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火新世

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默数街边房屋的状况。一路数下来，我发现每3～4幢房子就有一幢被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而且剩下的往往是整幢房子里最常接触火的部位——壁炉。但是，没过火的房子则几乎完好无损，完全看不出任何被破坏的迹象，就连房前屋后种植的各种景观植物也都完好无损。似乎大火在和房子玩一场零和游戏，要么彻底烧光，要么啥事没有。

我所在的这条街名叫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旁边就是著名的贝弗利山（Beverly Hill）。街道两边都是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豪宅，光从外观就能看出它们的豪阔。这条大道直通富人云集的帕利塞德区（Palisades），2025年1月7日这天那里爆发了帕利塞德大火，震惊了全世界。我是在10天之后来到这里的，虽然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但空气中仍然有一股明显的烟味，而且大部分撤离的居民还没回家，整个街区空空荡荡的，除了警察和消防人员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行人。

我本想开车到帕利塞德区中心看看，但因为那里发生了好几起入室偷盗案件，导致火灾最严重的核心区被封，严禁外人出入。我试了好几条不同的路线，都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拦住去路，只好乖乖地掉头。不过，我最远开到了威尔·罗杰斯州立历史公园（Will Rogers State Historic Park）的旁边，距离火灾核心区只有不到三公里远了。这里虽然经常可以看到被烧毁的房屋，但街道两旁的植被还很完整，尤其是那些长得比较高大的树木大部分都还活得好好的，只是树干表面有一层黑炭而已。1月15日，航拍被“帕利塞德大火”烧毁的马里布海滩沿线住宅群

根据媒体事后报道，帕利塞德大火的过火面积虽然不到一万公顷，但却烧毁了将近7000幢建筑物，导致12人不幸罹难。火灾现场图片显示，帕利塞德区中心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烧毁了，原因很可能在于那里的房子密度很大，火势很容易蔓延开来。但日落大道两边的豪宅相隔距离较远，火势不容易扩散，这才让这片区域的大部分房屋侥幸逃过一劫。

既然帕利塞德区不让进，我便决定去伊顿峡谷（Eaton Canyon）碰碰运气。这里在同一天爆发了伊顿大火，把附近的阿尔塔迪纳区（Altadena）烧毁了。没想到阿尔塔迪纳区中心也被军警封锁了，我只能在周边地区开车转了转。这是个普通工薪族居住的中产街区，大部分房子都有至少50年的历史了，但也正因为古老，所以房屋间距同样很大，受灾情况和日落大道的那个富人街区差不多，都是每隔3～4幢房子就有一幢被烧毁，但周围其他房子则几乎完好无损。事后统计显示，伊顿大火的过火面积仅为5600公顷，但却烧毁了超过9000幢建筑，导致17人死亡。这两场大火，以及几乎同时发生在大洛杉矶地区的其他几场小型野火合起来一共烧掉了2.3万公顷的土地，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500亿美元以上，创下了美国火灾事故经济损失的最高纪录。美国的保险业因为这场事故至少损失了200亿美元，同样刷新了美国火灾保险业的历史纪录。

一路转下来，最让我惊奇的是房屋的命运似乎是随机的，毫无规律可言。“那天晚上天空中到处都是带火的余烬，如果正巧有块较大的余烬落到你家屋顶上，又正好钻进了房子的通风口，那你家就完蛋了。”正在路边拍照的一位当地居民对我说，“当天的风非常大，最高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60公里，余烬被吹到了好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火就是这么扩散开来的。”

这位居民提到的风有个特殊的名字，叫作圣塔安娜风。这股风每年的秋冬季都会从美国内陆的高压带向东吹过来，因为美国西部正好是沙漠地带，所以这股风又热又干，让加州的冬天既温暖又晴朗。但是，这种翻山下沉的热干风是野火最好的帮手，所以又被称为“焚风”（Foehn wind）。伊顿峡谷东面的圣盖博山脉（San Gabriel Mountains）是这股焚风在吹向太平洋之前遇到的最后一座山峰，下降的风速会变得尤其迅猛，只要遇到一个小火苗，就会助其迅速演变成一场无法控制的山火，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那场2003年圣迭戈的雪松大火就是借助这股焚风而烧起来的。

洛杉矶不但有焚风，还有大量易燃的植被，这就是南加州特有的浓密阔叶常绿灌丛（Chaparral）。这种灌丛非常适合南加州特有的地中海气候，叶片大而坚硬，表面富含油脂，极易燃烧，很多加州山火都是先从这种灌丛开始烧起来的。

如果只有灌丛着火的话倒也问题不大，因为这种灌丛相当低矮，结构紧密，余烬不太容易随风扩散。可问题在于南加州还有很多桉树，这种产自澳大利亚的外来树种非常适应这里的气候，可以在几年之内迅速长到10米多高。桉树的树叶同样富含油脂，遇火即燃，一旦桉树的树冠被点燃，火势便能迅速随风扩散至远方，形成一场超级大火。

加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桉树呢？原因是这种树的生长速度快，很容易成材，也很适合作为房前屋后的遮阴树种。另外，桉树虽然易燃，但却非常耐火，一场超级大火之后本地树种往往尽数被烧死，但桉树却能活下来，所以那些烧过大火的区域往往就只剩下桉树了，这就是我在圣迭戈雪松大火遗址看到的情况。

越烧越旺的野火，正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南加州的物种分布，让这块地方变得越来越容易被点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加州人民不怕野火吗？答案当然是非常害怕，所以加州政府制定了堪称全球最严格的建筑防火标准。事实上，防御空间（defensible spaces）这个重要的消防概念就是加州人发明的，它要求所有的加州房屋都要给消防员留出足够宽的消防通道，专门用来扑灭来自外部的野火。除此之外，加州政府还要求所有的木篱笆和观赏植被都必须距离房屋外墙至少1.5米远，因为60%～90%的火灾都是由这一区域的植被燃烧所引起的。

