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中的叙事诗学建构

埃尔南·迪亚斯（以下简称迪亚斯）是阿根廷裔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其凭借《信任》一书，斩获2023年普利策小说奖。《信任》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纽带》是由迪亚斯虚构的一位畅销小说家哈罗德·范纳（以下简称范纳）写就的，讲述了拉斯克家族的悲剧故事；第二部分《我的一生》围绕着安德鲁·贝维尔（即《纽带》中的拉斯克，以下简称贝维尔）展开，记叙了贝维尔在金融领域的传奇聚财史，同时对范纳的小说予以反驳；第三部分《关于回忆录的回忆》揭开叙事谜团，艾达·帕尔坦扎（以下简称帕尔坦扎）是贝维尔雇用的为其书写自传的写手，小说通过帕尔坦扎的回忆展现了这位金融大亨虚伪的本质；第四部分为《未来》，也即金融大亨贝维尔妻子的日记，日记中展现出的智性形象皆与前文所刻画的大相径庭。小说的四个部分紧紧围绕着贝维尔家族的故事展开，通过不同叙述之间的矛盾以及颠覆，迪亚斯意在消解权威叙事，展现被压抑的多重声音，进而达到回望与反思历史的目的。该小说突出的特征是其丰富的叙事诗学建构。本文将基于多视角叙述、互文性以及叙事诗学建构之意义三个维度探讨《信任》中隐含的叙事诗学。

一、多视角叙述：人物与情节的塑造

《信任》讲述了财富、权力与真相的故事。金融大亨贝维尔是小说的主人公，在妻子米尔德丽德的帮助与指示下，利用股市行情板报价的延迟，贿赂操盘员，对信息进行操作，从而在股市中谋取巨额利润，维持金融神话地位。在这部由四部分组成的小说中，每一部分都提供了关于经济大萧条之际贝维尔神秘形象的视角。因此，多视角叙述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特征，即“采用几个不同人物的眼光来反复观察同一事件”（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信任》中的多视角叙述由两部分组成：不同人物的视角叙述不同的事件与不同人物的视角叙述相同的事件。第一种情况出现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第三部分名为《关于回忆录的回忆》又由四个子部分构成，前三个子部分伊始都是以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展开，随后又流转到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而第四个子部分则完全属于回顾性视角。回顾性视角“由于现在的‘我’处于往事之外”（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因此属于外视角；而体验性视角“采用当初正在体验事件时的眼光来聚焦”（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由此属于内视角。迪亚斯通过内外视角的不断变化，时间上勾连起过去与现在，空间上不断变更，从贝维尔故居到人物帕尔坦扎居住的铁路公寓，从异乡美国再到故乡布鲁克林。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并置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生活图景，揭示了人物的外在经历。

例如，在第一个子部分中，年近70岁的帕尔坦扎意图追寻自己写作生涯的开端，便来到贝维尔故居—一个自己年轻时曾为之效力的地方。随后故事闪回到23岁的帕尔坦扎与父亲居住的靠近卡罗尔花园的铁路公寓。帕尔坦扎因经济困窘不断学习速记、打字的基础技能，以便在全城能申请到职位。接着从父亲的出生地坎帕尼亚到美国的贝维尔投资公司，从贝维尔投资公司再到居住的铁路公寓，从时间上的流变再到空间场所的变更，使读者对于帕尔坦扎及其父亲的外在经历有了大致了解：父女俩是意大利移民，在美国的生活难以为继，他们有着亲密又异化的复杂父女关系。如果说内外视角的不断变化勾勒出人物的外在经历，那么作为体验性视角的内视角则揭示了人物细腻的内心体验，主要表现在帕尔坦扎与父亲的日常相处中。帕尔坦扎与父亲的关系既亲密又破裂。一方面，帕尔坦扎会在晚饭时向父亲复述自己看过的书，父亲也沉浸在听故事与猜想之中。另一方面，父亲专横、不容辩驳。父亲的顽固导致帕尔坦扎经常有报复他的冲动。父亲“厌恶金融资本，认为金融资本是一切社会不公的根源”，因而采取沉默的形式对女儿为金融大亨贝维尔工作表示抗议等。这是以帕尔坦扎的视角展开的叙述。

由于运用了多视角叙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心活动都得到了活灵活现的描述，如米尔德丽德的敏感与聪慧，对音乐以及书籍的热爱；贝维尔的虚荣与专断；帕尔坦扎的智慧与坚持等。这些人物均由20世纪2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事件串联在一起，同时将人物各自的成长经历以碎片化的方式各自呈现，不仅刻画了鲜明的人物个性，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因此，视角的多重性能“让文本的内容和表现形态愈加丰满”（付昌玲《论〈赎罪〉的叙事诗学建构》）。

