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的角度解读苏轼杭州写景记游词

苏轼的文学创作涵盖了诗、词、文、赋等多个领域，其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苏轼的写景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哲理内涵，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杭州这片土地承载着历代文人烟雨江南的梦想，那烟雨蒙蒙的西湖盛景，那雕梁画栋的山水亭台，使得在当时被称作“陪都”的杭州成为无数文人足以暂歇的温柔乡。

杭州周遭的山水自然景物给了苏轼描绘群山、徜徉五湖的灵感。苏轼在杭州所写的写景记游词，如果从物的角度进行解读，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他是如何通过自然景观的描绘来体现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哲学思考的。苏轼的诗词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简单描绘，而且蕴含着对物的深刻观察和感悟。在苏轼的诗词中，自然景观的描绘往往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哲理内涵。他通过对杭州山水、植物等自然元素的细致描绘，表达了对生命、自然和宇宙的深刻感悟。

一、生命的物：万物有灵

苏轼的杭州词是苏轼初步开始选择以词赋情、以词赋物的阶段。苏轼在杭州任职的经历对他初步探索景物词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期间，苏轼因批评新法之弊而遭到御史的弹劾，随后他请求离京外任，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在巨大的政治变动和人生动荡之下，兄弟别离的哀愁、忧国之思的沉重以及前辈之忧的牵挂等多种压力纷纷袭来。苏轼在“进退两难”的境遇中暂时退居杭州，他将矛盾与自我压抑的情绪投射于山水之间，以此作为疗愈自己的契机。在这个时期，苏轼终于获得了充裕的时间，为了从纷扰中抽离，他不得不面对并接纳这些纷至沓来的景色与物象。在这个过程中，苏轼拥有了大量与物相处的机会，并由此展开了对身边物象的诗性体验。

在人类有自觉意识将自然确立为审美关系之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个漫长的对自然充满恐惧的过程。在《奥德赛》中，尤利西斯为了回乡，与山巅、土壤、大海进行了争斗，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了属于人类居住地的地方。在中国，从青铜器上狰狞的巨兽纹饰，到民间在动荡变革时期四起的谶纬之说，大多都寓意着当统治者昏庸无道之时，天命将会对统治者施以惩罚。这些都表明中国上古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如沐春风般和谐。直到部分时代的先驱者以泛灵论的观点对自然进行了纵深性的幻想，即提出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初步解读，它基于灵魂信仰，是人类史前时期的必然认知阶段。这种观念不仅仅是对自然的简单认识，而且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和哲学思考，它通过神话故事的形式，将自然界的万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灵性和生命，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一种介乎情感上的审美化的关联。“万物有灵”赋予了人类向外体察自然万物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人类获得了一种能力，那就是将自然神化，通过神话来解读自然，从而创造一个审美化的理想空间。苏轼便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在人生经历的深刻影响下，他获得了更多与自然亲近的机会。在这段时光里，自然以它安宁平和的姿态与他相伴，给予了他无限的安全感。苏轼在这一时期完全融入了自然的怀抱，选择了安全而诗意的方式对自我进行疗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与山水相关的意象，如水、山、云等，这些意象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也深刻地表达了苏轼对人生、政治和社会的诸多思考。例如，苏轼作品中常见的水意象，反映了他一生中无论身处何地、行止如何，都能顺应时运、随物推移的生活态度，这正是水所象征的生命智慧在苏轼身上的体现。苏轼对水进行了诗意的表现和美学上的阐发，将水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并将其视为丰满而完整的精神人格的象征。苏轼作品中水意象的高频出现，包括水及其水的各种变态，如雨、云、雪、波、江、河、湖、海、溪、泉、流等。苏轼一生与水结缘，在仕宦生涯中，致力于治水、节水、用水，为国家、生民谋划；在文学世界里，他创作了大量与水相关的诗文。