所有这些防火措施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一般性的小山火是难不倒加州人民的。根据媒体的事后报道，2025年的第一天凌晨帕利塞德区就爆发了一场山火，所幸当天的风不大，那场山火很快就被及时赶到的消防员扑灭了，只烧掉了1.2公顷的林地。几天后另一处地方也爆发了山火，所幸也被迅速扑灭了。由此可见，加州的消防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大部分加州人平时并不怎么担心火灾。话虽如此，加州确实有三个地方做得不够好，遇到超级大火往往就会无能为力。首先，绝大部分加州房屋都是木结构的，木材可是野火最喜欢的燃料。但是，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得到解决，因为木材是美国最廉价的建筑材料，整个美国的绝大部分房屋都是木结构的，钢筋水泥的产业链在美国几乎不存在。

其次，木结构的房屋有很长的使用寿命，所以很多加州的房子都有上百年的历史，这些房子在建造时还没有建筑防火法规，改造起来也很困难。比如老房子的通风口就不太容易改造成防火样式的，随风飘散的野火余烬很容易从通风口钻进来，点燃屋内的那些比木结构更易燃的棉质窗帘、沙发套和塑料家具。研究表明，符合建筑新规的新房子的火灾存活率是老房子的六倍，原因就在这里。话虽如此，新房子在建造时大量采用的聚氯乙烯（PVC）壁板和天花板，以及各种塑料管道同样很容易着火，而且产生的烟雾毒性更强，被消防员称为固体汽油。所以说，无论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在火的眼里都是最优质的燃料，一旦烧起来之后便很难用水扑灭了。

再次，美国人热爱大自然，越是靠近自然景观的地段房价就越贵。阿尔塔迪纳区虽然距离洛杉矶市中心较远，但因为这里靠近圣盖博山脉，所以房价一点也不便宜。帕利塞德区之所以那么贵，也是因为它正好位于圣莫尼卡山（Santa Monica Mountains）的山脚下。这座山此前曾经被开辟成私人牧场，后来退牧还林，把整座山都变成了自然景观公园，很多别墅的后院就是茂密的天然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顶级富豪入住。另外，大部分美国人不喜欢观景亭之类的人工建筑，也不喜欢人工培育的观赏植物，只喜欢原汁原味的大自然，所以美国这边的野地几乎都没人管，任由本地植被野蛮生长。比如我眼前的这座圣盖博山就是这样一座荒山，山坡上除了一座水塔和一条高压输电线之外看不到任何人工建筑物，可以想象被烧之前这里一定充满了野趣。

“这座山是附近居民最引以为傲的风景地，也是我选择住在这里的主要原因。”那位正在拍照的当地居民对我说，“前两年南加州雨下得非常多，山上植被特别茂盛，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赏花。我也经常带朋友去山上徒步，这座山就是我的后花园。”

美国人把类似这样的区域称为“野地-城市交界区”（wildland-urban interface，WUI），这样的区域因为靠近大自然，以及价格相对便宜的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来此定居，而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统计数据显示，过去这30年里洛杉矶WUI区域的房屋数量增加了40%。相比之下，洛杉矶市中心区的房屋数量仅仅增长了23%。目前光是在美国西部就有超过1600万幢房屋位于WUI范围内，而全美国在1992～2015年间总共建造了3200万幢WUI房屋。既然选择住在大自然里，就得遵守自然规律，野火就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很难避免。住在WUI区域的居民当然知道自己是在赌博，但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然景观买单，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来解救他们，而政府也确实努力了。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后来的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早在1月3日就和南加州政府开过一次电话会议，向后者通报了洛杉矶地区即将面临强圣塔安娜风的消息。起风前的那天晚上，洛杉矶县的消防局决定让900名消防员下班后不回家，而是睡在消防局的地板上随时待命。后来有人认为消防局应该让全部3100名消防员原地待命，但这么做是要花很多钱的，而火灾不像飓风或者洪水那样一旦预报了就肯定会来，而是更像地震。大家都知道加州近期可能会震，但没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如果每时每刻都做好一级戒备的话，很容易导致“狼来了”的结果。

换句话说，洛杉矶消防部门其实已经按照往年的惯例做了最高级别的预警，但实际情况证明这个预警远远不够，因为消防局没有意识到今年的情况和往年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前文那位当地居民所说的那样，南加州刚刚经历了连续两年的多雨天气，2023年甚至有过一次极其罕见的热带台风，导致当地植被疯长。但是，自2024年夏天开始，南加州又经历了一次罕见的干旱热浪，八个月内只下了不到五毫米的雨，疯长了两年的植被全都被烤干了，变成了野火的燃料。

来洛杉矶之前，我本以为会看到一大片被火烤焦的植被，但让我惊讶的是，眼前这座圣盖博山光秃秃的，几乎看不到任何植被的踪影，地表颜色也是黄的，连一点黑色的焦土都看不到。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的话，我根本就看不出这里前几天刚刚爆发过一场猛烈的山火。

“火灾当天的风实在是太大了，把烧焦的植被和地表黑土全都吹上了天，把整座山吹成了月球表面。”那位当地居民解释了我的疑问，“那天的风大到如果我不扶着点什么东西的话根本就站不住，好多大树和电线杆都被风刮倒了。”

根据媒体事后报道，因为风太大，加州消防局事先准备的灭火直升机无法起飞，即使冒险升空也无法将阻燃剂准确地喷洒到火点上。被风刮倒的大树和电线杆不但把很多消防车挡在了外面，也挡住了当地居民的撤离路线，这才导致了如此惨烈的伤亡。