二、叙事诗学建构之意义

首先，《信任》体现了小说的重要功能：揭示人的存在。迪亚斯曾坦言道：“我想听到各种各样人发出的声音，尤其是在美国历史上，那些被压抑的，甚至完全被抹去的声音。”（张滢滢《文学绝非“自拍”，它应该具有更大的使命》）基于对边缘人的关注而创作的小说《信任》正是取道文学艺术，来实现对历史上被忽视的边缘人物的关切。恰如徐岱教授在《诗学何为？论现代审美理论的人文意义》中所指出的那样，“艺术的存在便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显示，对它的理性关注势必会穿透其作为一种生命符号的‘能指’层面而进入到思想与体验的‘所指’之中，从而介入到关于我们的‘生命本体’的探讨，使关于‘诗’之思悄悄转换为对‘存在’之思”。迪亚斯通过展现历史上被压抑的边缘人物诸如米尔德丽德，揭示了文学艺术面向人的存在之思的功能。《信任》中，即使米尔德丽德拥有过人的金融头脑与理财能力，她仍然只能躲在贝维尔的身后施展，而这应归因于金融领域对于女性的排挤。迪亚斯翻阅20世纪美国金融史发现，这是一部关于男性的历史，“留给女性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空白，关于财富、关于权力的历史中，女性是缺位的”（柳青《隐匿在历史深处的声音和复调的文学》）。既然是权力场内部压抑女性的声音，迪亚斯则通过米尔德丽德写日记的形式为其创造了一个灵魂出口。在日记里，读者可以窥见米尔德丽德暗流涌动的内心世界。日记中的米尔德丽德阐述自己“从未听过证券交易所的铃声”，不满足于在贝维尔的阴影下发挥自身的金融才能，同时也对贝维尔的虚荣心感到厌恶等。读者可以晓见，正是通过米尔德丽德在其日记叙述篇《未来》中，以米尔德丽德为代表的20世纪女性才得以拨开自己在金融领域内的被迫噤声的处境，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信任》的诗性魅力所在：现实世界中边缘人的发声乃至呐喊遭到忽略，而虚构世界却为她们的存在之思提供了言说的契机。正如祖国颂教授《文化诗学的整体观》所言，“文学作品作者的意图就由文本叙述形式与故事内容一同来实现”。换言之，迪亚斯通过虚构的叙事小说，照亮了20世纪女性被排挤在权力场之外的阴暗之地。人物通过书写表达了自己的所思所想，通过符号与标签化的“贝维尔妻子”滑动到本我“米尔德丽德”而进入了真正的存在。迪亚斯本人也这样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写自己所处的那个狭窄环境的话，我们只不过是用文学的方式给自己来个‘自拍’而已。但文学应该有更大的使命，文学应该关乎他人的生命和他人的境况”（张滢滢《文学绝非“自拍”，它应该关乎他人的生命和境况》）。

其次，小说《信任》的诗性特征蕴含于文本符号的复义性。威廉·燕卜荪认为复义现象尤其对于诗歌的表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了复义是诗的语言特质，诗或者说文学正是巧妙地运用这一特征才表现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的。《信任》中存在多种复义现象，通过表达的模糊性展现其诗性特征。

第一部分名为《纽带》，“纽带”一词语义上既可以指涉金融术语债券，也可以表达具有联结性质的纽带，亦有捆绑物的意思。小说中“纽带”意象重复多次：拉斯克认购了为恢复国家黄金储备而发行的债券；布雷沃特夫人社交场所修补破裂的纽带又建立新的纽带；海伦神志不清，被束缚带绑在床上。不同语义的“纽带”一词串联起小说中三人不同的生命曲线：拉斯克金融领域的传奇，布雷沃特夫人热衷于社交来为没落家族挽尊，海伦神经错乱走向自我毁灭。复义现象也显现于最后一部分《未来》中，“钟”这一形象既意味深长又耐人寻味。“钟”既实指证券交易所内部的钟声，也暗示米尔德丽德在贝维尔的阴影下压抑、麻木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可延伸到米尔德丽德的健康状态。米尔德丽德在其日记中表示自己从未听过证券交易所的铃声，暗含了那个时代金融领域对于女性群体的排挤。而“钟罩下的钟不会响”则更是影射活动在贝维尔阴影下的自己：钟罩隔绝声音与空气，如同只能在丈夫背后才能施展拳脚的米尔德丽德所感受到的窒息与压抑，无法完全与身处的世界产生联系。同时，“钟”的意象还直指米尔德丽德生命的倒计时。股市崩盘后不久米尔德丽德的健康状态急转直下，癌症迅猛发展，钟声也预示着她生命的倒计时。她在日记中对于“钟”这一意象的解读既来源于自己长期的“他者”化的身份，也是对这一边缘身份的反思。由此可见，文本的内涵因对个体生存性问题的再现由叙事意义层面上升到个体本体性的诗学层面。在《信任》中，无论是范纳还是米尔德丽德，他们均利用文本符号的多重指向性关注个体自身。因此，语言也从纯粹的符号性中得以挣脱，进而进入关于个体及其存在的新的表征。

迪亚斯曾坦言，“我用写作的方式不断靠近我所热爱的巴赫，《信任》是一部围绕着‘声音’的小说，我寻找着历史中隐秘的‘声音’，它们交织成复调的故事、复调的记忆，也用复调的方式重塑了历史”（柳青《隐匿在历史深处的声音和复调的文学》）。可见，古典音乐的训练对迪亚斯影响深远，并促使他将音乐这一形式倾注于文本中。《信任》便是这样的一部小说，迪亚斯凭借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将虚构的文学故事延展为一个既有音乐韵律之美又深刻关切身份存在问题的有机结合体。迪亚斯通过多视角叙事，既向读者展现人物与情节的发展关系，又富有音乐中多声部的听觉效果：不同人物彼此展开叙述而互不干扰、互不影响；通过海伦这一形象与众多经典文学形象的互文，揭示了文学文本与现实之间互为观照的关系，让读者进而得以领略虚构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李亚飞在《形式越界与意义指涉—论理查森的“反模仿”叙事诗学》中认为，诗学关注“文学语言中的艺术、文学的形式和类型、文类或思潮的本质、作家的语言系统、故事的基本结构、文学作品涉及的具体方面”。迪亚斯借由语言符号的复义性将文学文本引入更为广阔的关注边缘个体身份的世界，他试图通过书写的方式探讨小说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即文学应反映每一位个体的境况，这也就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旨意与诗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