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我七岁读书的时候，是在村里上的学。那时学校的生源来自三个村子，有锁寨村、上打翁村和下打翁村，因此规模一度达到三百多人。老师则来自四个村子，我们锁寨村有两名，上打翁村两名，下打翁村两名，大花哨村一名，其中公办老师四名，代课老师三名。锁寨村、下打翁村是布依族村寨，而上打翁村是汉族村寨，因此学校也是布依族老师和学生居多。

我们一年级有六十七人，人数最多。包班老师是卢毅老师，来自下打翁村。他身材不高，却行动敏捷，常年穿一套肩膀和关节部位都已磨得发白的中山装。卢老师早年也是代课老师，中途考取师范学校，进修回来转为公办老师。记得那时每天上午九点、下午三点上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语文、数学交叉排课，但都是卢老师一个人承担。

学校一楼左边是一年级，右边是二年级，二楼左边是三、四年级，右边是五年级和教师办公室。一楼的一、二年级都是用厚木板支起来作为课桌，只有三至五年级使用课桌，凳子都是学生自己带。

卢老师是极其负责任的老师，除了紧张的时候略带口吃，平时表达清晰，课上得非常好，尤其拼音教得非常扎实。作为布依族学生，学好拼音是学习汉语的关键。拼音为我读文识字推开了一扇大门。

一年级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比如第一学期国庆节师生一起到学校自留地收玉米，第二学期三月份师生一起在校舍前后植树等。由于表现突出，我在1982年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后来堂哥回忆说，我那一年闹过很多笑话，比如早上迟到被卢老师罚站，哭了一节课，谁都哄不好。由于时间太久，着实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由于下打翁村师生到我们村路途较远，经过三个村的村委协商，学校改到上打翁村办学。我们村与上打翁村的距离大约有四五公里，都是小路。走读，我不担心，担心的是我不会说汉语，遇到的不是卢老师怎么办？二年级开学，我跟着村里一大群孩子走进这个陌生的村子，开启了第二年的学习生活。学校是村仓库改建的，有三栋房子，空间比我们村的校舍宽敞，容纳四五百人绰绰有余。学校没有厕所，学校背后有一棵大榕树，村委在树两边挖两个坑，左边为女厕所，右边为男厕所。不承想，开学之后，全校仅有一百多人，二年级只有二十四人。显然，转移办学导致很多同学因此辍学。

预料之中，二年级老师姓赵，是一位汉族老师，不再是卢老师教我们了。赵老师对我们也十分严格，乘法口诀谁不会背谁就不能回家。我们班有三个人不会背，于是就在老师的办公室站成一排，继续背诵。听说我们村的一个同学不敢请假上厕所，憋不住尿裤子了，弄了办公室一地。后来，其他两个同学因为打扫办公室有功获准回家了，只剩我们村的那位同学留在学校。还好，他跟赵老师一起吃完中午饭后，自己去洗裤子晾晒，下午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干了，穿上了。这大概是二年级印象最深的事了。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村恢复办学，村里只请来了三位老师，只办一到三年级。我们的数学老师姓张，正经的师范学校毕业，是来自鸡公背村的一位女老师，其余的两位老师还是村里代课的韦老师和李老师。韦老师包班一年级，张老师负责二、三年级数学，李老师负责二、三年级语文。张老师数学教得很好，对学生也十分严格，所以我的算盘打得很不错，至今仍然记得“三盘清”和“九盘清”的打法。但语文李老师教得很糟糕，所以我读错字、不认识字的情况很常见。父亲听到我把“瀑布”读成“爆布”，心情十分难过。

乡里赶集时，我父亲碰见卢毅老师，表达了让我转回打翁小学就读的想法。四年级，我又回到打翁小学，不巧的是赵老师调走了，学校老师紧缺，只能保证语文的教学，数学整整一年没有老师教。

熬到五年级，学校虽然补充了一名代课老师，但数学一年没有学习，大家成绩一落千丈。班上很多同学因此转学，一部分辍学，到五年级下学期，班上仅剩十三人。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我们终于盼来了卢毅老师。卢毅老师很有耐心，除了抓好语文教学，数学他帮我们从四年级补起。短短两三个月后，大家的数学成绩都有很大的提升。五年级下学期，像一年级那样，我们过得很充实，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卢老师担心学生安全，每天中午、下午都要护送我们两三公里后，才折返回家，晴雨从不间断。作为五年制的最后一届，大家在毕业前都显得十分紧张，因为大家十分清楚，考不上乡中学，就意味着学习生涯就此终结。紧张复习之余，卢老师会事先踩点，设计路线，带我们钻山洞、爬山，为大家缓解一下紧张情绪。在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他和学校蔡老师、刘老师带我们班游玩了天星桥景区，还在天星洞拍了毕业照，在黄果树镇桥头饭店聚了餐。这既是一次难忘的儿童节活动，也是一次毕业前提振团队士气的主题活动。

小学升学考试，我们班很争气，十三人参加乡中学考试，被录取八人。八人中，班长陈平原成绩排名第一，我排名第二。

人生路上，能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种幸运。我很幸运一生当中遇到卢老师这样的好老师，让我有了上中学的机会，让我的人生有了出彩的机会。

卢老师，三十多年过去了，别来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