不过，也有少数居民拒绝撤离，结果反而保住了房子。我在大街上就见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当时他正在和几位邻居一起考察小区里一幢被烧毁的房屋。“我在这个街区住了一辈子，对这里很有感情。再加上我妈妈已经85岁了，行动不便，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保卫我的房子。”这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对我说，“当天晚上的情况非常危险，周围的房子都在烧，我已经做好了被烧死的准备。”他拿出手机给我看当晚拍摄的视频，视频的背景是一片橙色的火海，我看到他拿着一根皮管子在往屋顶上喷水，一边喷一边疯狂地大喊大叫。“我先用水把全身浇透，然后拿着水管子在房子周围巡逻，看见火苗就立刻上去把它浇灭，就这样战斗了一晚上，终于把房子保住了。”

虽然他所描述的场景惊心动魄，但他的语调始终很平静，周围那几个邻居也都很平和，就连那位被烧毁的房屋的主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的情绪。后来得知，这些人的房子都买了保险，只不过不是商业保险，而是加州政府提供的公平保险要求计划（Fair Access to Insurance Requirements，简称FAIR计划）。这是加州为无法找到私人保险的房主提供的临时保险选择，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保费较低，赔付额也低，肯定低于房屋本身的价值。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人看上去如此地平静呢？“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很有教养的人，这才没有在你面前表现得太过兴高采烈。”一位名叫露西（化名）的地产开发商解释了我的疑虑，“被烧毁的房子重建后一定会升值，这些人都赚翻了。”

露西在这片地区拥有一处房产，但房子过于老旧，租金不高。她一直想把房子拆掉，改建成一套拥有多个单元的出租房，但光是拆房费就占到盖房子成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房子被烧的话，她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加州政府允诺加快新房建设许可证的审批速度，还答应为灾后重建的房屋实行各种税务减免和利率优惠，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也会有相应的优惠，绝大部分房主最终都会发一笔财。”露西对我说，“当然了，那些有亲人不幸去世，或者对老房子有很强的情感寄托的人除外，另外还有一些在房子里藏了高价值艺术品或者赃款的人也不会太高兴，因为这些东西肯定都没有上保险。”露西解释说，造成这一反直觉结果的原因就在于洛杉矶房子的主要价值是地价，比如一幢价值200万美元的房子光地价就至少得有150万美元，烧掉的房子虽然定损200万美元，但地价不变，所以真正损失的只有不到50万美元，重建之后的新房房价大概率翻番，甚至连保险是否足额赔付都不重要了。

露西的这个说法让我惊讶不已，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这场大火中蒙受损失。同样一场自然灾害，对于某些人来说竟然是件好事。

既然如此，让我们把思维再发散一下，探讨一下野火对于大自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国际公认的野火专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ASU）荣休教授斯蒂芬·派因（Stephen Pyne），我专程去亚利桑那州的首府菲尼克斯市（Phoenix）拜访了他。自然之火

派因教授出生于1949年，今年已经76岁了。他于1985～2018年间担任ASU的自然环境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火的历史。退休后他和夫人搬到菲尼克斯郊区的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房子里，面积超大的后院不但种了很多珍奇的沙漠植物，还养了一大群鸡和几头绵羊，活像一个动物园。

“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喜欢和动植物打交道。”派因自我介绍道，“现在超市里的鸡蛋这么贵，幸亏我养了些鸡，否则吃不起了。”派因的职业经历相当传奇，他是菲尼克斯本地人，高中毕业后被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录取，但他为了挣学费，每个寒暑假都会去做森林消防员，负责大峡谷北侧的一大片原始森林的消防工作。这份工作一干就是15年，他也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本科教育，并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UT）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非常怀念那段业余消防员的生活，白天跟着一群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在森林里巡逻，晚上就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日子过得特别充实。”派因回忆道，“森林消防员是个苦差事，但工资非常高，我们团队里有很多人都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记得最后一年的六个小伙伴当中有三个最终都拿到了博士学位。”

据派因回忆，当年的美国森林消防队就有飞机了，但不是用来灭火的，而是用来侦查的。一旦发现了火情，飞行员就会为地面人员提供方位指导，帮助他们迅速找到火点，并将其扑灭，所以消防员的大部分工作内容就是在森林里徒步，经常走大半天的路就是为了扑灭一棵着火的小树苗。

“在很多人心目中，消防员都是扛着水龙头的，但大峡谷北面是喀斯特地貌，根本没有地表水，我们身上带的水都是给自己喝的，哪舍得用来灭火？”派因笑着对我说，“我们最常用的工具其实是一把铁锹，小火用它来铲土灭火，大火用它来挖出一条防火带。如果实在来不及挖防火带，我们甚至会通过放火的方式迅速烧出一条防火隔离带，以此来防止山火的扩散。”

在派因看来，真正的森林大火和城市大火一样，都是很难被扑灭的。所以老资格的城市消防员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钩子，用来把燃烧着的房屋拉倒，防止火势蔓延，这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我们还试图从印第安部落里招募消防员，但他们早就忘记了祖先是如何对付野火的，所以我没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任何新东西。”派因对我说，“我是后来通过看书才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是非常善于放火的，真正的大规模禁火是从欧洲移民接管了原住民的土地管理权之后才开始的。于是我对火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开展了相关研究。”

