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本色是书生

2024年12月31日上午，89岁高龄的邵维正早早起床，穿上了军装。军装笔挺，几乎没有一丝褶皱。邵维正来到人民大会堂，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的胸前系上了一朵大红花。有什么喜事呢？原来，邵维正刚刚获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次来到大会堂，就是为参加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

“我被安排在第一排离中央领导最近的位置。当时，习近平总书记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走来。我按照部队的习惯，向总书记行军礼，并问候‘习主席好！’。总书记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好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总书记。”邵维正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难掩激动之情。

邵维正，是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解放军原后勤指挥学院）教授，专业技术一级，少将军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党史故事100讲”主讲人。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震动史学界，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邵维正。胡乔木同志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上的一项突破性成果啊！

踏上朝鲜战场，一把炒面一把雪

1935年，邵维正出生于江苏常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躲避战火，父母便带着年幼的他逃难到四川等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家才搬回祖籍浙江黄岩。“我还记得，战火所及之处，百姓流离失所，我们当时说的话叫‘跑日本鬼子’，一听说日本人过来了，大家就扶老携幼地逃难，躲避战火。”

邵维正小小年纪就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亲身经历被日寇侵略欺辱的苦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早便萌发了爱国主义的情结——长大后一定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正在读中学的邵维正萌生了参军的想法。“当时父母不赞成我去参军，说当兵太苦，战争太危险，我还太小，劝我过几年长到18岁再去。但我拿定了主意，坚决要走，父母也没办法。”

邵维正跑到军队报名参军，却遇到了坎儿——年龄不满16岁，入伍被拒。他并不甘心，过了不久，又第二次报名入伍，这次他特意虚报了1岁。

一位四十来岁的山东老兵问：“小鬼，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怕苦不怕苦？”

“不怕苦！”

“不怕死、不怕苦你就来！”

邵维正终于如愿成为21军62师的一名战士，在师部文工队做宣传工作。后来全军开展“向文化大进军”，有初中学历的邵维正成为一名连队文化教员。

1952年底，所在部队转入志愿军序列，接到了准备开赴朝鲜的命令。邵维正和身边的战友都感到特别兴奋与光荣，当时第一批、第二批志愿军已经入朝，前方部队的英雄事迹传来了很多，大家都很激动，也想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祖国不能再重复战争的悲惨际遇了，民族的衰弱与苦难不能再重复了！”

经过改装和临战训练，1953年初春，部队渡过鸭绿江，前往朝鲜。他们坐着闷罐车前行，车厢没有灯，漆黑一片。敌军占据着空中优势，因白天赶路担心被轰炸，所以天还没亮，火车就隐蔽在山洞中，战士们下车去山上隐蔽起来，等天色黑了再上车走。

虽然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但看到朝鲜的真实场景，邵维正仍觉得心情很沉重。那里几乎没有一间完整房子。城市也好，村庄也罢，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他和其他战友一样，都有着共同的责任感，这种状况绝不能在祖国重现。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时期连续五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双方边打边谈，打谈配合。

1953年春，为粉碎“联合国军”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企图，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了反登陆作战准备。邵维正所在的部队就是在这时被紧急调往朝鲜半岛的西海岸，担负守备任务。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正是有了反登陆作战准备，“联合国军”终于放弃原先策划的军事冒险计划。

抗美援朝战场上，空袭是志愿军减员的重要因素之一。邵维正所在部队接连遭遇了几次空袭。当时，在邵维正身旁隐蔽的战友被炸成了重伤。为了防空，部队没法生火做饭，邵维正和战友们只能一把炒面一把雪。很多战友吃下雪后肚子疼，邵维正想了个办法，把雪含在嘴里，等含化与体温相近之后再往下咽，他把这个办法分享给身边的战友，果然很有效果。

那时，战士们大多住在坑道里，坑道不停渗水，大家的衣服和被子几乎天天都是湿的。战士们普遍患上了关节炎和皮肤病，邵维正的皮肤也溃烂流水，直到现在还留有痕迹。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一传来，战友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晒被子。如今回想起来，邵维正觉得，在朝鲜几年对自己意志品格的磨炼终身受益。

1956年9月，21岁的邵维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位老党员对他说，年轻人要多注重学习，不断提高自己。那时，在朝鲜很难买到书，邵维正就托人从辽宁安东（今丹东）帮助代买，结果带回来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本书读起来很费劲，但我一想到党的要求和老同志的期望，就硬着头皮一句一句地抠，拿着字典去查，直到把它啃下来。”

考证中共一大，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邵维正随第三批志愿军从朝鲜回国后，先是驻防山西，不久就紧急调往高原执行任务，一待就是20年。这20年中邵维正刻苦钻研，文化水平、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先后任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干事、秘书科副科长、宣传科科长等职。1964年，他被选调到原长沙政治学院学习中共党史。这次为期一年半的学习，为他日后从事党史教学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197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邵维正调入解放军后勤学院，担任政治理论教员，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教学生涯。

改革开放推动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并为此专门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由著名史学家李新主持。1979年3月，邵维正从后勤学院被借调到现代史研究室。