与此同时，苏轼也在杭州山水月色之中走入他与物象的“蜜月期”。在《浪淘沙·探春》一词中，苏轼以春为使者，描绘了寒梅初绽的景象。通过这一描绘，苏轼与自然界中的景物之间仿佛完成了一次次亲切可爱的问候与交流。在《临江仙·风水洞作》中，“还凭流水送人归。层巅余落日，草露已沾衣”，苏轼借流水寄托了对友人的不舍，仿佛请求流水代为送别。在这归途中，苏轼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自然，与周遭景物亲近相处，山峰上的落日余晖、草叶上的露珠沾湿了他的衣裳。在《双荷叶·双溪月》中，“红心未偶，绿衣偷结”一句，如同长辈对晚辈春情的打趣与询问，充满了与荷叶之间的亲昵互动。此时此刻，当苏轼漫步于幽径小巷，与周遭景物相处之时，仿佛每抬头一望，就能遇见一片湖光山色，又或似那些可以倾心交谈的知音故友。这样的人生观赋予苏轼一份难得的安宁与平和，他秉持着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态度，通过与艺术和自然的亲密接触来寄托情感，发掘生活旨趣，进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快乐。

二、本体的物：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其内涵丰富，涵盖了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以及人的道德修养和宇宙秩序的统一。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天不仅仅是自然意义的天，还是一种神灵意义的天。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意识中，天、神是有意志的，是至高无上的、万能的。人的命运、行为都由天、神决定，人无力改变天、神的意志，只能按照天、神的意志行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人应主动与天相“合”，而非天与人“合”。“为实现‘合一’，儒家要求人类宜积极有为，在行为上一要努力认识自然万物，二要效法天地自然并利用其规律；而在主观方面，人们一须体物、成物，二须‘绝四’，三须尽心‘体物’、大其心爱物。”（陈业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探析—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对象》）这种思想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和顺应，也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即便苏轼在这一时期与自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湖光山水成为知己，但在与万物的相处过程中，他也或多或少会感受到自然界的界限，意识到天体运行有其固有的规律。

苏轼在《荷华媚·荷花》中写道：“霞苞电荷碧。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重重青盖下，千娇照水，好红红白白。每怅望、明月清风夜，甚低迷不语，娇邪无力。终须放、船儿去，清香深处住，看伊颜色。”含苞待放的花蕾，映照在碧绿的荷叶之上，与天地自然相映成趣，展现出别样的意境与格调。青青荷叶之下，清澈的水面映照出荷花红白交织、娇媚百态的身姿。每当心情怅惘，欲亲近这份美好时，荷花似乎总在清风明月之下低首不言，即便是满腔热忱也难以打动。然而，花蕾终将绽放，待到那时，我愿亲自驾驭轻舟，深入那香气四溢的幽静之处，一睹荷花之芳颜。当词人想要像往常一般与物表达亲近，与物相知相处的时候，物对词人产生了抗拒。她垂首不语，处于人类理性之外，几乎不可言说的沉默中，直到词人开始对她展开想象性的探索，物反而在对人类的拒绝当中，变得更加瑰丽。

苏轼在《行香子·过七里濑》中写道：“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东汉初年，严子陵在辅佐刘秀成就帝业之后，选择了隐退，不再涉足仕途，而是悠游于富春江畔，以垂钓为乐。往昔的人们多认为严子陵垂钓实则是在“钓取名声”，而苏东坡在此则笑言，严子陵或许未能全然领略到山水间的美妙，白白在江边度过了余生。如今，无论是那昔日的帝王还是隐士，都如同梦幻一般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唯余空名流传。那么，真正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究竟是什么呢？唯有大自然，唯有那份大自然赋予的无尽之美，才是永恒的所在。“苏轼对于时间的感知历经了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既认识到了时间的有限性，更超越了中国人在时间问题上的恐惧和忧患，表现出时间的一维性、时间的无常性、时间的无时间性和时间的瞬息永恒性。他消融于山水，自失于时间，进入澄明而无限的时间流，进入生命存在的绝对自由的空间，而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时间观的影响下成为其把握当下生活的诗意存在状态的直观。”（明雅妮《苏轼的时间意识与其文学创作的美学联系》）物可以抵抗时间的压制和自然的流逝而变得永恒，物的力量被苏轼再一次体认和承认。