1988年，正在ASU教书的派因申请到了著名的麦克阿瑟奖学金（MacArthur Fellowship），资助他完成了五年的独立研究。他用这笔钱去了巴西、澳大利亚、印度、苏联和瑞典等国，考察了当地人管理野火的方式，以及野火对于不同生态环境的意义。2001年，他将这些考察结果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叫《火之简史》（Fire: A Brief History），三联书店于2006年出版了该书的简体中文版，广大中国读者终于看到了一本和主流叙事完全不同的火的历史书。比如，在我们的中小学课本里，火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和风雨雷电、火山、洪水一样都是地球的自然属性。但实际上太阳上烧的不是火，从火山中喷出的岩浆也不是火，火是一种需要氧气才能维持的化学反应，而氧气直到20亿年前才开始在地球大气中聚集，直到大约5亿年前才接近于现在的浓度，所以火的历史不会长于5亿年。事实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木炭化石只有4.2亿年的历史，当时地球属于泥盆纪早期，陆生植物第一次茂盛起来，火终于有了足够多的燃料和足够高浓度的氧气，可以持续地燃烧下去了。

陆生植物是光合作用的主产品，而氧气则是光合作用的副产品，所以火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现象，而是生命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属于生命的附属物。从化学反应的角度来看，火和呼吸作用一样，都属于反向的光合作用，只不过火的反应速度要比呼吸作用快得多，而这种快速的化学反应需要有火花来启动。火山喷发可以为火提供火花，进入大气层的陨石也可以，但地球上最可靠的火花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闪电。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闪电都能点燃一场大火，因为大部分闪电都发生在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闪电会击中地面。另外，大部分闪电来自富含水分的乌云，而水是火最大的敌人，只有那些没有形成降雨的干燥闪电才有可能点燃地面上的可燃物，从而启动一场野火。

目前已知的所有星球当中只有地球上有火，这是因为只有地球能够同时满足氧气、可燃物和闪电这三个自然环境下产生火的必要条件。所以说，火是地球独有的一种奇特现象，和生命一样非常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地球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是不稳定的，石炭纪和二叠纪期间（3.58亿～2.58亿年前）的氧气含量很可能达到了35%的高水平。如此高的氧气含量一方面会让地球生物普遍患上巨人症，比如像小狗那么大的甲虫或者像乌鸦那么大的蜻蜓，另一方面则会让地球上的野火无法停止，直到把所有的可燃物都烧光为止。反过来，氧气含量太低也不行。如果大气中的氧气含量低于18%的话，火是很难自我维持下去的。

考古证据显示，地球上的氧气含量直到大约1.5亿年前才终于稳定在了目前的21%这一水平，火终于可以像现在这样尽情燃烧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就是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动态平衡，是进化让这种动态平衡维持在了一个对于动植物来说都非常友好的环境中，这一点再次证明火是生命的产物，没有生命就没有火。

这句话反过来说是不成立的，地球生命已经在没有火的情况下至少存在了30亿年。但是，当火在地球上出现之后，生命就必须想办法适应它的存在，因为火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我把火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之火，这是人类出现之前火的形态。”派因对我说，“一些生命通过长时间的进化学会了如何防范自然之火，比如一些大树长出了一层耐热的树皮，以及很多植物把大部分生物质藏于地下。另外一些生命则更进一步，学会了如何利用自然之火，比如南加州特有的一种名为油脂木（chamise）的灌木非常能抗火，于是每年秋天它都会把自己变得很容易燃烧，以此来增加竞争力。”

我在洛杉矶和圣迭戈考察火情时见到过很多油脂木，这是南加州最常见的一种浓密阔叶常绿灌丛，因为开的花很好看而成为很多人院子里的观赏植物。顾名思义，油脂木的叶片富含油脂，很容易被闪电所引燃，再加上这种灌木长得比较高大，叶片和树枝又细又密，一旦着火就很容易迅速将火势扩散开来，烧死周围的其他植物。但油脂木本身进化出了耐高温的木质地下茎，即便地上部分全部被烧光了也能重新发芽，所以这种灌木的易燃特性反而成了它的武器，帮助它在与其他植物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

前文提到的桉树采用的也是类似的竞争策略。这种树不但本身耐高温，而且它的种子能耐更高的温度，即使一场森林大火把所有的树都烧死了，桉树的种子依然可以存活并迅速发芽，从而抢占空出来的森林空间。桉树的这个本领不是独有的，某些品种的松树也具备类似的超能力。比如美国黑松进化出了延迟发芽（serotiny）这一性状，其种子藏于球果之中，只有在高温将球果封口处的蜡融化后才能发芽，普通阳光提供不了这么高的温度，只有大火可以，所以美国黑松在火的帮助下为自己的种子争取到了一个短暂的生长窗口期，保证自己的后代有机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不过，利用野火为自己牟利的佼佼者并不是树，而是草。无论是油脂木、桉树还是美国黑松，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长大成材，所以这些植物虽然喜欢火，但并不希望每年都发生火灾，而这正是草最喜欢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树是草最大的敌人，因为树叶会挡住阳光，那是草的能量之源。但草的生长速度比树快得多，尤其是进化出C4光合作用（效率更高）的稗草（包括芒草、狗尾草和虎尾草等）只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完成生命循环，并积累大量有机质。之后，它们会把自己变成干燥的可燃物，并在雷电的帮助下引燃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树苗尽数烧死。等到来年春天，这些草的地下茎或者耐高温的草籽可以迅速发芽并快速生长，然后在树苗还未长大时通过一场大火再次将其杀死。就这样，身形瘦小的野草在火的帮助下战胜了人高马大的树木，成为这场生存竞争中的胜利者。

“所幸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野火，所以地球上仍然会有森林。”派因对我说，“野火喜欢高温，以及恰到好处的干湿循环，只有这样才能积累足够多的可燃物，并通过雷电引发大火。赤道地区太过潮湿，雷电通常和降雨一起出现，无法点火，所以那里才会出现大片的热带雨林（rain forest）。而高纬度地区温度太低，雷电同样不容易发挥效力，所以那片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北方森林（boreal forest）。”

