔·卡丹。这些设计师人如其设计，令人过目不忘。比如发明迷你裙的玛丽·昆特，请维达·沙宣为她剪了几何造型的波波头，穿着自己设计的橘色白色相间的迷你裙和过膝彩色PVC长靴，和她打造的模特Twiggy仿佛孪生姐妹。她去意大利，走到哪儿意大利男人就跟到哪儿。她在1963年成立了个人品牌Mary Quant，在侯司顿设计帽子的时候，昆特的服装已经出口到了美国。

当纽约设计师群体在T台上亮相，侯司顿立刻展露出他的前瞻性。早在芝加哥做帽子匠时期，他就放弃了名字和姓氏，只用中间名“侯司顿”，这让他的名字和个人品牌都朗朗上口，利于传播。他与名流明星交往甚厚，客户除了杰奎琳·肯尼迪、莉莎·明尼利，还有伊丽莎白·泰勒、葛丽塔·嘉宝、劳伦·白考尔、比安卡·贾格尔，积累了丰富的打造偶像的经验。侯司顿为自己做了同样的事，也为自己设计了标志性的装扮：纤瘦的体形，向脑后梳去的光滑发型，太阳镜，紧身的黑色高领衫，手里捏着白色烟嘴的烟管，神情慵懒。他甚至改变了Halston的发音方式，不再发“霍尔斯顿”的音，而是说成“侯司顿”，好与新形象更吻合。

1973年，侯司顿曾说：“时装源于时尚的人……没有哪个设计师能独自创造出时尚，是人创造了时尚。”在侯司顿看来，创造时尚的人是名流、明星、名模。他的身边时时刻刻珠环翠绕，不管是与时装编辑、广告商会面，还是参加宴会、派对。1978年他在美人们的簇拥下，来到中国，登上长城。美国资深时尚媒体人安德烈·利昂·塔利（André Leon Talley）为侯司顿的美人们造出一个著名的词“Halstonettes”（侯司顿美人天团）。侯司顿美人天团是“侯司顿”品牌闪亮的装饰，富有活力的形象大使，自然而然地为品牌做了宣传，比今天时尚品牌纷纷找Instagram名人做大使的思路早了40年。

经过60年代的学潮、反战、民权运动、价值观崩溃，进入70年代的人们奉行无节制文化，报复性地追求享乐主义。夜店、俱乐部、迪斯科舞厅取代传统的晚宴和舞会，成为消遣的天堂，这意味着礼服无需很正式。侯司顿设计的极简风格礼服不隆重，恰恰适合夜店的着装要求。

潮流分子在夜店里纵情声色，在毒品、酒精、肾上腺素的混合刺激下狂欢到朝阳升起。侯司顿的时装，针织连衣裙、单肩礼服、用卢勒克斯（夹着金银丝的面料）做的连身裤，让身体曲线毕露，舞动的身体反射出迪斯科球的光斑，闪烁着迪斯科音乐特有的性感；服装下摆超长，足以盖住松糕鞋，跳舞时可以让鞋跟隐蔽地敲击地板，在迪厅里很容易招来他人的注目，因此大受夜店狂人的推崇。

侯司顿本人也是夜店动物，他和安迪·沃霍尔为首组成了一个享乐主义小团体，出没于纽约最是纸醉金迷的夜店“54号俱乐部”。“54号俱乐部”以着装势利眼著称，入场资格限制极其严苛，似乎只有穿着侯司顿设计的伊丽莎白·泰勒、莉莎·明尼利和比安卡·贾格尔等人才能畅通无阻。