三、万物如春：物我平等

在自然界中，所有事物都应享有平等的地位和受到尊重。尽管人类可以依赖自然之物，但自然之物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其独立性和不可完全认知的特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物与人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物我合一、物我交融的独特和谐与平等。苏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完成了对自然的深刻体认和探析。同时，他在老庄思想、玄学以及佛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世界是由万物多样的存在共同构成的，而人类也只是这众多平等存在之一。

“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浪淘沙·探春》）春天悄然而至，一个“暗”字，既表达了人们对春天的喜悦期待，也暗示了自然界万物对春光的默默体认与欢庆。人类与万物彼此成为“焦点”，相互观察着：词人在探寻自然之时，见红杏低垂，茂盛的绿叶仿佛遮挡了归途。在各自生长的过程中，万物有着自己的繁盛轨迹，它们或许影响着人类，而人类亦无法全然掌控它们。这样的叙述构建了一个人与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关怀态度与视角。“物我都是无须任何外在根据的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彼此彰显自身的存在；物我之间‘合’而‘有间’，任何一方都既不能全部倾其所有也不能不交出部分所有去与另一方建立联系。这意味着物我之间不能以一次性完全重合的形式达到直接的认识和交流，而只能是无限次的部分重叠，并且即便在物我平等的理念中，‘我’也很难完全将物的一切都无误明晰地表达出来”（沙红兵《论苏轼的“物我平等”思想与诗艺》），彼此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当中去无限趋近于对方。“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回首望、孤城何处。”（《祝英台近·挂轻帆》）群山环抱，云雾缭绕其间，层层叠叠的树木被烟雾所掩映，呈现出一片朦胧之景。断肠山仿佛阻断了回望的路，而人类依然不懈探索，试图在自然中寻找一丝愁绪与凄清的解答。自然的生长构成了重重阻隔，人类渴望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其上，却往往只能遭遇相应的阻碍。在人类的视线中，烟树越发密集地繁茂起来。在苏轼的作品里，他常常在自然描写中寓含自我体认，通过对自然的主体性解读，使其与个人体验、情感需求紧密相连，并隐含着反观自我、审视人生的视角。面对自然的不可把控与难以完全体认，他充满了恒久的尊重。因此，苏轼选择通过构建与自然物平等而多样的伙伴关系，与之天真无邪地互动，感受其善意，同时，对自身际遇和人生选择的深刻反思也在此过程中悄然进行。即便在人生得意之时，这份反思亦如影随形。“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瑞鹧鸪·观潮》）苏轼与碧波踏浪之间，仿佛建立了一种相知相惜的伙伴关系。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他达到了一种和谐与安宁的境界。

在苏轼的物我观里，他深刻地阐述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宝绘堂记》），这一理念倡导超越物质的桎梏，转而在顺应性情、享受审美体验的过程中，实现心灵的自由与超脱。他坚信万物皆有其可观之处，只要心存观赏，则处处皆可寻乐。这一信念促使他在心性修养的深厚土壤中模糊了物质世界的界限与差异，构建起一种随遇而安、自在无碍的人生态度。更进一步来说，苏轼在“思与不思之间”游刃有余，达到了“心怀万物，无所不备”的境界，这种境界使他从日常的琐碎中抽离，完全沉浸于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之中。他对于物我关系的深刻反思，推动了他从物质的“实用性”迈向艺术的美感，进而以这份美感启迪人心向善，最终实现了个人生命与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理想状态。苏轼的这一生命范式，不仅是对个人精神境界的极致追求，更是一种对后世具有深远启迪意义的生命哲学。它鼓励人们超越物质束缚，追求心灵的自由与丰盈，在审美体验中寻得生命的真谛与价值。