而在两者之间的广大温带地区，火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生态因素，和阳光或者雨水一样重要。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动植物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想办法适应火的存在，否则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派因在书里列举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比如好望角的兰花会在燃烧后的48小时之内开花，以此来躲避食草动物的破坏。再比如瑞典的甲虫进化出了探测红外线的器官，可以探查到冒烟的树桩并作为巢穴，因为被火烧过的树桩失去了植物本身的防御机制，大火也吓跑了鸟类和寄生蜂等甲虫的四天敌。

就在动植物们纷纷学会了如何与火共存之后，人类出现了，从此火的历史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是在澳大利亚考察时第一次见识到原住民是如何用火的，他们不但学会了用火烧饭，还学会了在野外放火烧荒，用这个办法来围猎野生动物，并把自然环境改造成他们希望的样子。”派因对我说，“一位当地的人类学家告诉我，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部落平均每年都会点燃5000场野火，这还是个相当保守的估计。”

派因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了人类祖先和火的关系。他把火比喻成某种生命，因为火像动物一样需要食物（燃料）才能生存，也像植物一样依靠种子（火星）来繁衍。人类就像驯化动植物那样驯化了火，我们为火准备了最合适的燃料，搭建了最舒适的房子（炉灶），并学会了如何保存火种，甚至在燃烧之后还要将灰烬打扫干净，就像我们对待其他那些被驯化的家禽家畜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火才是人类所驯化的第一种生命，也是人类所驯化的最有用的生命。火不但帮助人类祖先获得了更干净易消化的食物，赶跑了凶猛的野兽，提供了夜晚和山洞里急需的照明，而且还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帮助人类进化出了高等文明。人类之火也在这一过程中彻底改变了生物圈的样貌，顺便改写了地球的进化史。

很多人都听说过刀耕火种这个说法，即先把一块地方的森林砍伐一遍，然后再放火将木柴烧成灰烬。这么做既可以把茂密的林地开辟成广阔的农田，又可以产生大量富含营养的草木灰，提高土壤肥力。当一片农田的肥力被耗尽之后，祖先们便会再去寻找下一片林地，重复刀耕火种的做法，直到所有适合的林地全都被烧光为止。从火的角度讲，这个做法相当于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帮助自然之火更高效地传播和扩散，从而把大自然改造成了人类希望的样子。今天的人们似乎更喜欢森林，但我们的祖先显然更愿意生活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一来草原方便耕作，二来草地能为食草动物提供更丰富的食物，比森林更有价值。草原虽然更容易着火，但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很早就发现，当一块草地被火烧过之后，很快就会长出新鲜的嫩芽，这才是食草动物们最爱吃的东西。于是，人类祖先早在发明农业之前便开始放火烧荒了。这个行为不但改变了祖先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改变了气候，把地球从冰河期拯救了出来。

人类之所以能够改变地球气候，原因就在于地球上存在很多正反馈现象，能够放大人类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比如低温产生冰雪，冰雪反射太阳光会进一步降低气温，导致了产生更多的冰雪。这个低温正反馈让地球自258万年前进入“更新世”（Pleistocene）以来便一直维持着较低的气温，所以更新世又被称为冰河时代（Ice Age）。这个时代的地球一直处于漫长的冰期和短暂的间冰期交替的状态，其中至少80%的时间是冰期。最后一次盛冰期结束于1.1万年前，随后地球再次进入间冰期，此时恰逢人类之火开始熊熊燃烧，延续了250多万年的低温正反馈终于被打破了。

“地质学家把1.1万年前开始的这段时期称为‘全新世’（Holocene），而全新世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人类的出现。一个会用火的物种遇到了一个对火相对友好的环境，两者相辅相成，合力把地球改造成了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派因对我说，“所以我建议地质学家们把全新世改名为‘火新世’（Pyrocene），我想通过这个新名词提醒大家，如今这个时代是被火塑造出来的，就像更新世是被冰所塑造的一样。”

派因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火新世》。在他看来，更新世的正反馈来自于冰，火新世的正反馈则来自于二氧化碳。正如前文所说，火对草地生态系统更加友好，野火越旺盛的地方就越偏向于从森林转化为草原。但仅靠雷电产生的自然之火不足以消灭所有的森林，所以更新世的地球依然是一个森林主宰的世界。当人类驯化了火之后，地球上所有适合野火的地方便都开始不间断地燃烧了起来，其结果就是森林面积持续减少，代之以越发广阔的草原，以及越来越多的耕地。森林的消失释放出了大量二氧化碳，提高了地球大气的温室效应，于是气温开始上升，而高温又加剧了火势的扩张，另一个高温正反馈就这样开始了。

派因在书中列举了一个与野火有关的正反馈的绝佳案例，这就是美洲大陆的重新野化。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那里已经住满了原住民，几乎每一块条件适合的土地都通过刀耕火种的方式被开辟成了农田，种上了庄稼。欧洲殖民者把传染病带到了美洲，在很短的时间内至少90%的美洲原住民染病死亡，导致大片田地被废弃。缺乏火烧的农田很快便重新野化成了森林，于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迅速降低，地球随即进入了一个小冰期，直到19世纪中期才宣告结束。这段小冰期让地球大气平均温度下降了将近1℃，导致全球很多地方出现了异常寒冷的天气，其结果就是粮食大面积减产。当时中国正处于明朝末期，大批饥饿的农民揭竿而起，推翻了明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明王朝就是因为缺少人类之火而灭亡的。值得一提的是，人类之火并不是强加给生态圈的，而是在已经有自然之火的地方添了一把柴而已。比如，低海拔的赤道地区原本就缺乏自然之火，所以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一直没能发展出刀耕火种式的农业，这才为地球保住了亚马孙、刚果盆地和印度马来这三大热带雨林群系。