他和沃霍尔都来自贫困家庭，靠天赋出人头地，彼此惺惺相惜，结为密友。他用沃霍尔的丝网印刷花朵图案来设计时装，打通了时髦年轻人和艺术的联系。1975年，沃霍尔为他创作了一幅波普肖像，让他以艺术品的形式得到永生。1979年，流行音乐组合斯莱奇姐妹（Sister Sledge）发行的大热迪斯科单曲《他是最伟大的舞者》（He’s the Greatest Dancer），歌词里唱到“侯司顿”，这个具备鲜明辨识度的设计师和品牌自此成为迪斯科的不朽品牌，成了70年代的标识。盖茨比式的成功和悲剧

侯司顿是美国时尚史上第一个明星偶像化的设计师。

他的雄心不仅仅止步于一个时装品牌，他要创建侯司顿式的生活方式。他敏锐地萌生出“奢侈品民主化”的意识：你买不起我的礼服或高级成衣，那你总能买得起我的一瓶香水。1975年，他推出第一款香水，命名为“侯司顿”，装在泪滴形的玻璃瓶里，消费者趋之若鹜，一瓶难求。数以百万计的人洒上侯司顿的香水，便以为侯司顿构筑的时尚世界梦想成真。他还开发出男装、内衣、配饰、鞋子、手袋、家居用品、行李箱，每一件产品都贴有“侯司顿”的标签。

70年代，成衣业逐步完善，女性经过女权运动的洗礼，个人自主性的要求提高，职业女性需要精简的服装单品，比如高档面料制作的衬衣、定制长裤套装、及膝短裙，方便替换、搭配。这些单品最好在一位设计师、一家店里就能买齐，于是一站式服装精品店流行起来。侯司顿的衬衫裙、长裤、可以搭配裤子和裙子的短上衣，都是为一站式购物设计的。他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1968～1973年赚了3000万美元。

1973年，侯司顿把品牌卖给了诺顿·西蒙公司，他仍担任品牌首席设计师。诸多产品线给他带来巨额财富，他过上了奢靡放纵的生活，把毒品当维持疯狂生活的能量。毒品放大了他人格中自我毁灭的弱点，让他的名声逐渐崩溃，直至被遗忘在时装史中。

侯司顿看到，中间市场越来越庞大。与金钱、名人、权力和浮华纠缠在一起的侯司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成功带来的魅力，1982年，他与大众市场零售商杰西潘尼（JC Penney）签了一份价值10亿美元、6年的合约，为杰西潘尼推出廉价服装，“好让每一个美国女人穿上侯司顿设计”。这种做法在21世纪司空见惯，但在当年闻所未闻。他的金主、有钱客户并不为他的时尚民主热情所打动，反倒视为裁缝的倒戈和背叛。高级时装界立刻抛弃了他，与他合作长达20年的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公司，下架了他的产品线。

很快，他的品牌被杰西潘尼转手卖给他人。侯司顿对自己的才华非常自信，却无视自己与掌握时尚界的商业力量的格格不入。他发现，他的才华、设计成果都要受到穿商务套装的职业经理人的监管和限制。他和投资人打架，投资人为了安抚他，向他扔钱，钱却被大肆挥霍在性、兰花和可卡因上。终于，投资人耗尽了耐心，他们需要天才，更需要听话的设计师。

侯司顿被赶出奥林匹克大厦21楼的工作室，投资人毫不在意地销毁他的T台走秀录像和档案，卖掉许多标志性的服装。侯司顿试图把品牌买回来，但品牌已被公众视为污点商品，丧失了价值。后起之秀，比如受到侯司顿影响、启发的卡尔文·克莱恩、汤姆·福特——二人都沿袭了侯司顿的性感理念，早已超越他，站到了时尚业的前沿。

侯司顿是现实世界的盖茨比。盖茨比出身贫穷，改掉了原名詹姆斯·盖兹，在纽约奋斗的过程中摆脱了过去生活的烙印，最终死于非命。侯司顿演绎了同一个白手起家的美国梦，也像盖茨比一样，成为性、毒品和自负的牺牲品。

1988年，侯司顿被诊断患上了艾滋病。他于1990年3月26日离世，年仅57岁。他的生命在他肉体死亡之前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