这套丛书分为12卷，首卷《伟大的开端》决定着全书的写作模式与规范，是当时探索性写作研究的重点，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根据讨论分工，邵维正担任该书第二章中共一大书稿的起草工作。由于建党之初处于秘密状态，加上时过境迁，当事人或去世或记忆不清，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存在多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演讲时提出来的。当时在延安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中共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当时没有条件查证，所以就把7月的月首，即“七一”，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时间一久，就把建党的纪念日与中共一大开幕日期混为一谈了。

多年过去，具体日期仍然成谜，更有甚者，海外一个反动的史学专家把中国共产党诬蔑为“不知自己生辰的私生子”。邵维正深感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不仅是党史上的重大史实，而且事关党的尊严。党史研究工作者有责任与义务回击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攻击，给党正名，不给后代留下遗憾，因此，邵维正萌发了要考证中共一大疑难问题的强烈愿望。

这个动议得到李新同志的大力支持，邵维正在起草书稿之前，集中几个月的时间专门从事中共一大基础性考证工作。“那时，邓小平同志倡导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下定决心考证中共一大，就是响应党的号召，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完成的。不然，我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考证。”时隔多年，邵维正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查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是查阅原始资料。

当时在世的中共一大亲历者只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邵维正想尽办法访问了三位老人。对包惠僧的访问比较顺利，老人热情健谈，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共一大的细节。访问王会悟时，老人身体衰弱，已卧床不起，而回忆当年的情况仍记忆犹新，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对刘仁静的访问就很不容易了。刘仁静一生坎坷，对人对事十分敏感，邵维正数次前去拜访，老人都十分拘谨，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记不清了。邵维正并不灰心，一次又一次去拜访，从拉家常说起。老人渐渐对邵维正放下戒心，开始说上一两句话。邵维正也因此了解到一个关键线索：当年刘仁静是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才动身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邵维正决心以此作为突破口。他接连跑了好几家档案馆、图书馆，终于在中央党校图书馆的书库中翻出了《少年中国》杂志的原件，并把有关段落摘抄下来带到了刘仁静面前。老人看到68年前自己发言的记录，激动得热泪盈眶。也是在此事之后，刘仁静敞开心扉向邵维正讲述建党前后的情况和他本人曲折的经历，留下了不少难得的亲历史料。

考证史实最重要的就是原始材料的发掘。那时没有网络、电脑，也没有录音机、复印机，靠的是“手工”操作。邵维正为了查资料，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跑遍了中央档案馆、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存放有关文献材料的地方，查阅任何可能与中共一大有关的片段资料。为了更好地保存史料，中央档案馆要求查询人员不能喝水，翻阅资料要戴上手套。时值酷暑，在屋子里，邵维正小心翼翼、逐字逐句地查遍所有当事人的回忆，摘抄有关资料。资料不能复印、拍照，邵维正就手抄了成百上千张资料卡片。

在有争议的中共一大闭幕日期的问题上，邵维正认为会议是7月31日闭幕的，但有人认为时间来不及，应是8月1日、8月2日，还有人提出是8月5日。为此，邵维正曾仔细做过实地考察。他掐着手表验证从中共一大会址李书城家步行到代表住宿的博文女校，再走到当晚商讨到南湖开会的碰头地点老渔阳里二号李达住处，所用的时间也就十几分钟。他还查证了1921年7月沪杭行车时刻表，7月31日早上7时35分就有由上海至嘉兴的快车，另据《申报》1921年8月３日地方通讯消息，嘉兴8月1日“狂风大作”，南湖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得出这天不可能在南湖开会的结论。

经过多角度的比对分析，终于论证出中共一大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还排出了会议日程；考证出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是13人，加上两位国际代表，共计15人。《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文章中的几十段原始资料引文，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引用的，几乎每段引文都有一个“故事”。中共一大考证文章公开发表以后，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反响热烈。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说：“看了邵文，使人不由得想到历史研究的许多禁区，很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去冲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这类文章，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项研究对过去已有定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突破，开启了党史实证研究的先河。后来，还陆续引发了党史界对八七会议会址、进军井冈山过程、遵义会议日期等重大党史事件的多项考证。

耄耋之年，大家写小书

一举成名的邵维正并没有自满，而是不懈的奋进，随着教学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从中共一大考证的“红色起点”迈向广阔的“红色世界”。在建党70周年之际，邵维正独立完成了中共创建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对中共创立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阐述，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空白。这部论著获得全军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列入党史研究人员必读书目。建党80周年之际，邵维正历时3年组织编写出版大型党史读物《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用100件大事、1000张图片，生动反映了党的发展历程。一出版就脱销，解放军出版社6个月间连续印刷7次，有关党史专家评价该书“开辟了党史写作新路子”。该书获得了全军图书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特别奖。建党90周年，邵维正又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后者被评为中组部、中宣部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三批理论学习书目。2013年，邵维正主编的《中国共产党90年地图集》历时6年审校得以出版，入选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庆祝建党100周年，又推出了《百年复兴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怎样走来》《建党1921》。几十年间，邵维正先后编写出版著作60余部，发表文章2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