再比如，南欧地区的自然火非常普遍，当地人习惯了和火相处，所以古希腊神话的12个主神里有两个火神。相比之下，北欧和西欧的气候条件不适合自然火，所以当地人一直不喜欢到处放火，再加上北欧驯鹿在冬季的主要食物是地衣，这是一种对火非常敏感的真菌，不像草那么耐高温，所以火在北欧地区的地位明显不如南欧，北欧神话里只有一个非常次要的火神，极少被人提及。

因为缺乏野火，北欧和西欧保留了大片的原始森林，当地人除了需要用木材时会进去砍伐之外，平时甚至很少进入森林，更不用说在森林里放火了。古英语里的“森林”（forest）这个词甚至都不具有植物学上的含义，而是一个法律名词，特指受保护的区域，通常用于皇家和贵族的狩猎活动。于是，当欧洲人通过大航海而成为殖民者之后，很自然地把殖民地原住民的烧荒行为视为一种野蛮的象征，出台了各种法律严禁明火。就这样，很多地方持续了上万年的刀耕火种被迫停止了，人类进入了一段无火期。“其实祖先们发明出刀耕火种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种田相当于改变一块地原有的生态环境，而放火则相当于按下重启键，更利于这块地做好准备迎接新的生命。”派因对我说，“如今很多地方的农民仍然保留着烧秸秆的习惯，因为这么做除了把上一季农作物留下的残渣迅速转化成农作物所需的营养物质之外，还清除了土壤表层的杂草种子和害虫的卵，杀死了土壤中的有害微生物。另外，火还会把土壤烧黑，便于吸收阳光，提高地温，方便来年种子发芽。”

“中国农民以前也一直这么做，但因为烧秸秆会产生大量有害烟雾，加剧了空气污染，现在已经被政府明令禁止了，你觉得这个禁令有问题吗？”我问派因。

“我理解中国政府的这种担忧，但我觉得不妨把烧秸秆产生的烟雾想象成花粉。每年的花粉季也会导致很多人不适，但我们只能想办法去适应它，比如减少出门或者戴口罩等等，总不能因为一些人不喜欢花粉就不让植物开花吧？”派因回答，“反过来想，如果不让烧秸秆的话，农民们就只能用化肥去增加土壤肥力，并用农药和除草剂来处理害虫和杂草的问题，由此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并不一定比焚烧产生的烟雾更轻微。”农田的禁烧令毕竟还有替代方案，森林之火一旦被熄灭就难以恢复了。就拿北美来说，最早来到此地的白人殖民者大都来自西欧，他们把野火视为一种对大自然的破坏，必须严加禁止。美国政府早在1891年就制定了第一部森林保护法（Forest Reserve Act of 1891），并于1905年成立了美国林务局（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第一任局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是耶鲁大学的高才生，同时也是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密友。罗斯福的最大政绩就是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强调政府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领导地位，限制私人企业对自然保护区的商业开发和利用，平肖对此贡献极大。

不用说，这项政策遭到了美国伐木业和采矿业的反对，他们认为自然资源应该在使用中加以保护，而不是像林务局设想的那样把整个保护区完全封闭起来。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1910年8月20日美国西部的落基山脉（The Rocky Mountains）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山火，过火面积高达121万公顷，至少有78名消防员在灭火的过程中丧生。这场外号“大爆炸”（Big Blowup）的山火是美国森林保护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国林务局迅速统一了思想，把森林防火列为工作重点。美国国会也顺应民众要求，把对林务局的拨款增加了一倍，大部分都用在了森林防火上。

“‘大爆炸’发生时美国林务局刚刚成立五年，其成员大都是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大家都被这场大火吓坏了。”派因对我说，“‘大爆炸’之后40年的历任林务局局长都曾经亲历过那场大火，他们全都坚持防火策略，因为他们相信不能让死去的人白死。你想，如果连野火都控制不住，那还要什么林务局？”

于是，美国在“大爆炸”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山火火灾，而北方森林在缺乏野火的情况下不断地向南和向西扩张，把北美中部的高草草原变成了阔叶林。南加州则被茂密的灌木丛占领，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虽然现在媒体报道的火灾越来越多，但真正被野火烧掉的土地面积反而是越来越少了。”派因对我说，“比如2020年是21世纪加州火灾最严重的年份，总的过火面积超过了170万公顷，但工业革命前的平均数字是400万公顷，而早年间的很多野火都是加州的印第安原住民主动点起来的。”派因还告诉我，美国在100多年前曾经爆发过好几场厉害的城市火灾，比如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和1906年的旧金山大火把这两座重要城市几乎烧光了。于是这些大城市全部推倒重建，把防火措施做得很到位，现在已经相当安全了。洛杉矶应该算是个案，因为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大了，每次火灾只烧一小块，其余地方完好无损，所以每次重建都依照原来的样子。再加上很多发生火灾的地区都属于私人土地，国家很难要求他们重新规划，所以洛杉矶成了野火的重灾区。

为什么洛杉矶的火灾能扩张得如此之大呢？原因就是人类学会了使用化石燃料，极大地扩展了活动范围，从此地球之火进入了第三阶段。化石燃料之火

“我研究了一辈子火，但你在我的房子里却找不到明火，甚至连打火机都没有。”派因对我说，“我现在做饭用电炉和微波炉，取暖用电暖气，照明用电灯。比起浓烟滚滚的老式炉灶，我当然更喜欢这些电气化设备。但我也相信这种没有明火的方式只适合现代人的居家生活，不能扩展到野外。”

派因的房子距离菲尼克斯市中心大约60公里远，周围是大片的荒地，属于典型的WUI区。他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偏远的地方依然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全仰仗化石能源所赐。他家里使用的电大概率来自火力发电厂，烧的是煤炭；他住的房子是木结构的，其建筑材料大概率来自现代化伐木工人使用的油锯，其动力来自柴油；他开的是一辆油车，烧的是汽油；汽油和柴油则全部提炼自石油，后者来自古代生物的遗骸，本质上就是可燃物浓缩后的产物。换句话说，虽然派因的家里看不到明火，但火一直都在，而且燃料的密度更大，燃烧的效率也更高了。比如他从加油站买来的每升汽油都是从大约25吨海洋生物的尸体残留物中提炼出来的，而他开的那辆四缸小汽车平均每分钟都会产生一万次微小的燃烧，相当于每小时点火60万次。

“人类进步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找到更多可以燃烧的东西，并提高燃烧效率。化石燃料解决了可燃物的来源问题，包括内燃机在内的新技术提高了燃烧的效率，人类这才终于实现了现代化。”派因对我说，“按照正反馈的原理，随着人类之火越烧越旺，野火也应该越来越多才对，但人类一直试图违抗这一自然规律，在防火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惜事实证明自然规律难以抗拒，人类的这一做法反而让野火烧得更旺了。”正如前文所说，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人们发现自己住的地方距离大自然越来越近了。再加上发达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普及，很多原来的农场变成了如今的森林和灌木丛，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火灾的风险。比如，欧洲农民原本不用担心火灾，这是因为古老的欧洲村庄的周围都是农田，起到了防火隔离带的作用，如今很多欧洲农田被废弃，杂草和灌木丛生，火灾隐患显著增加。再比如，加州曾经有段时间到处都是果园和菜园，所以也不经常着火，现在这些地方都是退耕还林的自然保护区，可燃物越积越多，火灾便也越来越多了。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还增加了火源的数量和种类，打火机、越野车、油锯和煤气管道，以及无处不在的高压输电线路随时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山火。但是，真正的野火反而越来越少了，原因就在于许多国家的政府对森林消防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前文所述的美国林务局政策转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光重视还不够，森林防火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技术支撑才能实现，因为真正的森林大火是很难扑灭的。木材的热量很高，森林大火产生的上升热空气会把周围的冷空气吸过来，形成类似龙卷风的旋涡，这种旋涡可以在有风的情况下从高空扩散到很远的地方，仅靠消防员是很难扑灭的。化石能源的使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现代消防员配备了灭火飞机、越野车、大型工程挖掘机、强力水泵和化学阻燃剂，发达国家正是依靠这些新的消防技术阻止了野火的发生和蔓延。

“二战结束后，很多退役的军事装备被用于扑灭森林大火，所以美国在1940～1980年间的野火数量大幅减少。”派因对我说，“与此同时，科学界终于开始重视对野火的研究，修正了很多此前的错误观念。比如科学家们直到1950年代才意识到大部分山火是由闪电引起的，并不都是人为纵火。”1960年代，野火生态学正式进入了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成为一个热门专业。早年的野火生态研究只关心火灾的毁灭效果，比如烧毁木材、破坏土壤有机质等等，但科学家们很快就意识到不同强度的山火不但可以清除多余的杂草和枝蔓，帮助一些树种更新换代，产生的木炭也是土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山火产生的烟雾对于很多物种来说也是有好处的，比如北美秋天的烟雾可以给溪水降温，帮助三文鱼的洄游；南部非洲的烟雾可以刺激凤梨和黄脂木（grass tree）开花，促进一种开普敦特有的兰花的生长；烟雾甚至可以帮助某些微生物的传播，并通过散射作用增强叶片背阴面的光合作用。

但是，科学家们觉悟得太晚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无火状态之后，北美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加拿大班夫（Banff）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原来那片地方时常会有自发的山火，印第安原住民也经常在树林里放火，这些山火烧掉了多余的杂草和枝蔓，在森林里开出了一个个天窗。生长期较短的白杨（aspen）会充分利用这些天窗进行繁殖，从而完成树种的更新换代。”派因对我说，“当班夫于1885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人工放火被禁止，自然山火被扑灭，五颜六色的白杨不再更新换代，逐渐被常绿的针叶林所取代，所以今天的班夫一眼望去全是单调的绿色，失去了往日的鲜艳色彩。”

生态科学家们的观念转变和努力宣传终于让美国的主流媒体意识到野火是森林生态的一部分，属于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但美国公众对野火的认知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原因就是1988年发生的黄石公园森林大火。黄石公园是最早设立的美国国家公园，多年的防火政策积累了大量的可燃物，并把原本五彩斑斓的黄石公园变成了单调的绿色，和班夫国家公园如出一辙。1988年那场火灾烧毁了公园内45%的森林和草甸，美国公众目睹了禁火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没想到被烧掉的区域很快重新焕发了生机，生态环境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健康了，自然景观也比以前更好看了。事实的力量远胜无数说教，美国公众终于意识到野火并不必然意味着灾难，反而有可能是对自然环境更有利的东西。

科学证据的积累，外加民众观念的改变，终于让美国林务局等相关部门改变了原先的禁火政策，开始允许一部分山火自行燃烧了。1964年美国批准了《荒野法》（Wilderness Act），首次提出应该适当地允许自然火的发生。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也于1968年修改了政策，不再要求扑灭所有的森林大火。1978年，美国林务局也终于明白过来，决定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始计划火烧（prescribed burning），即通过人为放火的方式清除林下可燃物。

“1970～1980年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气候窗口期，那段时期美国的气候相对温和，不像现在这样变化剧烈，非常适合重新引入自然之火。”派因对我说，“可惜里根总统上台后为了向美国选民展示力量，重新开始了灭火政策，甚至数次派军队进山扑火，导致我们错过了恢复森林自然生态的绝佳机会。”

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世界各地的气象条件变得越来越极端，野火也变得越发不可控了。就拿这次洛杉矶大火来说，2022年开始的连续两年的极度潮湿天气让野生植物疯长，2024年开始的极度干旱天气又将疯长的植物烘干，为野火的爆发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UCLA）的气象学家丹尼尔·斯维恩（Daniel Swain）将这种极端天气大幅度高强度的左右摇摆现象称为“水文气候暴击”（hydroclimate whiplash）。他认为这种水文气候暴击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以更加剧烈和更加高频的方式反复出现，原因就是温室效应导致的气温上升。

斯维恩是全球知名的气象学研究者，同时也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普作家，被誉为“气象学界的卡尔·萨根（Carl Sagan，美国著名的天文学科普作家）”。斯维恩和他的同事们在2025年1月9日出版的《自然评论/地球与环境》（Nature Reviews Earth & Environment）期刊上撰写了一篇论文，解释了水文气候暴击的原理。简单来说，常压下的大气温度每上升1℃，所能容纳的水蒸气浓度就会增加7%。如果我们把空气想象成海绵的话，这就相当于高温增加了海绵的吸水能力，于是这块海绵既可以让擦过的桌子更加干燥，也可以在擦完桌子后挤出更多的水。换用气象学术语的话，这就相当于干燥的热风会带走更多的地表水分，让这块土地更加干旱。反过来，当大气中所蕴含的水蒸气遇冷而凝结成降雨时，雨量也会相应地有所增加。

斯维恩及其同事们收集了大量历史气象数据，对全球水文气候暴击事件进行了统计研究，发现目前全球季节内（三个月以内）的水文气候暴击事件比20世纪中期增加了31%～66%，全年度（十二个月）的水文气候暴击事件则比20世纪中期增加了8%～31%。接下来，研究人员又用气候模型对未来做了预测，发现如果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升高3℃的话（目前的升温幅度约为1.5℃），上述这两个数值将分别增加到113%和52%。换句话说，如果人类无法有效遏制气候变化的趋势，那么到本世纪末时全球干湿气候的变化幅度和频度都将比目前的平均水平高二至三倍！这是野火最喜欢的环境，却是人类最不希望看到的结局。如果这一预测真的变为现实的话，人类不但要面对愈演愈烈的山火，还必须想办法对付火灾后的次生灾害。就在加州大火爆发一个月之后，洛杉矶终于迎来了一场久违的大雨。这场暴雨让刚刚失去植被保护的山坡变成了泥石流的高发地带，导致很多刚刚回家的灾区居民不得不再次逃离家园。

一场大旱之后再来一场暴雨，这就是水文气候暴击的结果。除此之外，这种暴击还会增加飓风和洪水的频率和强度，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发生。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所做的统计，1980年代美国每年大约发生三起损失在10亿美元以上的自然灾害，最近这10年每年发生的同等级别自然灾害的次数已接近18次，其中大部分来自野火以及后续的次生灾害。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火灾前10名当中有九次发生在2017年之后，2011～2020年因野火造成的保险业损失比过去30年总和的五倍还要多。

不但美国这样，全球情况也是如此。来自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的数据显示，仅在2024年上半年全球保险业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就达到了620亿美元，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约70%。其中来自美国的自然灾难所造成的保险损失最大，在过去的7年当中有6年的保险损失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均高于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绝大部分自然灾害都是气候灾害，不是飓风就是山火。

更糟糕的是，越烧越猛的野火反过来又增加了碳排放，进一步加剧了气候变化。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UEA）的科学家在2024年10月17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发现目前全球森林大火导致的碳排放量比2001年增加了60%，而北方森林火灾的碳排放量则几乎增加了三倍。其中，加拿大绝对是北方森林大火的重灾区。根据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科学家在2024年8月28日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仅在2023年一年内发生的加拿大森林大火就烧毁了超过1500万公顷的森林，约占加拿大森林总面积的4%，这个数字是之前40年的年平均值的七倍。该年的加拿大森林大火一共向地球大气中释放了大约6.5亿吨碳（因为森林大火会同时排放出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所以用“碳”比较合适），这个数字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印度，在世界碳排放排行榜上名列第四位。

就这样，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在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开启了新的一轮气候正反馈，导致地球生态环境加速恶化，未来的人类将不得不承担这一后果。这个问题有解吗？派因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在《火新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是把着火的权力交给大自然，让自然法则来决定哪个地方适合野火；第二是用计划火烧代替野火，减少自然火的不可控因素；第三是改变野火的环境特征，比如通过机械剪枝和适当放牧来控制可燃物的总量，以此来控制野火的规模。

“现在有一群人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了气候变化，另一群人则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了城市管理，但我认为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两者都是化石能源的产物，就像台风源自高温海水一样，越烧越旺的野火来自基于化石能源的现代化转型。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坏火”，也就是化石能源之火，同时想办法增加“好火”，也就是自然山火和计划火烧。可惜‘火是坏的’这个概念太根深蒂固了，一时间很难改变。”派因对我说，“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美国的民权运动，我们通过了各种反歧视的法律，甚至动用了联邦军队来制止种族歧视的行为，但种族歧视这个概念太根深蒂固了，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彻底扭转过来。”

临走前派因告诉我，他马上就要升级成曾祖父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活着看到问题被解决的那一天，但我绝对不希望我的后代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自然灾害的世界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